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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易臣冷冷地回答：“我是说我不当汉奸，别人要是上赶着当汉奸我也管不着，陆先生，麻烦您告诉日本人，我杨易臣有病，不光是现在演不了，今后几年也不打算演了。”
陆中庸不硬不软地说：“杨老板，您不给我陆中庸面子无所谓，可日本人的面子您可不能不给，不然，后果您是清楚的。”
“我听出来了，您这是威胁我。”
“没这个意思，我是说您让我很为难，按理说，我把您的意思如实转达给日本人就没我什么责任了，可我们不是朋友吗？万一日本人动了怒，您有个三长两短的，岂不是我陆中庸对不起朋友？别人会以为是我使的坏，这让我没法做人呀，杨老板还是再考虑一下，反正还有时间，您不忙着答复。”陆中庸显得很通情达理。
杨易臣答应考虑。谁知陆中庸走了以后，下午就来了两个日本宪兵和一个翻译官，翻译官告诉杨易臣，日本宪兵队要请他的母亲杨刘氏去宪兵队问话，那两个日本宪兵不顾杨易臣的抗议，连搀带架地把老太太弄上汽车带走了。杨易臣是个有名的大孝子，这下他终于硬不起来了，事情是明摆着的，日本宪兵队就是要以老太太为人质，逼迫杨易臣就范。
杨易臣此时没了主意，想来想去，只好把好友罗云轩请来商量。
此时罗教授和杨易臣已经商量了半天，谁也没有更好的办法，罗教授只是一个劲儿地叹气：“唉，百无一用是书生啊，一到关键时刻就显出读书人没用了，任你满腹经纶，任你学富五车，在暴力面前真是什么事也不顶。”
杨易臣流泪道：“我母亲已经被抓走三天了，昨天您弟妹去宪兵队探望，回来说老太太还暂时无恙，只是想回家，那个翻译官说，老太太能不能回家，全在杨老板一句话，请杨老板仔细考虑。”
罗教授说：“这是陆中庸捣的鬼，日本人并不了解你家庭的情况，只有陆中庸知道你的软肋在哪儿，他知道你是孝子，于是就想出这种歹毒的办法。”
罗教授见文三儿在百无聊赖地逗鸟儿，便问道：“文三儿啊，你也出出主意，杨老板的事该怎么办？”
“哎哟，罗先生，您可真抬举我，我一臭拉车的能出什么主意？要让我说，不就是唱戏嘛，日本人来请，杨老板得端着点儿，要唱也行，开口就是高价儿，把这帮孙子吓回去，名角儿哪能说唱就唱？咱且得端着呢。”
杨易臣苦笑道：“要真像这位兄弟说的这么简单就好了，和日本人有什么理好讲？再说这也不是钱的事，是民族节气问题，给日本人唱戏和当汉奸有什么区别？”
文三儿认为没这么严重，要是给日本人唱戏也算汉奸，那自己给日本人拉车算不算？前几天还有个日本记者雇了他的车，那小子会说几句中国话，装得像个“中国通”，其实是个“棒槌”，从前门火车站到德胜门，通常这段路只需五毛钱，文三儿愣宰了他一块钱，小鬼子的钱不蒙白不蒙，谁让他犯到文爷手里？文三儿认为自己给日本人拉车不但不是汉奸，简直可以说是“抗日”。如此说来，杨老板给日本人唱几出戏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倒是陆中庸这王八蛋要留神，现在这小子很阴，上次一篇稿子就把陈掌柜的买卖给砸了，害得自己也丢了差事，现在这小子又算计起杨老板来了，想到这里文三儿忍不住骂了起来：“操！我看得找几个道儿上的朋友，把陆中庸那小子做了算啦……”
“这倒是个好主意……”杨秋萍走出房间接口道。
杨易臣烦躁地呵斥道：“你女孩儿家懂什么？你有本事把陆中庸杀了？”
“爸爸，这件事由我来办，我保证他们会把奶奶放回来。”
“你？”杨易臣、罗云轩、文三儿都愣了。
从杨易臣家出来，文三儿先把罗教授送回家，他从西四二条出来，走到缸瓦市又碰见一个人要车，当时好几个车夫都冲上去抢生意，文三儿干脆一把抓住那人的袖子不松手。使他感到奇怪的是，那人一说要去永定门外沙子口，和文三儿抢生意的几个车夫都不去了，文三儿心里嘀咕了一下，但没来得及多想，他抵挡不住这趟活儿的诱惑，按往常的经验，这是趟肥活儿，干吗不干？
文三儿把客人拉到了永外沙子口，一路很顺利，可回来进城时却遇到了麻烦，文三儿这才明白同行们为什么不愿意出城。
