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攻复国”所需要的“生聚教训”。但是，当时美国的东亚战略部署是维持区域权力平衡：国民党政府被设定的位置是“反共”围堵圈的前哨站，而不是挑起“反攻大陆”的战争。
一开始这个“反共阵营”所需费用是由美国无偿性的援助来支持，因为东亚各国的经济繁荣对美国有重大的地缘政治利益。在一个最理想的状况下，东亚各国不但要能够成为自给自足的围堵阵营，以减轻美国的援助负担，而且在日后还可以转化为接受美国投资的国际加工基地。
台湾从1951年到1965年，平均每年接受1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占台湾每年生产毛额的5％到10％，占固定资本投资的42％，在国民党政府当时每年26％的赤字支出中，有90％是由美援拨款所抵销的。
所以，与土地改革的逻辑一致，当时台湾家庭计划的节育政策目标也是希望将台湾改造成为一个能够在美国主导下，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作的半主权政权。如果说土地改革是要提高台湾的农业产出，并进一步为支持一个工业化部门提供资本与劳力的话，那么，家庭计划就是要由降低新生的依赖人口来减少消费，以提高人均资本之累积，尽快促进资本主义在台湾的繁荣。
因此，美国的东亚政策目标与国民党政府并不完全一致，国民党是要“反共复国”，而美国则只是需要台湾当局“反共”而不“复国”。这经常造成双方在使用对华美援的争论。根据美国国防部的文件显示，国民党官员尤其愤怒美国透过援助对其防务支出进行限制。这就是为什么早期家庭计划所遭遇的主要困难就是“削弱军队实力”。
当时台湾有关主管机关的老委员对家庭计划甚至于杀气腾腾地痛批“殖民主义之节育运动，不容在中华民族范围内推行”、“邪说假借人力资源之名，图谋继续减少人口，违反‘总统’‘生聚教训，毋忘在莒’之昭示，并危害台湾经济，减少生产”，质疑“官方正明目张胆否定中山先生与今‘总统’再三昭示之生聚教训”，“此种违背政策之节育运动，实为亡台灭种之运动，是否应予查禁？”，甚至于要求“查就此次‘人口问题案’中官民之刑责”。
老委员的这些质询在今天看起来也许匪夷所思，但是它其实透露出一个重大的讯息，那就是当国民党政府最终在1964年将家庭计划正式列入台湾建设四年计划时，国民党其实已经接受现实状况，逐渐放弃“反攻大陆”的准备。那么，一个令人好奇的问题是，美国主导下的节育运动是如何突破台湾原先的激烈反对，最后逆转为台湾当局全力推动，社会也会热烈拥护呢？
当时美国虽然在政治、军事与经济三方面对中国台湾地区都享有无可动摇的霸权地位，但是面对岛内反对节育的声浪，特别是背后的政治敏感性，采取的却是更加曲折委婉的“以大事小”的转进策略。
美国固然高级别地通过美援主要单位——经合会（经建会前身）与农复会（农委会前身）游说台湾行政主管部门首长，成立了省妇幼卫生研究所，补助推动“孕前卫生”；但是遇到有关主管部门的激烈抵抗时，则转进到公民社会的层次，由农复会相关干部与学者专家成立民间组织或学术研究机构，如中国家庭计划协会、“中华民国”妇幼卫生协会、台湾人口研究中心，并将人口问题转为“卫生”问题，继续补助“家庭主妇卫生教育工作”，实施“孕前卫生教育”，名目繁多，为的就是要节育的工作能够在敌对的主流论述与权力结构中存活下来。
另一方面则积极培养家庭计划所需的人力资本，整个台湾人口学者养成训练，对人口资料进行整理与实证研究，更是在美国的学者John Baker、密西根大学人口研究中心主任Gee W。 Barclay、纽约人口局总裁Frank Notestein、Ronald Freedman等人推动下而奠定基础的。
与此同时，台湾当局也在美国的强力要求下，公布了《十九点财经改革条例》，将当时还在进行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台湾经济，转变成为出口扩张工业化的发展模式。配合这一转变的是美国资本与技术的流入，以及美国巨大市场对中国台湾地区的开放，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台湾地区从1960年开始快速的经济成长。于是我们看到的“历史事实”是，生育率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加速下降，伴随着发生的也果真是家庭计划宣传时所允诺的经济成长。
