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提醒人才造就固然重要，人才运用也要注意，不可让杰出人才用非所学，甚或学而不用。
多年以前，梅贻琦校长在病床上留下了他对台湾“清华大学”校友和学生们的最后讲话，希望大家通力合作，发展清华大学的校务。他的讲话，是用录音机录下来，在2012年4月29日台湾“清华大学”五十一周年校庆的庆祝会中播放。
这位主持清华三十年的老校长说：“今天‘清华’校庆，校友们都回来，可是我一直被病魔缠扰，不能来参加。希望在三两个月以后出院，和大家聚会，这是我所期望的事。”
他又说：“‘清华’这几年有进步，是‘清华’的幸运，也是大家通力合作的成就。核子反应器的顺利装置完成，也是大家的努力。希望今后仍然通力合作。”
他还说：“校友们赠贺仪祝我掌校卅年，我觉得没有太大建树，很过意不去。据说聚起来的钱数目不少，这些钱把我住台大医院欠的钱和借垫的钱还清了还有多余，我不希望用在医院里再住两三年而将这笔钱用光，希望早日出院，利用这笔钱做些对社会、对学校有益的事。”
梅贻琦先生毕生的理念是教育，他实现此理想的对象就是清华，他在教育上身教重于言教；他有着传统儒家最好的性格，虽言必有中，却寡言慎行，有人说他是“平凡里见伟大，沉默中寓神奇”。梅校长不爱讲话，但讲话的时候往往会蹦出一句高度的幽默话，并且很少用肯定的句子。
当初清华学刊上曾经有同学集校长的话写了一首打油诗：“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以为，恐怕仿佛不见得。”但这并不是说梅校长处理事情的时候犹豫不决，恰恰相反，在重大决策上，梅先生总是当机立断，而且择善固执。譬如在他三年教育主管部门一把手任内，凭着他卓越的眼光、宏博的学识，曾经把多少纷乱的意见，改易为平正通达、致密妥善的主张。
1931年10月，国民党政府任命梅贻琦为国立清华大学校长。12月3日梅贻琦到校发表就职演说，强调“致力学术，造就有用人才，将来为国家服务”，并提出了著名的“大师说”，即“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他科学的办学理念，加上民主实干的风范，使清华大学迅速进入国内名校之列。
悠悠岁月，清华百年，清华的使命已从争取教育独立转变为力图实现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在这一进程中，清华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而这正是清华孕育高素质人才、产生高水平研究成果，并为社会提供高质量服务的基础与核心，也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前提条件。
由于清华的特殊地位，它所具有的文化魅力不仅影响了学子的人生轨迹，而且对整个中国教育界乃至中国社会产生了不可磨灭的辐射与引领作用。今天，面对新形势、新挑战，清华人正在进行新的反思，梅贻琦生前常用“生斯长斯，吾爱吾庐”这句话来形容他与清华的关系和他对母校所抱的深切感情。校友们也常称赞他与清华所保持的终生不渝的“血缘”。
梅校长总算实践了大学是学者聚集的地方，传承、创造知识的地方这一理念。
梅贻琦逝世后，他的一位老朋友在悼文中曾用这样两句话概括他的一生：“他毕生的理想是教育，实现这个理想的对象是清华。”这确实是对梅校长的生平很中肯的评价。
雷震：众人皆醉，我独醒
引言
他是1949年之后台湾政治史上最诡谲、最壮阔的一个传奇。
他曾是蒋介石倚重的红顶智囊，但在威权年代，坚持民主宪政，成为对抗国民党政权机器的报人与政治家，令蒋介石万分头痛。
他曾创办《自由中国》，鼓吹自由民主，并曾筹组“中国民主党”，挑战当时当权者所主导的政策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最后被捕入狱，当时蒋介石甚至亲自要求其刑期不可少于十年。
让我们把时钟调回五十年前，在海峡的右边，一份杂志因为发出不容于台湾当局的声音，被蒋介石下令停刊，其负责人雷震被捕。宣判当天，蒋介石明确指示，“刑期不得少于十年”、“覆判不能变更初审判决”。
尽管这份杂志再也没能死而复生，雷震本人坐穿了牢底，也没能亲手实现自己的主张，但今日台湾之民主政治的确立、成熟，却正是以这份名叫《自由中国》的杂志为滥觞的。
