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弊事端，杂志社经常有人来拜会、来鼓励、来建议、来发牢骚，不一而足，每届选举，更是忙上加忙，电话不停。
国民党的老朋友避讳与他往来，因此旧友新交皆属民、青两党人士，或为无党无派者。1960年他们常相聚会，并已讨论组党，到处开会，所到之处，均有地方人士捐助，记得唐荣铁工厂也捐过10万元，但随后遭到报复，差点关闭。
雷美琳也谈到获知父亲被捕时的心境。她表示，事实上她的父亲被捕前不久，她刚踏入社会，第一天去大龙峒台北市立启聪学校教书，就是她的父亲陪她去见陈校长的。后来她换工作到彰银上班，她的父亲总是利用中午来看她，当时他们谈的都是有关《自由中国》刊物种种，以及新党筹组情形，那时已是公开的秘密。
雷美琳说：“我担忧父亲劳累过度，每次碰到傅正，我总是拜托他多看顾父亲一点。父亲和我的聊天中，我们早已达成共识，他迟早要去坐牢，只是没有意识到事态的发展，除了他整整坐满十年黑牢外，出狱后依然受到严密监控，直到他去世为止。”她认为父亲被捕主要的原因是蒋介石要扶植蒋经国，要为蒋经国扫除一切异己，而阻止新党成立，扼杀《自由中国》等刊物所有的改造言论和建议，就成为威权体制当时唯一的手段。
8 雷震案阴影之下的雷家
雷震狱中时期（1960—1970）的生活，是其子女们永难忘怀的记忆。
十年牢狱，让雷震错过了见证子女的成长，使他无法在她们身边指点人生道路，敦促她们努力向上，只能透过一封封家书，传递他对妻儿的关切与情感。《雷震家书》包含雷震狱中家书和雷震的家居照片，呈现了他许多不为人知的生活画面及其作为人夫、人父的生命景观。
女儿们回忆，父亲狱中生活非常有规律，读书、写作之外，有时还通过养鱼来自我消遣，在他有限的空间里散步或做其他运动，可说是十年如一日。记忆中，他头一年自看守所移送至新店军人监狱后，由于不习惯，有一短暂时期的情绪不稳定；再者于1970年出狱前夕，因他写的回忆录原稿遭狱方强行收去，他曾强烈抗议、不欲出狱外，以他急性子和好动的个性来说，均可说是相当平静。
他在狱中受苦的日子中，仍然关心周遭的人，这是他个性仁厚的地方。子女们请何孝基大夫去牢里探视他的病痛，他也请何大夫为一位士官看病，并彻底治愈了那位士官的宿疾，事隔多年，子女们已忘记那位士官的名字了。
雷震在狱中写信给家人及子女，狱方也有规定不能多写，此外他与胡适的通信是经过特许的。总之，子女们对狱方当年种种设限和当年会客时的监视监听不以为然。
她们的父亲出狱后仍遭情治单位监视，当时与陶百川时有互动，此外还有王新衡、王世杰。那时国民党方面已成立一个雷案善后五人小组，成员计有安全局长周中峰、警总副总司令王杰、“监委”酆景福、保安处长吴彰烱，五人小组的召集人似为王新衡（蒋经国的留俄同学）。以上所提陶百川、王新衡也是她们父亲的老朋友了，1950年她们的父亲访问香港时，陶、王两人时亦滞港。
她们的父亲甫出狱后即遭受24小时严密监控，家人不堪其扰。记得有一天，她们的父亲参与婚宴回来得早一点，夜里8点多钟返家休息，那晚他从后门进来，监视他的特务没有注意到，直到半夜过后，特务们急了，会同派出所警察来敲大门，半夜三更也惊醒了左邻右舍，雷美琳回忆说：“佣人老陈只好将父亲从熟睡中叫起来，特务验明无误，方始离去。”
她们的父亲出狱后与民主运动人士交往不像以前方便了，出狱后虽与郭雨新的互动甚勤，但不再有入狱前那样的见面式的联系了，因为双方均遭严密监控。在她们的印象中，仅限于过年过节互赠礼物、传达书信等相互关怀之联络情事，且多半都是由女儿居中传达，在记忆中都是由郭宅的后门进出，以避监视者之耳目。
当时在松江路寓所与许信良的会晤是透过陈菊安排的。1978年10月，施明德与艾琳达的婚礼在中国大饭店举办，雷震应邀证婚。那晚的司仪是陈鼓应，事后他告诉女儿当晚党外精英全员到齐，他们对雷震一致推崇，情绪高昂。由于雷震与成舍我的友谊，雷震介绍了不少人去世界新专（现为世新大学）执教或就职，印象中有王晓波、张化民、胡虚一等，记忆中好像成舍我有求必应、照单全收。
她们的父亲晚年对政治环境的看法很乐观。
