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在已公布的史料和档案来看，俞鸿钧的操守始终被外界质疑。秘运黄金时手脚干不干净，也是疑云重重。但当时运金的公文，都是他直接向蒋介石单线报告，如果没有俞鸿钧，黄金应该很难搬来到台湾。监察主管部门针对黄金运台数目展开调查，发现严重短少，因档案资料不齐以及相关“央行”人员尚未来到台湾，最后都不了了之。
监察院《监察法》根据有关规定，“调查人员调查案件，于必要时得通知书状具名人及被调查人员就指定地点询问”。由于俞鸿钧出任行政当局一把手要职据说主要是因为1949年搬运黄金白银有功，于右任等多位风骨嶙峋的现代“御史”早想弹劾他了。
但是，为德不卒。出任行政当局一把手的俞鸿钧在来台不久就被监察主管部门弹劾，弹劾的理由都没有公布，一般认为是因黄金运送出上海时被侵吞，保护黄金不力。当时不敢公布大概是怕影响币值稳定，加剧通胀，加重金融危机。
“监委”们一直在找俞的短处，他们发现当时俞鸿钧虽已经是行政当局一把手，却仍占用“中央”银行“总裁”官邸，而且水、电、瓦斯等费用均由“中央”银行支付，雇用司机、工友100多人，仅房屋的租费每年就多达36万元以上。
“监察委员”又发现俞鸿钧施政举措严重不当，于是又在监察主管部门通过纠正案，就军公教待遇问题纠正行政当局，行政当局逾期答复后，监察主管部门又决议约询行政当局一把手，遭到俞鸿钧拒绝。监察主管部门于是通过弹劾，将俞鸿钧送当局司法部门公务员惩戒委员会议处。
据台湾监察主管部门档案资料，俞鸿钧于1956年12月因行政当局的“美援运用委员会”人员待遇高出一般公务员5倍，监察主管部门提出纠正后，行政当局竟以“减少待遇将影响工作情绪”为由拒绝答复，加上俞鸿钧拒绝就当时军公教待遇调整问题赴监察部门接受质问，监察主管部门提出弹劾。
个中原委非常复杂，这就是轰动当时整个台北官场的一个值得特写的大案——1957年于右任弹劾行政当局一把手俞鸿钧。当时身为“监察委员”兼一把手的于右任，以及他的同僚们非常想了解俞鸿钧贪渎的这些事实，于是向俞提出质问，并多次约请俞鸿钧到监察部门来回答质询，俞均置之不理。
于右任对俞鸿钧目无监察主管部门的行径极其愤慨，乃于1957年12月10日亲自来监察主管机构主持会议，弹劾俞鸿钧，在此之前他是很少踏进办公室的。其他“监察委员”们也认为俞欺人太甚，群情激昂，通过了对俞鸿钧的弹劾案，并将弹劾内容向新闻界公布，俞的处境颇为狼狈。
这件事终于惊动了蒋介石。1958年1月16日，蒋介石在台北中山堂召集国民党中央委员、评议委员和国民党籍的“监察委员”近两百人开会，公开袒护俞鸿钧，称弹劾中所列各点，许多事不能责备俞鸿钧个人。蒋还在会上当面斥责于右任：“院与院之间发生争执时，可由‘总统’召集有关‘院长’会商解决之。我一直在等你们来报告我，让我召集两院院长会商解决，你们大可向我作此请求。”他厉声问道：“为何不走这条途径？”
但是事情已经晚了，监察主管部门转请司法主管部门召开公惩会，最后也议决记俞鸿钧申诫一次。此一惩处虽属轻微，但对行政当局的声望打击甚大，俞鸿钧随后辞职，由台湾二号领导人陈诚兼任行政当局一把手。
当年，蒋介石对于监察主管部门此举颇为不满，曾威胁开除弹劾提案的10名国民党籍“监委”，若是成了事实，这十几名“监察委员”就丢官了，蒋介石的蛮横也引起社会各界尤其是美国人的不满，学界也分成保皇派与改革派，两派进行了大论战，但当时公意倾向认为，蒋袒护俞失当，行政当局一把手无权拒绝监察主管部门约询。
蒋单拳敌不过众口，弹劾案终于通过了。不过另有看法认为，当时国民党内的CC派才是弹劾案主角。
但国民党闹家变，当时的民主监督力量总嫌不够，国民党籍的“监察委员”弹劾了同党的行政当局一把手俞鸿钧，总是非比寻常，一般都认为有派系因素，但非主因，主要还是出于于右任的大公无私。
2 于右任的革命生涯
于右任先生原名伯循，生前以字行于世。号骚心，又号髯翁，晚年号太平老人。生于1879年，卒于1964年。他一生扮演了多个角色，从反清的流亡诗人，到鼓吹革命的办报人，又曾担任靖国军的总司令，更担任了长达三十四年的监察主管部门一把手，同时也是一位制定标准草书的大书法家，一生功绩彪炳，对民国之创立与建设，厥功甚伟。
于右任先生是办报的新闻先驱，办学的教育家，后来成为国民党内一个有名的领导人。于右任为新闻记者讲课时曾强调职业道德，他说：“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昔人以此为执政者之天职，吾则以此为新闻记者之不二法门。”“为维护新闻自由，必须要恪守新闻道德。新闻道德与新闻自由是相辅相成的，没有新闻道德的记者，比贪官污吏还可恶。”
他曾为响应“护法运动”而统率陕西靖国军，之后又出任监察主管部门一把手多年，可谓文武兼备，然而最深植人心的，应该是他那深厚的汉魏碑学。作为中国近代书法史上一位伟大的书法家，他兼擅真、行、草各体，尤其以草书名世，曾被誉为“当代草圣”。他著名的于体草书，成就非凡，在近代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于先生是陕西省三原县人，清末举人。原本仕途看好，但他向往革命后因讥议时政，遭到清政府的通缉。后逃到上海，参与创建复旦大学。在1906年，于右任为筹集办报经费而去日本，在日本拜会了孙中山，并加入同盟会。