雷震在国民党内曾经担任大官，他对现实政治有深入的了解，与文人作家和报人不同。随国民党来台的知识分子很多，大家都选择缄默，胡适的“宁鸣而生，不默而死”是讲给别人听的，他自己就做不到。祖国大陆时代大鸣大放的文人，来台湾以后，只能谈风月，不敢碰政治。雷震却挺身而出，越讲声越大。雷震的道德勇气激起不少知识分子的共鸣，这些流离失所的书生，找到了发泄的管道。
1949年国民党仓皇败逃台湾，此后蒋氏立志“勿忘在莒”、“反攻大陆”，以严厉的独裁手段开始了对台湾的统治。当此之时，另一种声音却正在岛内蓬勃滋长，它，就是《自由中国》杂志。
几十年过去了，我们从已公开的雷震狱中回忆录部分的复印件等相关档案来看，蒋介石确实在雷震案中扮演了关键角色。雷震案的判决结果，根据目前所揭露的内幕，完全是蒋介石个人意志主导的，才使得一个终生热爱中国与追求言论自由的民主先辈蒙受不白之冤。
史料显示，蒋介石数度召集党、政、军高级幕僚开会，并指示，办案有如作战，要求参谋多拟几个腹案。宣判当天，他又明确指示雷震的“刑期不得少于十年”，“覆判不能变更初审判决”，后来军事法庭的判刑果然与蒋的指示完全相同。
1 与国民党关系的恶化
雷震是中国浙江省长兴县人，1897年出生。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又进入京都帝大的大学院（研究所）主修宪法，对宪政理论相当熟悉。
回国之后，雷震和国民党当局的关系相当好，做过很多党务工作。他担任过的重要职务有：南京市代表大会主席团主席，教育部总务司司长。抗日战争时任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战争结束后任政治协商会秘书长、国民大会代表、国民大会副秘书长、行政院政务委员等职。国民党政府败退到台湾时，上海金融混乱，雷震曾协助稳定上海金融，也是“上海保卫战”的三要角之一。到台湾后，他曾担任台湾当局的顾问。
从这些职务可以看出，雷震的政治关系很好，算是出身于国民党权力核心的人物。没想到他创刊的《自由中国》，后来却和中国国民党愈走愈远，直到最后他被开除党籍，甚至成为阶下囚。这当然和台湾的民主运动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自由中国》创刊后，得到国民党的支持，部队都订阅了，可见它具有相当大宣传的作用。但是，国民党政府败退到台湾来的第二年（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改变了国民党政府的地位。本来国民党在祖国大陆的种种败相，令美国失望，而在这个时候，美国发表对华白皮书，准备放弃国民党。
朝鲜战争爆发后，祖国大陆积极发动“抗美援朝”，美国因而改变了对东北亚的政策，派第七舰队所谓“协防”台湾，接着签订了《中美共同防御协议》。国民党政府得到国际靠山——美国的回头支持，其处境再度好转，于是就不太需要《自由中国》为它宣传，因此对这本杂志的支持就大不如前。
然而，胡适、雷震等这批知识分子并不是轻易就被哄着玩的，他们认为既然有必要宣传民主，这份杂志当然要继续办下去。而台湾当局的对外交往已经改善，他们就转而检讨台湾的内政，结果就触碰到当时的一些政治禁忌，和统治当局的关系就逐渐紧张了。
雷震与国民党政府关系的恶化，要追溯到1952年他的香港之行。这一次的香港之行，不但使得他与蒋介石关系日趋恶化，而且也使得他与蒋经国的关系渐趋恶化，不知不觉中已卷入政治的漩涡中。
1952年1月，雷震奉蒋介石之命，以特使身份赴港，慰问流亡港、澳的“反共人士”，并邀请滞留香港的民社、青年两党领袖，来台共商“反攻大计”，以期早日“反攻大陆”。同行的洪兰友是位花花公子，一到香港就花天酒地去了，全部的工作几乎都由雷震在做，十分辛苦。
雷震拜访了孙科、王新衡等国民党大佬，事实上这些人是请不动的。雷震打听到在香港真有一个第三势力，正在招兵买马，亟思“反攻大陆”；而且认为国民党、蒋系人马都是败类，所以他们只想独力“反攻”。当然美国方面已经介入其中。
青年党主席左舜生向雷震提出，“为了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希望国民党退出军队，以实现军队国家化”等。这些重要问题，雷震当然不敢擅自作主，只是承诺回台后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看了报告后，勃然大怒，认为这种意见应该当面就拒绝，不必报告。从此，雷震就被蒋氏父子逐出门墙了。
