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富友眼珠一转有了主意，说装配车间那边树上有个喜鹊窝，咱过去掏了它，里边下了一窝小仔，那玩艺儿跟老家贼差不多，交上去是一样的。
王河听了拿不定主意，说掏喜鹊窝合适吗？说完他看了看全福和范建国。
全福说，我看这招损点儿，喜鹊又不是家雀儿。你说呢大个儿？
范建国本不想发表什么样意见，怕再让人抓话把，一见全福问他，便底气不足的嘟哝了一句，说喜鹊大该算是益鸟吧，它是吃害虫的。
路富友不服气地说，什么他妈的益鸟啊？是鸟全祸害粮食！
范建国一见对方动了气，息事宁人地一笑，不再吭气。全福与他一来一往地争论起来，嗓门越来越大。谁也没注意，副书记谷玉森不知从哪冒了出来，站在一旁背着手，冷冷地发问道：“什么是益鸟呀？说说看。”
路富友叫了一声谷书记，说厂子西头儿树上有个喜鹊窝我们想给掏了，这两位说喜鹊可能是益鸟，吃害虫，弄得我们也不知谁说的对。路富友嘴上还算有德，把话学说得含蓄了一些，也没点范建国的名字。
谷玉森听了脸一绷，脖子习惯性往后一挺，阴阳怪气地说：“什么益鸟？空有一个好听的名字！这种东西比麻雀还坏，报纸上管它叫凶鸟，知道吗？有些东西是不能光看其外表的！”说完他狠狠地瞥了范建国一眼，背着双手走了。
谷玉森是很注重自身形象的，包括走路的姿势。他有着一头很亮的黑发，很在乎自己的发形，前一阵讲究中分头时他留中分头，后来看到一部电影中的汉奸留的是中分头，又改偏分头了。衣服则永远是中山装，因为发形好，他很少戴帽子，如同他很少笑一样。刚才他是站在鼓架子上擂鼓时发现这边在争吵，他是对范建国发生了兴趣才溜过来的。
路富友冲着他的背影扯着嗓门请示：“谷书记，那我们可就掏啦？”
“掏！错不了。”谷玉森的头也没有回，只是下命令似的挥了一下手。他确实不是在信口开河，当天的报纸上发表了一位大诗人的诗，诗里写道：“喜鹊，喜鹊是凶鸟，爱吃白葡萄，射手快瞄准，对它不轻饶……”
王河说：“既然领导发话了，那咱就掏吧。”
路富友说：“这么去不行，等我找根长点儿的竹杆，上树去捅。”
有喜鹊窝的老槐树在鳔房的后面，这棵树高足有十米开外，喜鹊窝搭在了快接近树尖的稍上。人们虽看不见窝里边的小喜鹊，但能听到里“叽叽喳喳”的叫声，能看到两只大喜鹊整天飞来飞去的喂食。这两天一开始剿灭麻雀，装配车间也有人打过掏喜鹊窝的主意，一则是鳔房的老刘一个劲护着，二则是喜鹊窝搭的高，人够不到，喜鹊窝仍在上边没动。但锣鼓一敲，人们可着嗓门一喊，大喜鹊就飞得不见踪影了，到没了动静再回来。
路富友在树上一举竹杆，老刘闻讯窜了过来，冲着上面吼了一声，“你吃饱了称的！”待王河上前伏在他耳边嘀咕了几句，他才跺了一下脚走开了。
没费多大功夫，喜鹊窝便被路富友捅破了，先漂落下不少草根，接着是羽毛还没长全的小喜鹊一只接一只摔了下来，因不是直接落地，掉下来还在地上乱蹦乱叫，妄图逃生。树下围观的人不算少，但大多数人只是发呆地看着，没什么人上手去捉。王河他们费了好大劲才将那几只半死不活的小喜鹊塞进了兜里。许是自知不得人心，几个人跟谁都没打招呼就匆匆走掉了。
装配车间的张槐在车间后头掏窝，闻讯赶来的时候，王河一伙抗着梯子已走远了。他望着那远去的背影，后悔之极地跺着脚骂道：“都怨老刘这老小子充他妈的善人，死活拦着我，这下到好，便宜制材车间这帮饿鬼啦！要不然能炒一盘，就四两酒没问题。”说完又冲早到一步的甘兴旺埋怨道，“你小子见了怎么不拦着点啊？就是上交也是咱车间的！”
“我这人啊，不干踢寡妇门，挖绝户坟的事！”甘兴旺不屑地说。
张槐听了回敬道：“你可是难找的大好人，除了没钻你兄弟媳妇的被窝，你什么不干？”
两个人正在斗嘴时，厂区里突然静了下来，远处的锣鼓声也听不到了，一场全市性剿灭麻雀的战役鸣金收兵了。天际远处殷红的夕阳，已换成了一块巨大的灰色的雾幕。正当人们稀稀拉拉向厂大门走去，议论着当晚的战果时，突然从空中传来一声令人心灵振撼的哀鸣，有人惊叫了一声，“是大喜鹊！”
