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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开庭审理此案时，被告席上站着修道院院长及修士。法庭指控院长是道德上的凶手，院长仍旧那么严肃、清瘦和庄重。
当修女出现在法庭上时，大厅里响起了一阵窃窃私语，她一直穿着修女服装，尽管她在牢房里度过了8个月的时光，依然不减她的惊人的美貌，以致让法庭上的摄影师都着了迷，她的照片成为世界级刊物封面上争夺的对象。
她叫索菲，但人们已称呼她为“希腊美神”。她用镇静和柔情，毫不费力地说服了陪审团——她是无辜的。
然而，起初警察指控她是凶手的同谋，说她对乔治修士已感厌烦，准备投入别的修士的怀抱。她大概很乐意那天夜里放意不上锁。
“是的，这是真的，”她垂下眼睑说，“那天夜里我应院长的要求留着门。但是我以为院长想当场抓住他，好教训他一顿。”
索菲的供词开脱了自己，但是院长被判了15年监禁。其他相互推卸责任的修士也被判了13年徒刑。
但是案子并没有结束，被告提出上诉，索菲也只好暂时关在狱中。在监狱里她收到许多信并接待了许多记者的采访。记者们提出了一大堆问题。
“我正在犹豫，”她对记者们说，做出了一个迷人的嘲讽表情，“有三种建议令我感兴趣：一个是雅典一家服装公司建议我去当时装模特，另外两个建议是来自英国的两个有钱男子的求婚。但是他们给我寄来的照片很模糊。我还年轻，我不排除我结婚的可能，但是我要认真挑选。”
她的回答与其说带有宗教色彩不如说更富有女性色彩。
第二次开庭审判与第一次完全一样。修道院院长的高做并没有影响确认他有罪的陪审团。陪审团如同第一次开庭审判时一样，被漂亮的索菲迷住，他们确认索菲无罪。
50年代在希腊复仇性凶杀仍无法杜绝。索菲成了非常显眼的目标。希腊当局请求她到国外去，因为无法解决她的安全问题。
“瞧、我们收到那两位英国富翁的照片，”内务部部长说，“他们长得还不并太丑，尤其是那个玩马球的男子，是不是挺有风度？”
部长的品吻是命令式的：“强迫她，让她结婚，让她走得越远越好。”
12月7日，当索菲登上开往伦敦的船，有一个船上的乘客被抓住了，他好象是碰巧住在索菲的隔壁，但他身上带着两支枪。
索菲的外貌特征发往各地，国际刑警组织可没有喘息的时间，船所停靠的各个码头都得保护索菲免遭杀害，各个地方警察局都处于战斗状态，凡是索菲经过的地方，记者们蜂涌而至。
伦敦刑警厅派了一个叫西蒙的警官负责索菲的安全，西蒙是个40岁的美男子，已婚，有3个孩子，作为一个称职警官，他能经受住一切考验，但是当他在船的吊桥上迎接到他的保护对象时，他的严谨、他的生活、他的妻子在这位希腊美神面前全部付之东流了。
从此，他再也不离开索菲一步，索菲得到准许改名换姓，她身后是处处保护她的英国卫队，她先住在那位打马球的男人的豪华别墅里，之后住在另一个未婚者家里，她在这两个人之间犹豫不决。
如果不是西蒙1月12日那天用枪打死一个千方百计要上索菲的汽车，想用一把刀刺死索菲的希腊男人的话，也许索菲还会犹豫下去。
怀有非常感激的心情的索菲接受了西蒙的求婚，但是西蒙要先离婚方能娶她，对于索菲来说要等好久的时间，于是她先当了模特，而且她发现，她完全可以不必嫁人而生活得很好。两年后，她离开了伦敦到了美国纽约，在纽约她开办了一家时装模特公司，国际刑警组织就此可以合上宗卷，对她的安全可以放心了。
几乎30年过去了，索非如今大约已有六十来岁，这三十年中她再也没有遇到任何麻烦。
至今未了结的伪钞案
亚历山大·戈莫夫，爱称“阿勒斯”，是一个胖胖的挺健壮的男人，象头蠢笨的熊。他有一头浓密的黑发。他黑黑的大眼睛表现出他不安定的灵魂：时而忧伤，时而狡诈。在国际刑警总部看到他的照片时，很难让人想象他是个能取悦女人的人。
他所喜欢的女人是个非常女性化的女人，体态丰满、金色头发，带有某些母性的爱。这样的女人在他生活中起了重要作用。
阿勒斯生于1897年，是波兰血统的犹太人，但他家住在苏联的乌克兰。他父亲曾是个企业主，大革命时剥夺了他的全部财产，他成了他自己工厂的看门人。