雷震在日记中曾经记载这段往事：3月29日，在圆山忠烈祠公祭时，巧遇蒋经国，彼即约余谈话，开口就说：“你们有个提案，要撤销军队党部是不是？”余答以“不错”，并云：“军队今日有政工人员，何必再来另一组织之党部。”彼云：“你们是受了共产党之唆使，这是最反动的思想。”余正拟申辩间，彼又谓：“这是最反动的思想，你们这批人，本党不知吃了多少亏，今日你们仍不觉悟，想来危害本党？……”其态度如此无礼貌，出言如此不择词句，令人非常难过，回思余在港时，不知替他们辩了多少……余不辞舌劳，多方为之辩护。不料今日以同一方法来对付我了！岂应以怨报德欤？
雷震对此深感伤心遗憾，也觉得委屈窝囊，甚至使他整夜辗转反侧，难以成眠，但却无可奈何！只能接受消极的生活哲学——“能忍自安”。蒋经国对雷震的蛮横态度，已如前述；更可怕的是，刚刚复行视事的蒋介石也向雷震开骂了，而且骂得更狠、更凶。
雷震在日记中记载：
“闻今日上午军队党部改造委员，在圆山就职，并举行纪念周，雪艇、少谷、正纲诸先生均在座。总裁致词时，对余及兰友转述港方人士之建议，请废止军队党部，而以政工人员代行军队政治教育及宣传三民主义之机构，予以痛切申斥，并责骂谓我等此等行动与匪谍及汉奸无异，为一种寡廉鲜耻之行为，内容大都是责骂之词！
从以上蒋氏父子对雷震的公然侮辱，以及雷震的自我觉醒，可以看出雷震与蒋氏父子的关系，已经渐行渐远了。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雷震又把军方得罪了。
在1951年6月《自由中国》第4卷第11期上，由编辑夏道平执笔的社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针对台湾当局金融管制引起的情治人员贪污案件，提出相当严厉的批判，因为这篇社论，军方断然停掉部队里所订的《自由中国》，禁止再订阅。
雷震为了把《自由中国》杂志办好，少了这一笔很大的收入，可以说是逢人便求。见到工商界有钱的朋友，就请他们帮“钱”忙；见到文教界能写文章的朋友，就请他们帮“文”忙。以雷先生过去在政界的地位，一下子转而要他放下身段，到处低声下气地求人，其尴尬无奈的情境，可想而知。
然则，因为《自由中国》的言论批评时政甚为激烈，所以文教界的朋友避之唯恐不及，不敢为之撰文，甚至敬而远之。雷先生曾为此事于1952年2月写信向胡适先生诉苦：
《自由中国》出版已两年有余了，经费困难与日俱增，台湾方面门路日窄，香港商人亦日渐穷困，实难筹得款项，以维持于久远。兹托纪五（王世杰的长子。——作者注）弟询问，可否由先生在美募集基金，顷得纪五函，已蒙首肯……如果先生登高一呼，则响应者必有多数。若能募得美金一万元以上，则今后的《自由中国》，再不会有经济困难了。
在两蒋独裁的时代，无论何人，一旦背起“政治黑锅”，莫不感到“痛心”，或“心痛”，甚至“痛不欲生”！这也是当年雷震的亲身经历。
至于雷震先生，因为当年《自由中国》杂志的言论，抨击时政甚力，要求台湾当局施行民主政治等，自然引起台湾当局的不快，以致迭遭群小侮辱，例如当时就有人造谣“雷震扛着胡适的招牌，乱喊自由民主”云云。
此外，雷先生也曾为了编辑问题，写信向胡先生诉苦，所谓“好稿子难求，坏稿子难退”：
弟对此刊，不仅编辑、拉稿，即校对、发行，亦躬与其事，故常感办刊物之苦也。其中最苦者为退稿子，尤其退“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国大”代表及许多知友之来稿，不知得罪了多少人，就先生所知者举例言之，如“监委”萧一山、郝遇林、曹德宣，“立委”杨幼炯、张九如、王德徽、侯绍文等，还有“国大”代表及改造委员会人员等都退过稿。凡是退过稿的朋友，以后就不来往了……
然而好稿难求，求到后却是麻烦的开始。
1955年元月12卷1期的《自由中国》，有一篇读者投稿《抢救教育危机》，指责救国团的体制是非法的，进而检讨国民党的党纪。此文刊出之后，雷震和国民党的关系更加恶化。最后，国民党以不守党纪、影响国民党名誉为由，最终将雷震开除党籍。
2 “祝寿专号”事件
1956年，《自由中国》有一期祝寿专号，影响了很多人，但也是祸事的肇因。
雷、蒋关系益趋恶化，最显著的迹象，应该是从“祝寿专号”事件开始的。
1956年10月31日，是蒋介石七十大寿，各界莫不以欢欣鼓舞的心情，举办各种祝寿活动。而蒋个人则以正值台湾步履维艰之际，寿人不如寿台，因此表示要“婉辞祝寿，提出问题，虚怀纳言”。
蒋介石同时提出六项“婉辞”意见，交台湾行政当局所属的新闻主管部门转告各报章杂志等媒体，并向全台发布消息，公开征求各方意见，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