人们看到两只灰色的大喜鹊围着大槐树在半空盘旋，望着它们已被捣毁的窝不时发出哀鸣。人们惊呆了，喜鹊怎么会发出这种怪异的叫声？那是失子之痛的哀鸣！那叫声肯定令人久久不能安宁。工人们仰头凝望着空中的喜鹊，一时默默无语，发出的只是几声叹息，仿佛大家都做了亏心事。人们从心里喜欢喜鹊，把它看作吉兆的象征，早上出门能听到两声喜鹊叫，这一天都会心情愉快，人们好生不解，如今怎么了？为什么要对能为人带来祥瑞之气的喜鹊下此毒手呢！人们之所以没骂出来，是已得知这是上面有人发了话。
“哥儿几个走吧！听着怪惨的。”甘兴旺说完，人们跟着一阵叹息，陆续走开了。张槐嘟哝了一句什么也走掉了，他第一次没与甘兴旺抬扛。也许是因为迷信的原故，他听到那哀鸣心里竟有些发毛。此时他竟暗中感到庆幸，这件招人恨的事不是自己干的，他很少有这种庆幸。
食堂的晚餐吃混饨，李宪平因去的晚，大盆里只剩下一个底了。食堂的师傅说，等会儿您跟我们一块儿吃，还有些馅。李宪平见没有管理员吴素梅的影子，一问方知她是给烧茶炉的老张头儿送病号饭去了。
利用等混饨的功夫，李宪平先去了老张头的宿舍。下午上班前，行政股长王富达已向他汇报过老张头的伤情，头顶上缝了十几针，右臂被砸伤，但没伤及骨头。当天因怕出现意外，医院留老张头观察了一个晚上。说估计休息个十天半月的就能痊愈。顶替老张头的人他也找好了。
李宪平进门的时候，吴素梅正坐在床头为老张头喂混饨。老张头的头上缠满了绷带，右臂用纱布挂在脖子上，一老一少活像支前的女民兵在服侍伤病员。他上前慰问过老张头，打着哈哈说：“有吴大管理员这么精心的侍候，咱们老张头儿的伤一定好得快。想吃什么您就跟小吴说，别客气。”
吴素梅绷着脸说：“你这大厂长还笑呢？咱厂那个茶炉房可该好好修一修了，什么样啦？谁看着都悬，再不彻底修一下早晚还要出事！”
“接受吴大管理员的批评，”李宪平变得十分严肃地说，“我跟老王说过不知多少次了。这回是下决心要翻建一个新的，也改善一下老张头儿的工作环境。厂里钱再紧，这个事也要办！上面不批，咱们就来个先斩后奏。”
吴素梅抿嘴一笑，不再说什么。她与厂长李宪平之间的玩笑总是很有分寸，不当着人的时候彼此之间称职务，而且要在职务前加个大字，如此而以。而在公众场合则是李宪平称她小吴，对方称他厂长，彼此心照不宣。
因下午在工会听到给吴素梅介绍对象的传闻，李宪平偷偷端详了她几眼。
吴素梅的衣着总是那样素雅，就是夏天也很少见她穿裙子。她这种年龄的女性大都除了烫发便是梳着辩子，扎起蝴蝶结，而她总是一头短发。从头到脚她总是那么干净，利索，但有心人能看出，她是有意识地掩盖着自己的青春和容颜。时间久了，人们已经习惯认可了，似乎觉得她那样的身份就该是那样的。有一种念头不知在李宪平的心头出现过多少回，那就是如果他还有娶妻成家的资格，他一定会娶这样的女人。
李宪平起身要出门时，发现老张头的屋里多了一张床铺，上边的床单干干净净，他估计准是新来的那帮学生，因为老张头的工作特殊，每天要起大早，吵别人的觉，没人愿意和他一屋。问过老张头，方知新住进来的是何小波。
“挺老实的一个小伙子，就是不爱说话，刚才见小吴来就出去了，像个大姑娘。我天天吵人家的觉他也不说什么。”老张头介绍这位新室友时显然挺称心的，他闹不清什么是右派，也没人跟他说这个。
李宪平见何小坡的床头上放着一本书，拿起了一看是本苏联小说《真正的人》，小说写的是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空军英雄亚利山大，在执行一次敌后轰炸中飞机被击落，在雪地里爬行了几天几夜后被救，但被冻掉了双脚。小说的主人翁伤愈后装上了假肢，他不仅重上蓝天，而且还获得了忠贞爱情。李宪平在广播中断断续续听过这部小说，故事非常感人。他将书放回原处，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接受的这两批右派分子的档案李宪平全看过，尤其是对这个钢铁学院的何小波划右的材料有些印象，他依稀记得材料上内容极为简单，只是说何小波对组织观看革命题材的电影有抵触情绪，至于是如何抵触的，材料上又没作任何交待。他无论如何都想不明白，对一部写苏联战斗英雄的小说如此喜欢的青年，能会对中国革命题材的电影有什么敌意？即便对哪部电影不喜欢，也能成为划右的根据！他有个感觉，那就是觉得反右很可能扩大化了。