不久，回到上海，先后创办了《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鼓动人民起来推翻腐败的清王朝。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于右任出任交通部次长。1918年，于右任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1922年，他在上海创办上海大学，并任该校校长。1924年，国民党改组，于右任当选为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1925年，于右任随孙中山北上，任北京政治委员会委员，极力赞成国共合作。1927年，于右任任国民军联军援陕总司令。此后，他历任南京国民政府审计院院长、监察院院长等职。
于右任虽身在国民党阵营，却是一个强烈的爱国者，主张国家统一。
于右任民国初年在陕西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1926年12月22日，他担任靖国军总司令，和联军驻陕副总司令邓宝珊发表就职宣言，提出废除旧的政治体制、统一全省财政等12项整理陕西军政的计划，号召民众“共同起来呀！建设美满幸福的新生活”。
1927年2月，根据联军总司令部决定，将西北大学改建为西安中山学院，还创办了西安中山军事学校，为革命培养人才。此后，联军驻陕总司令部发布许多法令，取消苛捐杂税，减少农民地租；政治部和教育厅还翻印了大量革命书籍，并允许各种进步书刊公开发行。
在于右任、邓宝珊的支持和大批回陕的旅外学生推动下，全省工、农、学生、妇女运动蓬勃发展，出现了陕西近现代史上少有的革命高潮。于右任早期对蒋介石不假辞色。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叛变革命，于右任主持的国民党省市党部接连召开讨蒋大会。于右任在4月27日陕西省党部召集的大会上，痛斥蒋介石“叛党叛国之罪恶”。
于右任和一些国民党左派人士，也反对蒋介石残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他和他的同乡同行兼好友张季鸾在《大公报》上骂军阀吴佩孚，骂汪精卫，骂炙手可热的蒋介石，抨击蒋介石杀戮进步青年，残害民族精英。
宁汉合流以后，国民政府任命于右任为陕西省政府主席，他不屑做官，未到任。1928年2月他出席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被推选为国民党中执委会常务委员、国民政府常务委员，还被指定为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在同月下旬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又被推为国民政府审计院院长。
1930年11月，于右任在南京出席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被推为主席团五成员之一。这次会上，他被推选为国民政府委员兼监察院院长，这一做就做了三十多年。自国民革命统一中国，国有大事几无役不从。前后长监察院凡三十四载，对于现代监察制度的建立和监察权的行使有极大的贡献，因被尊为“监察之父”。
3 于右任与毛泽东及共产党的关系
毛泽东最早见到于右任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1924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举行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右任与毛泽东都出席了会议，这是他们之间的第一次见面。
在会上，于右任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担任执行部的工人农民部长。毛泽东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主编《政治周报》，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在1926年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再次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自然少不了与国民党重臣于右任共事。
毛泽东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所以和许多国民党元老级的要人们都认识。但他最敬重的是大才子于右任先生。毛泽东不仅在青年时代受其影响，并与之有过谈诗论词等多次交往，而且晚年时还向秘书田家英索要保存下来的于右任的草书。
于右任后来到了台湾，但毛泽东对他的书法仍旧极感兴趣。1958年10月16日，他在给田家英的一封信中说：“田家英同志，请将已存各种草书字帖清出给我，包括若干拓本（王羲之等），于右任《千字文》及《草诀歌》……”
于右任早年曾主编过思想激进的《民立报》，毛泽东在学生时代喜欢阅读此报，当时就知道了于右任的大名，对其很仰慕。