这就是国际刑警组织的第一名大顾客的家庭背景。他的档案很厚，从1927年9月一天下午在阿姆斯特丹开始。一个30岁的男人走进一家俄国移民经常光顾的咖啡馆，他爱上了咖啡馆的女招待塔尼娜，她是个23岁，头发象棕绳一样、胖胖的很柔情的姑娘。
“克曼先生，来杯伏特加？”塔尼娜问道。
30岁的男人用一张名为马斯亚·克曼的德国假护照在荷兰生活了3个月了。
“亲我一下，”女招待用手亲切地拍着男人的手又补充道。
他知道塔尼娜在盯着他，她唯一的希望是嫁给他，使她离开咖啡馆。然而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克曼在基辅美术学院出色地完成学业之后，被布尔什维克判处了死刑。他只能通过土耳其逃出来，住在德国。讲述他如何逃出来，又如何开始制造伪币，那是一个很长的故事，简而言之，这个背井离乡的人从未露过馅。
五年以来，他曾经有过洗手不干的想法。他可以在塔尼娜和伪币之间作出选择。但不幸的是，他制造伪币不仅仅为了维持生计，而是他喜欢这个行当。
同一天的同一时刻在斯德哥尔摩一家银行柜台前，一位太太要用瑞士法郎和50英镑兑换瑞典克郎。银行职员摸了摸英镑，票子挺完整，但纸质有些软？是的，是有些软。它是伪钞。职员叫来了刑警。女人被抓了。当然警察扣下了50英镑，也就是说那女人损失了50英镑。
“我开了一家家庭旅馆。”她说，“是一个房客给我的。”
“这个房客是谁？”
“一个很热情的男人，他叫克曼，是个德国人。”
“他在哪儿？”
“他走了，但我不知道他的去处。”
几分钟后，警察搜查了那位自称为克曼先生的房间。在纸篓里发现了一封撕碎的电报，拼凑后读到了以下的字“阿姆斯特丹”。斯德哥尔摩国际刑警组织分部马上向海牙通报了女店主描绘的克曼的外貌特征。
这样克曼就成了国际刑警组织的第一位大“顾客”，那时国际刑警组织的总秘书处还设在奥地利的维也纳。当天晚上在阿姆斯特丹的一家酒吧里，一只手拍在克曼的肩头上：“克曼先生吗？”
“是的，干什么？”
“刑警。请服我来。”
塔尼娜和克曼最后互相望了一眼，以后他们再也见不到面了。
在刑警办公室，克曼很卑谦地讲述了他从俄国逃出来的经历。他说他搞到一张假护照，他的真名是亚历山大·戈莫夫。
“我们审讯您不是因为这个，而是因为您在斯德哥尔摩流入市场的一张50英镑的伪钞。”
自称戈莫夫的人大吃一惊：“伪钞？难以置信！我上当啦！从俄国逃出来时，我变卖了家产，那些购买我家产的人大概是诈骗犯。”
但是负责调查此案的德国警察可不那么容易上当。
“您在浪费时间，伙计！还是说说您怎么制造这些伪钞的吧。”
“可我没有制造伪钞！”
然而，阿勒斯清楚他必须改变战术。这些人不会轻易放过他的。他能做到的就是尽量少坐几年牢。因此，他必须供认，但不能说出全部真相，只能说到能让警察可以结案的程度。
“好吧，”他说，“我承认。我知道钱是伪钞。但我害怕告诉你们这些，我的事是这样的。在基辅美术学院里，我有一个教绘画的油画的教授，他也不得不逃亡。当我在柏林碰到他时，他刚刚被警察抓住，因为他成了伪币制造者。他的家庭处境很坏。在他家里我发现了警察搜查时没有发现的一捆50英镑的伪钞。用这些伪币我想能为他家解除困境，也能使我定居意大利过自食其力的生活。为了得到去意大利的签证我不得不路经荷兰和瑞典。伪钞就是这样来的。”
警察相信了他。事实上教绘画和油画的教授佐多夫和阿勒斯两个是同谋犯。如果现在阿勒斯往佐多夫身上栽赃也无关紧要。因为佐多夫已经被抓住而且开始服刑。国际刑警组织没有进一步追究，阿勒斯象地进来时一样走出了警察局。但是欧洲到处是同样的伪币，到处抓到使用伪币的俄国人，国际刑警组织确信阿勒斯是他们的头头，因为他的才能和绝顶聪明完全可以成为头头，但是没人检举他，国际刑警组织也没有任何证据。
1928年7月法庭终于得以审判阿勒斯时，检察长承认阿勒斯给他留下极好的印象，他很可能犯有比他供认的更大的罪行，但是他的确是由于一连串政治事件之后才成为诈骗犯的，他首先是被害者，他是极有天才的艺术家，但找不到工作。
阿勒斯仅仅被判处了两年半徒刑，而在监禁一年后就被释放了，对一个伪币制造者来说惩罚的确太轻了。