对于世界局势，他认为资本主义、共产主义都在逐渐转变中；对于岛内的知识分子，他期许应将目光放远，抛弃明哲保身或随波逐流之想法。他回顾在军权统治、一党专政下，为了贯彻自己的理想，从狭窄的国民党政治圈中跳出来，争取言论自由，展开反对党运动。
他所表现的胆识、气魄、风骨，在面临巨变的近代史上扮演了一个角色，他亲口告诉女儿：“历史会还我清白，也将证明我的所作所为是正确的。”对于台湾民主发展，他抱持乐观的看法。他认为这是一个旧时代的残尾，也是一个新时代的启端，他认为每一个时代都有新的因素出现。
雷震案对其家庭及对其子女一生的为人处世，都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雷案发生后，其子女受到直接和间接的打压，谋生不易，但由于她们的父亲一生宽厚待人，加以平生行谊获得普遍赞誉与同情，家人亦感同身受，子女们对父亲所作所为尊敬而爱戴，父亲从事民主运动期间，家人深受恐惧与煎熬。每当子女们想起以前的种种，总像从噩梦中醒来，而不会因年代的久远而遗忘。
她们回忆，1960年9月4日，雷震遭警备总部军特人员逮捕，在此项非法行动之前，好多父执辈的朋友，其中包括父亲的长官或旧属，都或明或暗地一再向父亲或家人提出过警示。雷美琳回忆说：“事实上在父亲出事前两年，有关逮捕父亲的风闻即不断传出，每逢父亲出门，母亲总是一再叮咛要注意行人车辆，安全第一。”“我们身为子女，看到较往常更显得忙碌的父亲，除了担忧之外，真的不知道要为他老人家做些什么。”
那一段时期（1958下半年至1960年9月）居家附近所显示的迹象和征候，早已使她们感到与往昔迥异。隔着竹篱笆的巷子里，总是有人透过隙缝向家里窥视。她家（新店广明路174号）就在巷口第一家，临街就是广明路，有家小杂货店就在巷口街边，她们出入都会经过这家小店，也经常照顾他们的生意，尤其是她的奶妈，是她将雷震的大小女儿带大的。奶妈是一位慈祥的妇人，几乎三天两头去买一些家里缺少的日用品，她告诉孙女们，店里现在每天都有生人来往徘徊，并向杂货店老板打听家里的情况；他们有时也直接问奶妈有关她们父亲的种种，“态度并不友善，似乎也没有什么顾忌”。
雷德全回忆，她的父亲通常午餐后，习惯小睡片刻，有一天他告诉她说，今天无法休息了，吃过饭后他要到台中开会，不想被特务跟踪；平常他在台北的活动不大考虑特务盯梢的问题，情势上也难以避免。她和大妹雷美莉商量，决定从邻居的大门出去，带着父亲绕过后山走到七张。
由于她家与隔壁冯家有小门相通，所以雷震顺利地回避了特务的监视，绕到了后面巷子，穿过文山中学的操场，花了两个小时，走荒径小道，才到七张。她们在七张车站送父亲搭上公路局的班车后，雷德全才和雷美莉踏着轻快的步子，从大路踱回家。经过杂货店时，那些特务们都傻了眼，竟然问她们什么时候出去的。“我和妹妹没有理会，只是开怀大笑，好像完成了一件多么了不起的大事。”雷德全得意地说。
有一阵子，报章上常有军车肇事新闻发生，子女们又开始为父亲的安全忧虑了，“但绝不是我们的过虑或敏感，因为稍早以前有一个父亲的老友已提出预警，要父亲改变一下一贯固定的路线行径，因为他知道父亲平时行程的路线都是一样的”。
雷震吃过了饭，小睡一会儿之后，即走向新店公路局车站，总是在台大站下车，然后顺着新生南路走到和平东路的自由中国杂志社。雷震的老友所得到的预警是情治单位打算制造假车祸，以军车撞击他。雷震却不相信有这种恶劣的阴谋，依然我行我素，不以为然。“但妈妈、我和妹妹已决定每天陪他去社里上班，我们一齐乘车，一齐在路上行走，让父亲在中间。走了两天，他终于含泪答应我们不再在路上步行了。”他说，不愿意看到妻女为他受罪，或是忧心。
身为政治案件受难者家属的心路历程是坎坷的！
雷震系狱后的四分之一世纪中，“反对党”与“叛台者”同义。1970年雷震出狱后，大环境依然没有什么改变，威权体制下高压依旧，身为雷案家属，均被列入管制之列，“我家里的电话均受到监听，外子在海军经历遭到限制，提前退伍，但昔日袍泽并未断了联络”，雷美琳说道。所以外子常警告他的同学说：“不要在电话上发牢骚，我家的电话是24小时录音的。”那一段时期，雷震了解她们遭受牵连的遭遇，便鼓励她们离开台湾，他说：“趁孩子还小，你们还年轻，为了下一代，你们应向外发展。”她们姊妹们在父亲的激励下积极办理了离台手续。
去台多年而心系老父，返台探亲却有着太多的不愉快经历。
