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助“加强村里卫生——孕前卫生计划”项目扩大为“家庭卫生计划”，援助经费也从3000万元增加到6000万元，但要卫生处将计划时间缩短一半，并提前实行。于是，不到一个半月，家庭计划旋即施行，而且更名为“扩大台湾地区家庭计划”，预计在五年内完成既定目标。
回顾这个过程，卫生当局所使用的名称虽然一换再换，从“妇幼卫生”到“人口研究”再到“家庭卫生”，但目的却一直是遏制人口增长的节育。而在此转变过程中，该计划也随美援的需要不断扩大编制与规模。另一方面，在冷战大环境下当局固然默认人口增加问题，并内化为“经济发展所以要控制生育”的逻辑，但这个目标却需要经由个人性节育来实现。因此，如何让台湾妇女不再多生，进而控制整体生育率的增长，是家庭计划的技术关键。
对此，20世纪60年代发展的子宫内避孕器“乐普”（Lippes Loop）是执行大规模节育的利器。虽然它运用异物排斥反应来避孕，副作用不少，但对于卫生计划执行者来说，它成本低廉，不像口服避孕药或传统避孕法一样需要时时教育人民，装一次便可一劳永逸。
此外，对“大计划”卫生的模式来说，“乐普”的装置数是容易掌握的工作指标。于是，在纽约人口局提供“乐普”后，节育计划的架构大致确定。五年内使人口增加率降至18。6‰的政策目标，执行上转化成在五年内装设60万个“乐普”。此外，计划生育观念的倡导，也在操作中转化成劝导“乐普”的装置。
从组织、知识与评价三个方面介绍计划的操作。首先是推广网络的建造。卫生处认为逐户访视是最有效且成本最低的传播方法，因此在计划执行之初工作人员采取面对面方式，直接劝导妇女。此外，工作人员也利用现成的妇女网络，如农会家政指导员、助产站与开业助产士，甚至小学教师与妇女会会员等，利用其关系来推动节育。
其次是节育知识的塑造。虽然减少人口增长是家庭计划的原因，但实际推广时这些观念会转化成类似“为促进家庭幸福而计划”的说法，而在受访者产生兴趣后，再让装置“乐普”与永久节育取代计划生育。例如在推广技巧的指导手册中便以一章篇幅教导工作人员如何引导受访者从各项避孕法中挑选“乐普”。她们先让妇女知道避孕与不避孕的差别，接下来立刻转到“乐普”的优点，并且要很具体肯定地说“‘乐普’效果很好”、“‘乐普’很安全”及“装‘乐普’可以随时恢复生育力”等。
最后，跟其他大计划类似，家庭计划有严格的考核与评估。除了1964年下半年因计划提前以致执行单位不及配合外，对自1965年起所有的“乐普”装置数据均有详细分析与评价，而各地均订有月目标数，要求相关单位配合执行。此外，当局引进介绍单与评价制度，以落实执行效果的考核。由于所有装置数据都键入计算机，各推行单位与访视员的工作绩效均以此为奖惩标准。这些都让工作人员在无形中不得不卖力工作。
在如此“三合一”的强力推广下，在1965年人气尚落于子宫环与结扎之后的“乐普”，一年后已经超过结扎，而五年计划结束时它以33％的增幅成为妇女最熟知的避孕方法。到1970年时台湾节育的妇女已有55％采用“乐普”，而原先订定的60万“乐普”装置数也早已超过。从这点看来，卫生当局似乎已达成目标。
然而从追求人民健康的角度，我们想知道谁装了“乐普”，为什么？对此，以下两个资料值得玩味。首先，家庭计划研究者李栋明指出在1964至1970年间虽然妇女生育率均有下降，但细究其年龄、生育率可发现，三十岁以上的育龄妇女生育率才有较大下降，而且年龄愈大下降幅度愈大。这意味着大规模装“乐普”计划的优先对象是高龄，或是已经生了孩子而不想再生的妇女，希望她们装上“乐普”后便不要取下，而不是需要间隔生育或计划生育的年轻妇女。
另外，根据《台湾地区家庭计划统计年报》，受过初级教育者与无教育者是装“乐普”的主力。如果“乐普”如专家所称是最好的避孕法，为何受过高等教育的妇女不愿接受？事实上，1968年出版的节育征文比赛得奖集《节育经验》已传达了一些讯息。作者虽然欢迎避孕，但大多使用传统方式或避孕药，就算选择“乐普”也不会持续使用。如果这本书代表部分受过高等教育的妇女的心声，我们或许可以说台湾妇女不见得不要家庭计划，但希望用自己的方式。显然，“乐普”并非首选。
透过这样的分析，专家们才能掌握是哪些人造就了家庭计划的傲人业绩。在生活的压力下，在有限的选择中，偏远地区、中年、已有生育经验与受过低等教育的妇女无言地赞同“乐普”，这种选择填补了宏观人口调控与微观个人节育的落差，也是卫生当局胜利呼声后面的社会实相。
