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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以为他没事的时候，范建国却一把抓住了电工小陶的胳膊，用很伤心的语调说：“你怎么跟我变心了？你就是摘不了帽子我也不会在意的……”
吓得小陶动也不敢动，笑也不敢笑。
在场的只有石国栋和王玉蓉等少数人能听懂范建国说的什么意思。石国栋怕他说出更令人难堪的话来，忙叫过宋辉，两人齐心协力将范建国架回了宿舍，将他一放上床他便鼾声大作。
第 四 章 1960年至1962年 在极端困难的日子
1．“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跃进后的肚皮成了大问题
１９６０年在中国人的记忆中，绝不是个令人愉快的年份，留在记忆中最让人难忘的感受是饥饿。头一年的下半年开始初露端倪的粮食紧张，副食品奇缺的现象，一度在国庆十周年的前夕得到缓解，至少是在北京等大都市感觉到了，人们原以为是暂时的困难，挺一挺就过去了。谁也没想到，这会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自然灾害刚刚拉开的序幕。
人们的粮食定量普遍下降，副食品供应全部实行配给，居民的家庭中突然多出了各种各样的票证。除了粮票和油票，布票，还有糕点票、饼干票、肉票、烟票……购买茶叶、毛线、人造棉等商品则需要凭工业卷供应。至于芝麻酱，粉丝、淀粉、鸡蛋、豆腐……则凭购货本供应，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购货本，凭家庭人口购买配给的定量，集体户口的则凭个人购货本买其中的一些东西。丢什么也别丢票证或购货本，不少当家的老太太全将这些命根子藏在最保险的地方，有的干脆缝在自己的腰带上。
每月的２４日成了一个好日子，因为熬到这一天可以去买下个月的粮食，每到２３日的凌晨，各粮店的门前就开始排起了长队。冬季受不了那份冻，全家人倒换班排队。到天亮粮店开门的时候，队伍中少说有二三百口子人。人虽多，但秩序不乱，为排队吵架的不多，来早的人发号，一人手里一个号，一般乱不了。当时人们肚里的食不多，热量不足，火气不壮，这大概也是人们很少吵架的一个原因。
那时候每个家庭都有一杆称，每天吃多少米或面要称好，一两不能多，半两不能少。要准确到这种程度，到２４日这一天还够吃两顿的才行。那年头的孩子们都勤快，尤其是喜欢吃完饭涮锅洗碗，以便借机将锅里勺里的米粒扫荡个干干净净。大多数的家庭吃饭要分出份来，要按自己的定量吃。菜里的油少，更难得见到肉，开始一个人每月只有二两肉，一个五口之家只有一斤肉，就是全集中到晚饭时吃，一顿也只能平均到几钱肉。所以也有的家庭干脆每月改善一次伙食，用全家的肉票饨一回肉一顿吃掉，其余的日子索性素着，反正那点肉匀着吃还不够塞牙缝的。
后来，市场上出现了高级食品，一斤高级糖要五元钱，是凭票供应的十倍售价。还有高级糕点，价钱也是凭票供应的十倍，一个普通工人每月的工资多的有五六十元钱，少的只有三十多元钱，一般家庭谁买得起！也有豁出去的，发完工资不管别的先来半斤高级糕点解解馋再说。当然，这么干的大都是那些没成家的单身汉。
那一年的七月，因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跟中国打开了嘴仗的苏联人也开始添乱，全部召回了援华的专家，片面撕毁了中苏间已签订的专家合同，和全部援华项目合同。“老大哥”不太仗义的举动，对中国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北京街头的公共汽车开始顶起了一个大包，大小与车顶差不多的一个汽包，由烧油改为烧气。那时候的汽车和电车都开得很慢，绝没有风驰电掣的劲头。人们也都面带菜色，精神萎蘼，走路也很慢，都懒得与人说话，想尽可能地保持体内的热量，绝不轻易浪费。那时小学每天只上三节课，当时校园里说的最多的四句话是：养精蓄锐，节约粮食，为国分忧，为家长解愁。老师常叮嘱学生的话也是，回家就休息，睡不着就看书，千万别乱跑。
小道消息说，农村开始出现了逃荒，饿死人的现象。灾情最严重的不少省份是当年放“高产卫星”最多的地方。