1978年初，雷美琳在其父亲寄来的贺年卡中赫然发现一句：“何时回来看我？”当时她就潸然泪下，立即以电话通知最小的弟弟雷天洪，约他一同回台探望父亲。然而，两个儿子因中学课程甚紧，外子也因工作关系终究未能同行，“但他们都知道我念父情切，祝我有一个愉快的探亲行程”。
但这一趟返台探亲的行程，并不是十分顺利愉快。当飞机降落时，她和弟弟雷天洪兴奋之情难以形容，终于可以看到阔别五年的父亲了。“我们的高兴似乎太早了一点，当我们走向入境的窗口时，噩运就从那时开始。”
只见那位小姐接过她们的证件检查后，看了她一眼，一句话也没有说，立即站起来匆匆向走廊上另外一道门走进去，不久后由门内走出一大群男男女女，男的着灰色条纹西装，女的则着一式窄裙，男士们带弟弟去一间房内检查，女士们则带领她和女儿去另一间屋内检查。
那是一种很详细的全身检查，衣服也要脱掉，连小孩子也不例外，他们个个态度恶劣，她七岁的女儿哪里见过此类情景，吓得哭了，“我感到非常难过与生气，为什么我要受这样的侮辱，连人的尊严都没有”。
但他们拿了行李出海关时，又发生了难以想象的状况。那个年代美国的Ponds面霜和牙膏都算是珍品，苹果也是昂贵的，可是她带的这些物品却受到不可思议的待遇，还是那一批人，继续在检查，他们竟然把牙膏盒打开，将牙膏挤些出来；把好好的Ponds面霜盖子扭开，用手指往里面搯着；一箱苹果中他们还会挑几个出来，用刀破成两半。
这些拿着鸡毛当令箭的特务匪夷所思的行为，被她后面一位美国旅客看见了，立即抗议，并递给她一张名片，对她和雷天洪说：“如果你们要控诉他们，我会为你们作证人。”这些特务在外国人面前丢人现眼，严重伤害了自己同胞的尊严，自然也令台湾蒙羞。
她们在重新整理行李的时候，一位海关人员走过来对她说：“雷小姐！我感到抱歉，但我要告诉妳，他们并不是属于海关的人员。”她当即向他致谢，表示理解。但二十五个年头过去了，当年的小女孩早已是一个成熟的妇人，她的女儿受了那次惊吓，再也没有想到要回去看看。她没有想到，更不会理解，以她当年七岁的年纪，竟也会遭遇到政治犯家属的对待。
自1974年底离开台湾，三年后第一次回台即遭受了那样的屈辱，连七岁的小孩也没有放过。的确是令人感慨万千。亲情、友情，何处是归程？
1978年11月，她又接到父亲因病住院执行手术的消息，当即会同弟弟雷天洪驱车南下，与洛杉矶两个妹妹同赴台北探视，再次受到了年初飞回台北时的不公正待遇，粗暴的翻箱倒柜或检查依旧。但在说词上稍为客气了点，也是男女分别检查，她们姐弟4人，分在两个房间内。
当她问检查人员：“全机约400人，为什么只检查我们4人？”特务回答也妙：“每班飞机抽查4人，两位外籍旅客，两位台湾人，以示公允。”面对这批上行下效的小人物，她也再懒得问下去，只对弟弟雷天洪说：“那才怪了！我们两个拿台湾旅行证件，美莉、美梅拿美国护照，怎么这样巧！”
1979年3月初，她的父亲手术后病危，她们姐弟分别从旧金山、洛杉矶赶回台北，下机后，检查依旧，只是这次她没有带皮包，随身证件机票放在大衣的口袋里，检查她的那位女士问她：“雷小姐，你的皮包呢？”她没好气地回她一句：“规定女人一定要带皮包？”这时飞机上乘客已走了一大半，那位女士随即又加上一句话：“小姐，老实告诉你，你的皮包内有重要文件，已托头等舱的乘客朋友带出去了。”雷美琳顿时为之语塞，愣在当场。事实上因这次旅程仓促，为求简便，她在装箱时候随手将那只较大的皮包放进去了。
以上是雷美琳在1978年至1979年间三次回台时的机场奇遇，即可反映出当时的高压气氛及台湾情治人员的水平。
2001年2月26日，雷震的子女雷德宁、雷德全拜会陈水扁，陈水扁立刻作出回应，指示有关单位成立项目小组来处理。第二天，陈水扁前往历史档案馆视察，并公开挑出两份雷震案的档案宣读，这是雷震案的官方档案首度正式公开。
受命调查的有关方面立即组成“雷震先生现存资料调查项目小组”，随后访谈49位军方相关人员，清查约108000余卷档案资料，搜集到雷震部分日记复印件、回忆录与雷震案的公文。有关方面于5月18日以3个月时间完成调查，移交历史档案馆，14卷档案，1500多页的数据于6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