总之，从家庭计划政策的拟定与施行中，专家们知道对于美援时期，不论在经济或技术上都必须仰赖国际组织的台湾，其卫生运作必须考虑以下几点：第一，在资金与政策影响下，政策并非由受援方自己决定。在家庭计划中，可以看到经援方在各环节中的复杂考虑。第二，在美援架构下卫生无法自外于经济，而是开发中地区安定政局的磐石。对此，20世纪50年代疟疾消失是典型例子，而家庭计划虽不脱此基调，但机制与逻辑则比较复杂。第三是卫生专业的自主性。对于卫生当局来说，虽然它在政策制定上绑手绑脚，在教育民众与赢得绩效间徘徊犹豫，但毕竟借此建立了独立自主的体制。这些专业理性与政权工具的矛盾当时虽然隐而未显，但它们随着美援结束而浮上台面。
蒋梦麟成功了，但是也付出了无比的代价。首先是他的生命，因多年劳累，他在节育还没有取得明显成绩时就因病去世了。
其次，作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部部长，他与蒋介石的关系由亲而疏，这是最令人遗憾且最耐人寻味的事。
7 蒋梦麟结缘蒋介石
现在来回想一下他们的结缘。1926年4月，北方政局出现变化，段祺瑞下野，奉系军阀及直鲁联军张学良、张宗昌等入驻北京。张宗昌枪毙《京报》社长邵飘萍，逮捕《世界日报》社长成舍我，一时间北京陷入白色恐怖，大学教授们纷纷离京。蒋梦麟也被列入张宗昌的黑名单，不得已躲在六国饭店长达三个月。之后悄悄离京出走，奔向南方。1927年出任浙江临时政治会议委员兼秘书长，不久任浙江大学校长。翌年，接替蔡元培出任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大学院改为教育部，蒋梦麟也就成了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部部长。
1949年，他一度不想赴台。抵达香港后，蒋梦麟一度闭门谢客，动向不明。直至美国第七舰队所谓“协防”台湾海峡后，蒋梦麟才搭包机来台。
抵台后，蒋梦麟在农复会的工作面临巨大困境，这当然与农复会的中美合组性质有关。美国不满蒋介石政权，一度打算袖手旁观，各项援华工作中断，年度拨放的预算改为六个月给付一次，随时可能生变；美国相关机构还打算逐步撤离台湾，不但让败退后气势衰败的国民党政府惊讶而尴尬，而且海峡局势更显得混乱。
处于惊涛骇浪中的蒋介石为争取美国援助，除重用与美国关系深厚的陆军总司令孙立人外，并在美方暗示下，迅速撤换陈诚的台湾省主席职务，让亲美的吴国桢接任，以致政坛议论纷纷，也使得素与陈诚友好的蒋梦麟对蒋介石的固执己见深感不满，忍不住在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顾维钧面前抱怨。直到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恢复对台援助，台湾地区的局势趋于稳定，蒋梦麟才返台长期担任农复会主委职务，执掌农业工作。
蒋梦麟与蒋介石龃龉了一辈子，但每次蒋梦麟都在关键时刻力挺蒋介石，让蒋介石有惊无险地渡过难关。例如，蒋违规连任，蒋梦麟也以大局为重，劝说胡适不要反对蒋介石，胡适虽未改变基本立场，但在蒋梦麟等人劝说下“识相地”不再公开发表反对蒋连任的言论，并出席所谓的“国民大会”，参与主持选举蒋连任。
蒋介石却并未因胡适的“让步”而感到宽慰，反而转成对胡与蒋梦麟的讥讽与蔑视。他在日记写道：“近闻胡适受梦麟之劝，其对‘国大’代会选举与连任问题不再反对，并愿担任此次‘国代’联谊会年会主席。此乃其观望美国政府之态度而转变者，可耻之至。余昔认其为比张君劢（民主社会党主席）等人格界高，其实彼此皆为政客，其只有个人，其对革命自必始终主张敌对与破坏之地位，无足奇哉。”连蒋梦麟也一并骂了。
8 节育主张之定论
蒋梦麟在台无意仕途，他只想替人民做些事。1967年人口政策委员会完成《“中华民国”人口政策纲领》、《台湾地区人口调节方案》、《台湾地区家庭计划实施办法》三草案，并呈请台湾行政当局核定，随后就因健康不佳频频请假，直到去世。
马寅初与蒋梦麟都深爱着中国，不过前者受到的阻力远远大过后者不知多少倍。蒋梦麟虽然遭到老代表、蒋氏父子那么大的压力与反弹，但他多少还是可以以他的专业与老资格继续宣扬他的理论，最后终于得到落实。马寅初则受到严厉的批判，后来被迫辞去北大校长并被解除了全国人大常委的职务，甚至遭到生命威胁。