所以，台湾的节育政策是由宏观的区域战略布局加以定义的，在推动的过程中，虽然遭到台湾岛内有关部门的抵抗，以及社会的茫然和冷漠，但是从对台湾当局的施压，到成立民间组织，贯穿到家户的访视与避孕工作的推动，以及支持这三个层次所需要的人口学训练与数据建立，到最后与人口政策相配合的土地改革、农工部门的资本转移、出口导向工业化所带来的快速经济成长，人口计划经过漫长的萌芽期，蒋梦麟终于盼到了实验期。
如前所述，1959年4月13日，担任农复会主委的蒋梦麟发表《让我们面对日益迫切的台湾人口问题》一文，呼吁政府重视人口问题，引起各界热烈讨论。台湾当局才被迫在1964年全面推行家庭计划工作，口号为“实施家庭计划，促进家庭幸福”。
1967年，台湾当局提出“五三”口号，希望民众婚后三年才生育，间隔三年再生育，最多不超过三个孩子，三十三岁前全部生完。1969年，台湾当局提出“子女少、幸福多”。从1971年起，台湾当局的高层才觉悟节育的重要，指定每年11月成为台湾“家庭计划”扩大倡导月，提出“两个孩子恰恰好，男孩、女孩一样好”口号。过去五十多年，中国台湾地区成功地缓和了人口增长压力，获得了国际的肯定，这都要感谢蒋梦麟等先知。
名作家柏杨坚决赞成节育，他办杂志曾与“卫道之士”展开非常精彩的笔战，也因此被保守派恐吓过。他形容节育是一个崭新的观念，中国立国五千年，靠的就是人多，忽然间有人喊曰：“人多不行啦，应该节育啦。”除了吓一跳之外，还一下子失去重心，站也站不稳，坐也坐不住，而且疑心生暗鬼，总以为有人要暗下毒手。
就像清王朝末年忽然间把科举取消，改成了洋学堂一样，全国哗然，一方面是因为此举固然敲碎了很多人吃饭的家伙，一方面也是出于对洋学堂的陌生。而人类有一个通病，对于陌生的，起初多半是恐惧。
他说，反对社会进步的一些言论，都具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只诉诸直觉的感情，只诉诸非专家的权威，满篇累牍，除了恐吓，就是煽动，全盘论据好像一篇向治安机关打的小报告，而不像一篇学术上辩难的理论文章。他抄录了三位反对节育的代表的言论作为例证，因此吃上了官司，而且人身安全都受到威胁。
第一位是廖维藩先生，是五四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也是当时的少年建国社和孙文主义大同盟发起人之一。随着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的土崩瓦解而去了台湾。廖维藩拥护孙中山和三民主义，反对北洋军阀政府及其所依靠的帝国主义，力争在北京的集会、结社和言论出版自由；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并为其实现而奋斗。他早年曾吸引会员150余人组织孙文主义大同盟，他是中国台湾地区第一届“立法”委员。192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他年轻时头脑开通，到了老年却守旧得厉害。他于1964年9月18日，向台湾行政主管部门提出书面质询，该质询的大字标题曰：“为纽约肯尼博士伙同台湾一二不肖之徒，在台湾省境内，推行全省‘生育年龄’之妇女、少女，皆装置‘乐普’节育器具，以断绝其生育，不啻亡人国、灭人种，殊属危害中华民族，应迅予抢救，事机迫切，特向台湾行政当局提出质询。”
柏杨说，这篇奇文，曾让他及他的朋友们哭笑不得，因此常拿出来与朋友一同欣赏。
首先，看了廖维藩先生的大标题，若“不肖之徒”，若“断绝其生育”，若“亡人国”，若“灭人种”，若“危害中华民族”，若“事机迫切”，一串连珠炮，把人心都轰出嗓子。柏杨称：“此之谓先声夺人，先把对方弄迷糊了再说。”
廖维藩的质问曰：“中山先生及蒋公均反对节育运动，皇皇训示，公诸天下，昭昭在人耳目，台湾人宁可反对？中山先生于《民族主义》第一讲云：‘法国在百年以前的人口，比各国都要多，因为马尔萨斯的学说，宣传到法国之后，很被人欢迎，人民都实行减少人口，所以弄到今日受人少的痛苦，都是因为中了马尔萨斯学说的毒。中国现在的新青年，也有被马尔萨斯学说所染，主张减少人口的，殊不知法国已经知道了减少人口的痛苦，现在施行新政策，是提倡增加人口，保存民族，想法国民族和世界民族，永远并存。’”