1931年5月一家英国公司的代表在阿姆斯特丹认识了德国一家银行家。他们经常在同一家咖啡馆碰到。突然德国银行家说道：“瞧这张10英镑的票子。”
“我看不出它有什么不一般的地方。”
“这是一张伪钞，伪造得维妙维肖。”然后他放低声音说，“我能提供伪钞，要多少有多少，如果能将大量的伪钞投入市场，那可是一本万利的生产……让伪钞一下子全部通过银行。”
另一个露出感兴趣的表情：“这的确是一本万利的事，”他说，“但是十分危险。您有什么办法实施？”
德国银行家觉得自己且我对了同伙人。
“我们先试图养肥一个银行职员……”
“嗯，成……这倒是个办法，我得考虑一下。”
“想想吧，留着这张钞票，这是部分付款。”
“好吧，再见。”
几分钟后英国公司的代理人通知了伦敦刑视厅，那张伪钞落在英国银行经理手中，经理从牙缝里吹出不太象英国民歌的曲调：“这是一桩非同一般的工作，但我了解内情，这伙人在巴黎，在耶书撒冷，在鹿特丹、在罗马和柏林发现的伪币一模一样，的确伪币的发行量已到了令人担忧的地步，幸运的是人们可以挺容易地识别这种伪钞，它的纸太软了，但是如果有一天，有人能模仿我们的纸！可惜这是不可能的，制造伪钞的艺术家是个天才，可他永远也不会模仿我们的纸！”
当时的英镑象我们现在的美元一样，可作为储存货币。荷兰盾的坚挺使阿姆斯特丹变成了一个很大的货币市场。这一市场吸引着各种各样的伪币制造者，而荷兰刑警在此建立了专门机构与所有加入国际刑警组织的成员国保持着经常的联系。
几天以后，在驻阿姆斯特丹的英国公司代表的帮助下，在德国银行家周围撒开了一张极大的跟踪网，负责伪币流通的组织中了圈套，许多成捆的用蜡封好的50英镑面值的伪钞被缴获，共10万英镑，而在整个欧洲至少有10倍于这个数字的伪钞。
对国际刑警组织来说，不幸的是所有与伪钞案有关的罪犯都没有说出天才的伪造者的藏身之处。然而大家都猜到一定是亚历山大·戈莫夫，爱称阿勒斯所为。
国际刑巴组织又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重新找到线索。一位住在柏林的23岁的胖胖的金发姑娘叫苏珊娜，她好象给伪币制造者和负责流通伪币的组织之间传递了两三次口信。
年轻姑娘一直被人跟踪到她的住处。在她住处的一间房间里隐居着一个与世隔绝的男人。男人的外貌特征通告了国际刑警组织，后者马上作出令人鼓舞的答复：他就是亚历山大·尤莫夫，因此，阿勒斯就这样落网了，全怪他迷恋胖胖的金发小妞，事实上半个月前他就计划逃走，他伪造了瑞典护照，他所有的行装准备完毕，一切就绪。不幸的是阿勒斯与苏珊娜难分难会，爱情拖住了他的后腿。
这样，阿勒斯使身陷绝境，很自然地被判刑或处决，但是当时这种符合情理的判决却改变了性质，因为阿勒斯是犹太人，而当时希特勒正在台上，因此，阿勒斯便从监狱转到了集中营。
战争结束了。
希特勒军队投降后几天，一位在奥地利的美国反间谍特工人员与法兰克福的校官乔治·莫纳利——伪币识别专家打电话，向他报道刚刚这扣了一名德国上尉，他交出一辆装满英国银行的几百万英镑的卡车，另外在托浦利技湖附近的一条小河里扔进大量的钱币，河边居民和联军士兵正兴致勃勃地在打捞。
校官来到现场，人们让他看了卡车上的东西：23箱象棺材一样大小的箱子装满了一捆捆英国银行发行的货币，一共2100万英镑！河里也有同样数量的英镑！校官即使拿着倍数极高的放大镜也无法确定这些货币是真是假，他只好向伦敦银行请求帮助，伦敦马上派来一位密使，他是个长的有棱角的绅士，冷静、不爱说话，人们把他带到守护严密的放钞票的大厅里。
密使查看了一个箱子，从中拿出一张钞票，摸了摸，他终于停下来，沉默了一会儿，若有所思，然后，他开始慢吞吞地有条理地用一种非常不一般的但有些激动的声调判断道：“请原谅我的失态，那些伪造钞票的人差点在战争中把英国毁掉。”
“在1943年，”英国密使说，“一批数目惊人的英镑从中立国家运到英国伦敦。这时我们在爱丁堡抓住了一名德国间谍，他是由直升飞机空降到苏格兰地区的海面上，然后坐气垫船划到岸边，在他箱子里装满了钱币，是我们从未见过的仿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