永定门的两扇城门只开了一扇，两排蛇腹型铁丝网拦在城门洞前，只留出一个供单人行走的口子，两个日本兵站在口子旁检查过往行人，他们手里端着上了刺刀的三八式步枪，刺刀在日光下闪着吓人的寒光，文三儿一见这阵势腿就有些发软。刚才他出城时是从右安门出去的，右安门是由中国警察守卫的，只准出不准进，所以也没遇到什么麻烦，谁知道永定门这里检查得这么严，而且是由日本兵守卫的。
经常从这里出入的北平人都知道，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那些守关卡的日本兵养成了毛病，凡中国人从他们面前经过必须要鞠躬，否则日本兵们就要打人甚至用刺刀捅人。这似乎不是日本占领当局的命令，而是日本士兵的自发行为，有北平人私下揣摩，这些日本兵大多来自日本底层社会，社会地位低下，现在一下子成了占领军，很有些小人得志。
文三儿想起来了，昨儿晚上车行里的老伙计们临睡之前还没忘了挤对日本人几句，皇城根儿底下的人说话都挺损，老韩头坐在被窝里一边补裤裆一边说：“好家伙，你还真别让穷人得了势，那可了不得，这帮孙子在日本不是打鱼的就是挖煤的煤黑子，要不就是日本窑子里的‘大茶壶’①，卖饭团的店小二，压根儿就没见过多大的世面，用咱北平话说叫人嫌狗不待见，好嘛，这帮孙子猛不丁到了中国，给个守城门洞的差事，手里拎根儿破鸟枪，自然有了种当爷的感觉，就跟暴发户似的，见人就搂不住火啦。”
外号叫“大裤衩子”的那来顺接口说：“你知道这些小鬼子为什么长这么矮吗？那是饿的，长这么大统共也没吃过几顿饱饭，我们孩子他舅舅的街坊在日本洋行当过差，他说过，日本人喝粥时端着个小碗儿跟品茶似的，棒子面粥都不敢大口喝，这主儿要是煽起来可了不得，走道儿都不知道先迈哪条腿儿了，整个一老太太摸电门——抖起来啦。给这帮孙子鞠躬？姥姥，我宁可这趟活儿不干，也不从城门洞那儿过。”
文三儿当时迷迷糊糊快睡着了，没注意他们谈到的向日本兵鞠躬的问题，他平时很少出城，消息又不太灵通，至于鞠躬的新规矩他从没听说过，也没人提醒过他，这就麻烦了。他拉着空车正要从关卡的口子里过去，猛地听见日本兵哇里哇啦吼起来，看样子有什么事招他们不高兴了。文三儿当然听不懂日本话，他也懒得搭理这些日本人，心说瞧他们小日本那揍性，文爷不待见他们，你拿着杆破枪吓唬谁？文爷没招你惹你，你总不能一枪把我毙了吧，日本人怎么啦，日本人也得讲王法不是？
文三儿无动于衷的态度激怒了一个日本兵，他突然一挺刺刀，照着文三儿的脸上就是一个突刺动作，周围的老百姓都吓得惊叫起来，文三儿还没反应过来，他只觉得眼前寒光一闪，刺刀尖已经停在离他鼻子一寸远的地方，文三儿这才有了恐惧感，他脸色煞白，裤裆里变得热烘烘、湿漉漉的，双腿一软，一屁股坐在地上……
两个日本兵大笑起来，文三儿屈辱地从地上爬起来扶起车把，没想到那日本兵又瞪起了眼，一抖刺刀又要刺……文三儿吓得又要往地上坐，这时猛地听见有人喊：“喂！拉车的，日本人要你鞠躬，快鞠躬……”
文三儿慌乱中回头看了一眼，是他身后的一个男人喊的，这人是个国字脸，眼睛不大但很有神，脸部棱角分明，显得很精干……文三儿恍然大悟，他忙不迭地向日本兵连鞠三个躬，那日本兵才收起枪向他挥挥手，文三儿顾不上擦冷汗，拉着车没命地跑出城门洞。
刚才向文三儿喊话的是徐金戈，他刚从沙子口的秘密联络点回来，正在排队过关卡，发现文三儿的处境危急，便喊了一句，这句话救了文三儿的命。
文三儿算是彻底明白了，这些日本人实在是太孙子，现在不是你想不想搭理他们、招惹不招惹他们的问题，而是他们要搭理你、招惹你，你躲都躲不开，人家认准了要当你的爷，大概这就叫亡国奴吧？他们还真没什么王法管着，杀你像捻死个蚂蚁一样，刚才要不是有好心人提醒，文三儿这条命可就悬了。
文三儿走不动路了，他的两条腿现在还在哆嗦，而且浑身软得像是没了骨头，冷汗不停地顺着后脊梁流进屁股沟，使文三儿感到难堪的是，他竟尿了裤子，在刺刀接近他鼻子的一刹那，文三儿的尿道括约肌竟然很不争气地失灵了。看来罗教授说得有道理，日本人的坏，已经超出了正常人的想象。
徐金戈已经通过了关卡向文三儿走过来，文三儿一见徐金戈就不由自主地跪下，流出了眼泪：“谢大哥救命之恩……”
若按一般人的行为，见有人跪在自己面前，总要上前扶一把，嘴里还要客气一下，可徐金戈很怪，他站在那儿动也不动，只是鄙夷地说了句：“你的膝盖有毛病吗，怎么动不动就打弯儿？”