1959年，蒋梦麟因在台湾地区提出节育人口的主张，遭台湾地区法律人士及舆论的围剿，甚至有“杀蒋梦麟以谢台人”之口号。这位前北大校长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表示：“我现在要积极地提倡节育运动，我已要求‘政府’不要干涉我。如果一旦因我提倡节育而闯下乱子，我宁愿‘政府’来杀我的头，那样在太多的人口中，至少可以减少我这一个人！”
这句话听起来是那么的悲壮。同年，在祖国大陆，时任北大校长的马寅初在一片批判声浪中发表《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呼吁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此文有一篇“附带声明”，其言铿锵：“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
马寅初和蒋梦麟提出人口论后，都触动了社会敏感神经。马寅初不够幸运，与最高领袖直接杠上，没有回旋余地。而蒋梦麟则比较幸运，其主张若干年后成为政府的重要政策。
如同一位祖国大陆的朋友说，直到现在，我们才明白什么叫智者，才能理解当时马老为什么要说那句话。
但当时台湾比祖国大陆多一些西化教育及民主素养，蒋梦麟先生不但没有像同样提出节育政策的大陆学者马寅初先生一样遭到批判，反而在蒋氏提出观感后，经由很多产、学、民各界人士共同广泛地讨论，终于提出了在数十年后的今天看来还不赖的节育主张。这个主张主导了台湾地区之后将近三十年的人口政策，让台湾地区在还算好的人口结构上，发展经济，蒋介石没有固执下去也算不幸中之大幸。
倘若没有早期奠定稳固与宏伟的基础，播下的种子不经过辛勤的培育，哪会开出美丽的花朵呢？其实，台湾早期家庭计划的推行，阻碍重重，人口政策、家庭计划法令、经费、人员以及名正言顺的名义，没有一项具备。在当时充满禁忌的年代，一不小心，就有违“国父遗教”、削弱“反攻复国”兵源、违反传统伦理与有关规定、违背某些宗教之教义与善良民俗、勾结帝国主义灭绝中国人口等大帽子扣到他们的头上。想想蒋梦麟先生的勇敢与坚持，真的不简单！
多亏洞察事理的先知先觉如蒋梦麟者，肯担当并挺身呼吁，接踵的先期参与者披荆斩棘，辟出一条路径；领导者与干部竭尽心力，循理论—实验—推广—检讨改进的过程，不断创新以获得可行有效的工作模式；基层工作员认真推广与服务；上下同心协力，人人怀着造福百姓的使命感，等等，终于缔造了一次长期成功的“社会实验”。
所以傅立门博士指出：“在众多模式之中，台湾已成为家庭计划的成功典范，成为开发中国家学习模仿的对象，这都要归功于蒋梦麟等先驱们的努力。”
梅贻琦：最后的坚持
1 “钱是用来办教育的，不是用来打仗的！”
知名学者梅贻琦为了保管清华基金，前后多次与蒋介石发生了严重的争斗，蒋介石想吞并基金的企图都被梅贻琦阻止了，这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不屈不挠、大无畏的精神。
新中国成立前，梅贻琦连任清华校长十七年。1949年之后，有一段时间他侨居海外，专门从事清华基金的保管和使用。不过，在祖国大陆以外的不少人的心目中，他仍是清华校长。
他留居美国期间，台湾蒋介石政权曾多次打清华基金的主意，并提出许多冠冕堂皇的“理由”，如“外汇存底缺乏，应以此款来弥补”、“清华基金庚子赔款，最好尽快花光，等于雪洗耻辱”，等等，但梅贻琦一直顶着各种压力，牢牢掌握住这笔基金的管理和使用权，与蒋家政权展开了长期的对抗与斗争。
清华基金是1924年在亨利·卡波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孟禄（Paul Monroe）、韦棣华（Mary Elizabeth Wood）等人推动下建立的。时任美国总统卡尔文·柯立芝决定第二次退还总计1254。5万美元的庚子赔款，并成立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简称“中基会”）以管理此款项。
清华基金会成立之初，董事会由10名中国籍董事与5名美国籍董事组成，董事会任命范源濂为第一任干事长。1928年，基金会出资建立北京图书馆，把临时馆址设在北海公园，任命袁同礼为馆长。1931年，基金会计划提供137。4万元为北京图书馆建立一栋新图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