新冒出了一个新病种，“浮肿病”。这种病是先由人们的脚和腿开始，用手在腿上一摁，就是一个深坑，塌下去的肉好一会儿才起来。这种由于营养不良造成的浮肿病像传染病一样在城乡蔓延，病情严重的可以导致性命的终结。报上说治疗浮肿病最好的东西是黄豆，一时间黄豆成了好东西，身价百倍。如看望亲友或病人能带上一斤黄豆，那将是一份很可观的重礼。
报上不再提“高产卫星”这类新闻，连“跃进”这样的字眼也很少见了，常见报端的是各类“节粮，增粮”的窍门，什么“双蒸法”，用此法蒸馒头一斤面能多出一斤馒头。还有什么“冷水扎面蒸馒头法”，“半烫面蒸馒头法”，窍门多了。但人们一试都说不灵，到是瞧着多了，吃到肚里还是一斤面只顶一斤的事，不少窍门纯属自己糊弄自己。还有厂家出了一种叫“人造肉”的东西，
说是肉，吃到嘴里像是嚼锯末一样，商店里卖了一阵，但没多长时间就很少再见到这种“人造肉”了。
京城的厂矿机关积极响应中央和国务院的号召，广泛开展大种蔬菜的行动，不但所有荒废的空地变成了菜地；还见缝插针利用道边、沟边、房前屋后……种菜；人们逢坑就填，见地就种，市民将蔬菜种在自己的院子里，干部将菜种在办公室的边上，工人将蔬菜种在了厂房的边上；连天坛公园都种上了西红柿，柿子椒，东瓜，黄瓜，成片的洋白菜代替了原先的花草。各色的蔬菜给这座皇家园林增添了几分野趣，只是施肥散发出的气味有些大熬风景。
报上将道边、沟边、房边等等的边归纳为十个边，将这些边上种的菜称为“十边菜”。一时间，“向十边要菜”又成了广大群众的战斗口号。
曙光木材厂在“向十边要菜”的行动中充分发挥了空闲地方较多的优势，各车间，股室划分出了各自的责任区，每个部门都指定了专门的责任人，一般都是有过务农经验的人，全厂各个角落的蔬菜绿油油的，长势绝不亚于农村的菜田。枯燥的厂区增添了许多的绿色，使厂区充满了生机，恼人的是全厂到处是粪尿的气味，挥之不去。住厂的职工晚上想出来纳纳凉，竟难找一个没有臭味的地方。
这年的深秋，为曙光厂立下汗马功劳的那头叫驴死了，它拉着一车木料突然就爬了架，再也没起来。它最后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为曙光厂表现了一番，全厂的职工每人分得一碗驴肉汤，里边只有两三块驴肉，肉块小得比肉末大不了多少。那头驴早已饿得不成样子，只不过没人顾上留意这些。事后有人说，孙广财经常偷吃它的豆饼和黑豆，叫驴只能吃哑巴亏，它是饿死了。孙广财当不成车把式了，只能在材料场当壮工，翻弄三角垛。厂里买了一辆拖拉机运料，老马改行开上了拖拉机。
厂里的会少了，学习也少了，职工下班就可以回家，吃完晚饭早早上床睡觉是保存体力唯一的好办法。厂里的长期病号多了，大半是浮肿病。全福患上这种病歇了，他家里孩子多，又全是男孩，一个个全跟饿狼似的，大人不想让孩子挨饿，只能自己少吃。王河惦记着他，每次厂里分自种的蔬菜都想着为他领一份，就是几个萝卜也要给他送家里去。
全福病休在家没事上街闲逛，无意间发现了一个秘密，倒卖票证，原来这粮票、肉票、布票和工业卷这些票证都是有“明码标价”的，倒卖票证的黑市上，一斤粮票能卖到五六元钱，一斤肉票十元，工业卷一张可以卖到三元，所有的票证全有价。那地方在东单与王府井之间的儿童影院附近，他那天转到那里有人问他要不要粮票？他很快摸清了里边的门道。
工业卷是根据职工的工资多少发的，基本上是二十元工资一张工业卷，买人造棉、手表、自行车，还有香烟等物品全要工业卷。买一块手表要３０张工业卷，基本上是一个人全年的配给量。全福除了买菜叶，他的工业卷全送人了，他哪知这东西这么值钱！他头一次小试身手，卖了１５张工业卷换回了９斤粮票。一高兴，当天晚上他让全家吃了一顿饱饭。
全福媳妇乐了，便到处找工业卷，找自己娘家的姐妹要，找亲戚要，说是要给全福买块手表。要来的工业卷卖了再买粮票，这个秘密夫妇俩对谁也不说，一是说出去怕丢人，二是也知道这种事违法。基本能吃饱肚子了，一来二去他的浮肿病开始见好，很快就开不出病假条了。
王河见他的浮肿病好得快，问他有什么偏方和窍门，他说自己有个堂兄也得了这种病。全福不无得意地说，这能有什么偏方？窍门只有一个，在家待着要比和尚的心都静，俩口子的事绝对不能办，记住这条就行！路富友犯坏说，没错，人家全福早就把他那口子托给朋友照看了。他自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什么都不管。二人一来一往逗开了嘴。