在长沙，我第一次看到报纸——《民立报》，那是一份民族革命的报纸，刊载着一个名叫黄兴的湖南人领导的广州反清起义和七十二烈士殉难的消息。我深受这篇报导的感动，发现《民立报》充满了激动人心的材料。这份报纸是于右任主编的，他后来成为国民党的一个有名的领导人。这个时候，我也听说了孙中山这个人和同盟会的纲领。当时全国处于第一次革命的前夜。我激动之下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堂的墙上。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思想还有些胡涂。我还没有放弃我对康有为、梁启超的钦佩。我并不清楚他们之间的差别。所以我在文章里提出，把孙中山从日本请回来当新政府的总统，康有为当国务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
这是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延安采访毛泽东时，毛泽东和他如此谈论《民立报》及其主编于右任。
毛泽东写的那篇文章就是《打倒清王朝》。这篇文章的发表，在学校引起很大的轰动。这也是毛泽东第一次公开发表政见！从此，毛泽东把知识的触角从文化领域转入政治领域，思想发生了重大转折，开始了其思想家和革命家的人生！这与于右任主编的《民立报》有着不小的关系。
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于右任与中国共产党保持着良好的关系。1938年1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华日报》在武汉创刊，于右任应邀为该报题写报头；到重庆后，于右任仍通过屈武与中共保持联系。
从现存史料看，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有一段时间，于右任在上海工作时，也曾与毛泽东有过不少的接触。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与于右任曾在一起畅谈诗词。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到重庆谈判。8月30日，毛泽东即与周恩来由山洞林园赴城内拜访于右任。不巧的是，于右任因公外出，未能见面。当天晚上，张治中在桂园为毛泽东举行宴会，并邀请了于右任、孙科、邹鲁等人前来参加。时隔多年以后，毛泽东终于与于右任又见面了。
9月6日中午，于右任设午宴招待毛泽东、周恩来和王若飞，并邀请张治中、张群、邵力子、丁维汾、叶楚伧等人出席作陪。由于毛泽东和于右任两人志趣相投，都喜欢诗文，在宴席上，两人就聊起诗文来了。在谈话中，于右任对毛泽东的《沁园春·雪》极力称赞，对该词的结句“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尤为赞赏，认为是激励后进之佳句。毛泽东却道：“怎抵得上先生‘大王问我，几时收复山河’之神来之笔。”
原来，于右任参观成吉思汗陵墓时曾赋《越调·天净沙》：“兴隆山上高歌，曾瞻无敌金戈，遗诏焚香读过，大王问我，几时收复山河。”说罢，于右任与毛泽东皆拊掌大笑，举座皆欢。毛泽东与于右任都熟谙诗词，都对古人的名作即兴拈来则不足为怪，可他们都能背诵对方的诗词，两人的学问之博、互敬之情，真令人不得不叹服。
4 担任“御史”，大力惩贪
于右任刚正不阿、嫉恶如仇。抗战前夕，蒋介石置国内抗日舆论于不顾，以“危害民国”为名，在上海逮捕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史良，造成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针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于右任、宋庆龄、何香凝、胡愈之等联合发起了名震中外的“救国入狱”运动。于右任、冯玉祥也在南京发起征集10万人签名营救“七君子”的运动。国际上的名流学者，如时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世界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以及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等，都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要求释放“七君子”。蒋介石迫于国内外的舆论，不得不将“七君子”释放。
众所周知，于先生是国民党元老，是一个真诚的爱国者。他出身贫苦，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投身于推翻清廷的辛亥革命，其后又参加了反袁和护法诸役。在1924年至1927年大革命时期，他拥护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的主张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大革命失败后，又与何香凝、经颐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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