蒋介石于《民生主义育乐两篇补述》云：“研究人口问题的人，总要提到马尔萨斯的《人口论》。马尔萨斯把国民的生育问题，当作纯粹生物学问题来看待，又把人口问题当作简单经济问题来看待。他推论的结果，认为人口的增加是几何比率的，粮食的增加是算术比率的。粮食不能供给人口的需要，便发生贫困、饥荒和战争，要把人口减少，使其与粮食保持平衡。”
他又说：“我们中国研究人口问题的人，也有受马尔萨斯的影响的。他们总以为中国人的生育太高，人口增加得太快，他们以为中国的贫穷就是这个道理。其实，马尔萨斯的学说是与历史的事实不符的。”
他引经据典地表示，据人口问题专家的估计，三百年来世界人口只增了4倍，可见人口的增加并不是几何的比率，并且农业技术的进步，使粮食的产量能够很快地增加。例如美国，1787年乡村里19个农民的剩余粮食，只能供给城市里1个市民；到了现在，每一个农民便能供给15个人了。可见粮食的增加也不是算术的比率。所以把人口问题当作纯粹生物学问题和简单的经济问题来研究，得不到正确的结论。马尔萨斯学说既被历史事实所推翻，我们便不能根据他的人口原理，断定中国台湾地区的人口是太多了。
他又大言不惭地说道：“我们总理在民国十三年（1924）演讲民族主义，焦虑中国人口减少的危机。他说：‘中国是全世界气候最温和的地方，物产顶丰富的地方，各国所以一时不能来并吞的原因，是由他们的人口和中国人口比较，还是太少。到一百年以后，如果我们的人口不增加，他们的人口增加到很多，他们便用多数来征服少数，一定要并吞中国，到了那个时候，中国不但失去主权，要亡国，中国人并且要被他们民族所消化，还要灭种。’”
廖维藩先生又说：“中山先生及蒋先生对节育运动之训示，彰彰明甚，而少数不逞之徒，故意假借所谓人口压力或人口台风之口号，在侵略主义殖民主义者指使或金钱诱惑之下，大倡节育运动。有所谓孕前卫生，有所谓计划生育，有所谓推行未婚少女避孕术，以及医疗机构之秘密堕胎等，种种民族堕落情事，如雨后春笋，继续滋长，致使整个社会陷于纷乱堕落气氛之中，台湾当局倡导‘反攻复国’，推行礼、义、廉、耻，革新风气，在如此情形之下，政策可能贯彻乎？”
他愤愤指出：“此为美籍肯尼博士指使中国人士推行孕前卫生之节育运动工作也。所谓‘生育年龄’，系指本省全部生育年龄之妇女而言，并无例外，装置‘乐普’，并不以已生育子女三四人之妇女为限。果如此，则肯尼博士之措施，实为绝子绝孙之办法，消灭中华民族之毒计也。”
廖维藩先生左引右引，前引后引，然后发表自己的意见，一个十分学术性的问题，被他无限上纲上线变成了政治问题。他说：“查该博士之行为，在中国台湾地区的范围内，实犯有非法行动之嫌，应请台湾行政主管部门饬令外交主管部门迅向美国外交当局，请其饬令返回，以维邦交，如时日稽延过久，则我方唯有将其驱逐出境也。”
他又向台湾省一把手黄杰告状：“黄杰在答复此一问题（答复刘议员金约质询人口问题）时表示，本省当前所承受的人口压力……情形并不十分严重。他指出，本省土地面积约36000平方千米，现有人口不足12000000人，但是香港仅有391平方千米土地，却容纳了350万人，就目前本省人口增加情形说，十年之后，至1974年，亦仅达2600余万人（如‘2’字无错误，则此数在十年之后尚远不能达到。——作者注），本省经济生产能力，尚足以充分适应人口增加的需要。”
“现在台省既未发生严重的人口问题，何以肯尼博士在台中伙同我省一二不肖之徒，迅速推行亡国灭种之节育运动？此则大可研究之问题也。……所有在台省境内节育灭种措施，应请行政当局严令取缔，以维民族生存。其一二丧失民族观念，助纣为虐之徒，岂受外国药商推销‘乐普’使用银弹政策，或有外国援助之诱惑，而利令智昏乎？并请行政主管部门严查究办，以维风纪，而挽民族气节。至所谓‘中华民国’妇幼卫生协会，亦为助桀之机构，应迅予解散，以绝祸根。事机迫切，特向行政当局提出紧急质询，请予明白答复。”
以上是廖维藩先生在台湾有关主管部门质询的洋洋大文，读来令人摇头无语，而这正是保守派要的东西。
再介绍王梦云先生和汤如炎先生各篇，其叫座之处，同样叫人拍手称奇。两人奇文如牛毛，但却让人喷饭不已，也显得保守派虽有蒋氏父子的支持，却也没啥功力，禁不起专业的检验。
王梦云先生第二个出场。1949年之后，代表法统的“万年国会”来台后没有改选，吹牛拍马、光怪陆离的问政所在多有。九十五岁高龄才申请退职的法律方面杰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