王河没心意听他俩逗嘴，不过全福的话却触动了他的心事。他之所以关心全福的浮肿病，其实是他早己察觉到自己的两条腿有了浮肿的现象。全车间属他年轻又是个班长，车间里的这类病号已经不少了，他不想再拖车间生产的后腿一直没有张扬，连家里人都瞒着，他媳妇金玲都一无所知。
王河与金玲的结合在曙光厂算得上一件喜剧性的新闻，头年的深秋金玲最终是挺着大肚子进的洞房，“生米做成了熟饭”使得金玲的母亲不得不认可了这门亲事。如今的王河已是做了父亲的人，孩子尚在襁褓之中，为了孩子能吃上奶水就要尽力让金玲吃好。婚后无房，他们只能与父母挤在一起住，一家八口虽是一个锅里吃饭，每顿饭却是分出份来吃。那时的家庭吃饭不分份的很少，一般都有是按各自的定量分，不能多也不能少，孩子多的为争一口吃的打架是常有的事。王河为了媳妇能多吃一点只能自己少吃，小两口有时为了推让半拉馒头跟打架似的。
回汉两家在一起吃饭本是个难事，但副食品的极度紧张却在很大程度上帮助王河一家解决了这个难题。金玲嫁过不久，就什么都开始凭票证供应，每月一人只有二两肉。那点肉王河的母亲总是一个分两次吃了，每到家里改善伙食的时候就单给儿媳妇炒个鸡蛋，倒也没添什么麻烦。为了孙子，当婆婆的也想尽力照顾儿媳，但心有余力不足，每个月只能用自己的那张糕点票买了糕点偷着塞给她。当婆婆也是难，王河下面还有三个兄弟一个妹妹正在上学要劲的时候，几个孩子整天就知道喊饿，两个最小的吃完饭常常为争着刮刮锅底打得不可开交。
王河有病只能抗着不吱声，他既不想让自己父母操心，也不想让新婚的爱人为他分神。听了全福的那番有关“两口子的话”后他动了心思，从那天晚上开始他就和金玲掉头睡。
金玲问他干嘛非要闻着臭脚睡？
他说要管着点自己，省得一上班就犯眯糊。
金玲说，瞧你这点儿出息！
2．菜里多了两小块肉，漂亮的女支委会同情“老右”？
范建国已从沉重的精神打击下逐渐恢复过来，那是双重的打击，第一批摘帽的右派中没有他的名字，他倾心热恋的女友也离他而去。
有关“摘帽”的名单是在一次全厂职工大会上宣布的，被宣布摘掉右派帽子的六个人中没有他，他听得清清楚楚，第一个念到的名字是达进士，最后一名是史丽云，当时的脑子里一片空白，接下来的讲话他一句也没有听进去。凭心而论，与这六个人相比他的工作表现不比任何人差，车间主任孙长喜多次表扬过他，厂长李宪平对他更是另眼相看，然而到关键时候他却遗忘掉了。他无论如何也想不通，这是为什么？
那次会后，第一个追进宿舍来安慰他的是王何和全福，忿忿不平的全福说：“这不公平！最起码那个史丽云没法跟你比呀！你在机修干得怎么样我听孙师傅说过啊，他对你没挑的！咱们得罪谁了？”全福知道大伙捐钱为他买铺凳有这个大个子一份，所以常念他的好。
王何劝慰他说：“甭往心里去了，还有下一回摘帽呢，咱们赶不上这拨，赶下拨！我看顶多一两年的事，连国民党的战犯、伪满的小皇上全没事了，你们这些说了几句错话的算个什么淡事！全长不了。”
两位普通工人的关心，使范建国的心里热乎乎的，眼圈也随之湿润了，当时如不是孙广财哼着小曲进了屋，他说不定会痛哭一场，那样也许会好受一些。
那个周未的晚饭后，李宪平把范建国找去谈了一个晚上，并将他自己读过的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书送给了他，书上边有他用红笔画过的很多重点，他说，我知道你一定读过这本书，但我还是希望你多看几遍，每多看一遍都会有新的收获。从此，这部书成了他的好朋友，他在保尔的身上吸取了力量，也仿佛从冬妮亚的身上看到了史丽云的影子。
那次大会后，范建国已经意识到他与史丽云的关系实际上已告终结，只不过彼此双方谁都没给这层已经名存实亡的关系下达“死亡通知书”而以。他清楚得很，如按报上的解释，摘掉帽子就是又回到了革命队伍中，重新获得了政治权利的话，那么他与史丽云之间就有了天壤之别。会前，他始终以为自己摘帽的可能性要比史丽云大得多，两人当中一旦只有自己被摘掉了帽子，他会毫不迟疑地对她表白，对她的感情将始终如一，至死不变。万没想到的是，没赶上“头班车”的会是他自己，而赶上“头班车”的人连声再见都没有说就离他而去。
两个月后，史丽云获准重回钢院插班学习。临走两人也没见上一面，那段时间里，范建国为避免见到她，中午从不到食堂买饭，总是托别人帮他打饭。
根据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