全市为期三天剿灭麻雀的战役终于胜利结束。有几百万人次参加的大会战取得空前的战果：共歼灭麻雀四十万零一千一百六十只。至于全国的战绩当然就更辉煌了。
人民日报发表评论说，麻雀大遭殃，粮食省满仓。据有关部门统计，每只麻雀连吃带糟蹋每年按五斤计算，全年可节省粮食二百万零五千八百斤；再按每只麻雀一年繁殖十五只计算，又可节省一千五百零四万三千五百斤粮食，把前后两项加起来，这些省下的粮食可以供五万六千八百三十人一年的食用。
从以上统计的数字看，可谓战果辉煌。
这篇评论见报的当天中午，陈爱兰连续广播了三遍。两天来，她始终处于极大的兴奋之中。两天前，她的一篇“老太太轰麻雀有绝招”的报道在北京日报见了报。内容写的是她家的邻居李老太太因患腿病下不了床，不能参加街道组织的歼灭麻雀的行动，就将自家的一个大铃铛拴在屋门外，绳子的另一端拴在屋里的床头上，看见麻雀落下喘气就拉动绳子，铃铛一响吓跑了麻雀。虽说稿子登上报只剩下不到三百字，题目也作了改动，但登的位置比较突出，她的不少亲戚，朋友都看到了这篇报导，吵着让她请客。两天里，她先后买了二斤大白兔奶糖快撒完了。
人们吃了她的糖还要逗她，问什么时候吃她的喜糖。快满二十五岁了，这种年龄的单身女性是很容易引人注目的，厂里厂外都有熟人张罗给她介绍朋友，但又都被她以各种理由回绝了，人们猜想她一定有了意中人，八成是部队上的军人。因为传达室接到过给她的来信，信的落款是部队的番号。其实信是部队上一位表弟写来的，但她从不解释，反到愿意将错就错。
陈爱兰的内心深处真的藏了一个人，已深藏很久，那就是厂长李宪平。将这样的人暗恋为自己的意中人，有时连她自己都不敢相信，她不止一次地告诫自己，这是不可能的，人家是个厂长又是立过战功的功臣，而自己只是个普通女工，两者的差距太大了，但她就是“轰不走”那个影子，仿佛那个影子已牢牢地印在了心里。对她来说，暗恋是苦恼的，也是幸福的。令她苦恼的是内心的秘密似乎只能深藏不露，哪怕是对自己的母亲也不能说。一旦说出去，再知心的朋友也会给对方留下攀高枝的疑问。
她曾无数次地扪心自问，如果对方不是一位领导干部，她会喜欢吗？答案是肯定的，她喜欢他爽朗的性格，喜欢他带有幽默的谈吐。但说出去有谁会相信呢？人们一定会说她是盯上了人家的地位。她承认彼此之间地位的悬殊，一方是身经百战的领导干部，是厂长，另一方只是个高中都没读的普通工人，冷眼一看，两者之间的差距如同天上地下。所以她又不止一次地想到了放弃，但她从另外一个人的身上屡次得到信息又使她一次又一次看到了希望。这个人就厂里的书记邹晓风。
邹晓风喜欢在她面前提李宪平，讲他的过去，讲他的光荣史，用的全是褒美之词。讲的次数多了，有时竟是重复他已讲过的故事，但他讲得依然是那么认真，似乎所讲的一切全是为她一个人准备的。
有时她正在邹晓风的办公室请书记审阅广播稿，李宪平要是这时进来，邹晓风总会不失时机地夸上她几句说，瞧瞧，小陈的这篇稿子写得满够水平啊！要不就会对她说，以后我不在你就找咱们李厂长，在部队人家也是位大才子呢！他学问全是从他父亲那儿学来的。接着就会向她介绍李宪平的父亲是如何为国捐躯的。他讲这些故事时是那样的动情，那怕是重复也是如此。她如何破译邹书记的意图呢？似乎答案只有一个。尽管她对自己的判断信心不足，但对此她还是心存感激，留住了心中那个希望。
给她印象最深的是一次与她换电影票，那是厂里组织看电影“红色风暴”，邹晓风问明她发的票是后面的，就提与她换票，说怕在前面看晃眼。换给她的票是十排中间的，位置比她的票好得多，电影快开映时才发现坐在她身边的是李宪平。得知她的票是换来的，李宪平只说了一句，还是你这丫头儿鬼。结果闹得她整场电影没看好，可散场再找李宪平早已被人拉走了。
至于陈爱兰对李宪平态度的判断，她虽没有观察到他对自己有什么亲近的举动，但至少可以断定对方并不讨厌她，这是可以肯定的。李宪平有时支使她帮着打个水，买个饭的十分随便，这像对别的女同志那样客气。
陈爱兰特意留下了几块大白兔奶糖，准备给李宪平的，她已两次从厂长办公室门前在前走过，但门始终上着锁。这天下班前，她再次从厂长办公室门前过，门开着却是一屋的人，只好又一次失望地走开了。
下班后，她假装打电话，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