文三儿可听不出他话里的意思：“大哥，我是拉车的，腿没毛病，有毛病吃不了这行饭……”
徐金戈终于火了，他低声咆哮起来：“你他妈给我站起来，软骨头的东西，你除了下跪还会什么？”
文三儿慌忙站了起来，惊恐地望着徐金戈，他实在闹不清这个人为什么发火。
徐金戈的口气缓和了些：“兄弟，咱是个爷们儿，是爷们儿就该有点儿血性，膝盖不能打软，尤其是对日本人，就是死也得站着死，不能丢了咱中国爷们儿的脸。不错，刚才我过关卡时也向日本人鞠躬了，可我不白给，往后他们得用命来还。兄弟，你叫什么？”
“大哥，我叫文三儿。”
“好吧文三儿，咱们后会有期。”
“大哥，您怎么称呼？”
“你就叫我老徐吧，文三儿，你记住！无论什么时候，膝盖不能软，再见！”徐金戈转眼就消失在人流中。
陆中庸和很多文人一样，有着夜里不睡，早上不起的习惯。当小报记者时，不需要到报社坐班，只要按时交稿就行，因此他养成了上午睡懒觉的习性，这习性很怪，必须要自然醒，一旦有人叫醒他，便一天都没精神。
陆中庸进入新民会并没有人强迫，是他自己争取来的，新民会是北平沦陷初期，由日本占领军策划成立的亲日组织，这个组织吸收成员也是有规矩的，最好是社会名流，名气越大越好，本来以陆中庸战前的身份加入新民会并出任副会长是不可能的，一个小报记者无论如何不能算做“名流”，但陆中庸有自己的办法，他知道，若指望同是中国人的新民会核心层接纳他无异于与虎谋皮，国人内斗的传统在新民会里表现得尤为激烈，连当汉奸都要争出个高低来，会长王克敏和几个副会长之间谁也不服谁，都把战前的身份亮出来加以比较，争论着谁的身份更为尊贵，经常吵得不可开交。新民会成立之初，谁也没想起来请陆中庸出山，这使他很有些失落感，但转念一想又觉得并不奇怪，谁会把一个有本事、有才华，甚至有可能取代自己的人放在身边？新民会的那些骨干成员当然懂得这些，陆中庸认为这是可以理解的，换了自己也一样，卧榻之下，岂容他人酣睡？问题是，好事是需要自己去努力的，被动地听凭命运的安排，这不是陆中庸的风格，他要主动出击，与其和奴才商量不如直接去找主子，主子倒是往往比较好说话。他直接找到日本驻华北派遣军联络部部长喜多诚一毛遂自荐，理由是新民会的几个负责人中还缺个擅长宣传工作的干部，那些成员或是商人，或是旧官僚，唯独缺个笔杆子，况且他对“中日亲善”有着独特的理解，新民会如果对陆中庸这样的人才都视而不见的话，那是新民会的巨大损失。
喜多诚一琢磨了一会儿，觉得陆中庸的话有几分道理，新民会刚刚成立，宣传工作的确很重要，再多安排一个副会长的职务也无所谓，反正上峰也没有规定新民会的具体编制，于是陆中庸便如愿以偿地成了副会长。
陆中庸发迹后在西四劈柴胡同买了个四合院，也雇了管家和佣人，日子是好过多了，一开始他还不大习惯，长这么大还没让人伺候过，有时佣人给他端茶，他还下意识地说句“您受累”一类的客气话，倒把佣人吓了一跳，其实陆中庸并不是真过意不去，而是小人物当久了产生的惯性。
昨天晚上他和几个朋友去鸿宾楼吃饭，陆中庸喝高了，被送回家时已不省人事，今天起床时他还感到头重脚轻，太阳穴隐隐作痛。管家进来通报，说有位姓杨的小姐登门求见，说是杨易臣的女儿。陆中庸吩咐管家，请客人在客厅里等候。
他更衣时心情很愉快，既然杨易臣的女儿上门求见，那肯定是杨易臣同意演出了，这就对了，日本人未必在乎杨易臣唱一两出戏，人家要的是你合作的态度。平心而论，陆中庸最烦的就是杨易臣所谓的“气节”，你一个戏子，吃的就是开口饭，给谁唱戏都是唱，干吗要做出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你是史可法还是文天祥？你若是自比忠臣，那我和新民会成什么了？其实陆中庸也没想把杨易臣怎么样，以杨易臣的母亲做人质的主意虽然是他出的，但这不过是给杨易臣施加点儿压力而已，只要杨易臣同意演出，谁也不会把老太太怎么样，陆中庸认为自己还是很够朋友的。
陆中庸走进客厅时，坐在沙发上等候的杨秋萍马上站起来，很有礼貌地向他鞠躬：“陆伯伯，您好！”
陆中庸满面笑容地将杨秋萍按坐在沙发上：“秋萍啊，你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