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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访谈：古典的权利（2）
问：痰盂与花瓶的比喻很生动。那么，你的作品是倾向于痰盂呢还是倾向于花瓶呢？
答：《草房子》倾向于花瓶，而《红瓦》既写痰盂也写花瓶。美是我永远不可缺失的因素，它甚至被我视若生命。我坚持我的看法：美的力量绝不亚于思想的力量，再深刻的思想，都将变为常识，但美却可超越时空而永在。
问：从表面来看，《红瓦》与《草房子》也是写实的，甚至让人产生自传的印象，但分明带有极大成分的虚构。它们与依样画葫芦式的作品判然有别。“想像力”问题似乎是当代中国文学的一个突出的问题。你这样认为吗？
答：是的，我是这样认为的。我们的文学，想像力是疲软的。我们总在地面上爬行，很难做潇洒而漂亮的飞翔。我们生活在一个曾创造了“后羿射日”、“女娲补天”的国度。我们的先人们的想像力是让世人震惊的。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中国文化系统中出现了一脉不利于想像力发挥的文化。这种文化的实质就是实用主义。它阻碍了想像，甚至还将想像看成是一种不可取的行为：子不语怪力乱神。纳博科夫曾对想像、幻想或者说虚构，有一个经典的表述：一个孩子从峡谷里跑出来，大叫“狼来了”，而背后果真跟一只大灰狼——这不成其为文学；孩子大叫“狼来了”而背后没有狼——这才叫文学。那个可怜的小家伙因为撒谎次数太多，最后被狼吃掉了，纯属偶然。艺术的魔力在于孩子捏造出来的那只狼身上，也就是他对狼的幻觉。于是他的恶作剧就构成了一篇成功的故事。小说家应将自己看成是准造物者。他应有决心构造一个在想像力上可以与造物主构造的世界相媲美的世界。他应当对上帝说：你写你的文章，我写我的文章。
问：无论是在主题开掘方面，还是在结构情节、形象塑造、语言表达方面，《红瓦》与《草房子》都很优美、精致，给专家与读者带来了一种阅读上的惊喜。它们无疑给当今的文坛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而形成这一切的原因，是因为它的浪漫情调与古典性。《红瓦》的长长的代后记，题目为《永远的古典》，是具有宣言性质的。这反映了您深刻的理论自觉。换言之，它们充分说明了您对小说（文学）的标准、价值、意义具有独到的见解，甚至是一种信仰。请您较详细地阐述这一问题。
答：当下中国小说，基本上由两大板块构成，一是倾向于写实的，一是倾向于实验的。它们为中国当代文学创造了很可观的成就。但这格局有它的缺憾，这就是中间缺乏古典的、浪漫的这一块。不是没有，但比较稀薄。在对《红瓦》与《草房子》的所有评论中，几乎都提到了“古典”与“浪漫”这两个字眼，这使我感到十分吃惊。因为，我从未对人说起过这两个字眼。这说明，我心中所认定和追求的美学目的，在我的文字中已经无声地落实了。这使我感到莫大的欣慰。像你一样，有人在看完《红瓦》的后记后，说是具有挑战性与宣言性质。我倒无此意图，只是写出我对文学的一些看法，如此而已。但这看法是明确的，毫不犹豫的：文学的现代形态与古典形态，不是一种进化论意义上的关系。它们仅仅是两种形态——并列的形态，实在无所谓先进与落后，无所谓深刻与浅薄。艺术才是一切。更具悖论色彩的是，当这个世界日甚一日地跌入所谓的“现代”时，它反而会更加看重与迷恋给这个世界带来情感的慰藉、能在喧哗与骚动中创造一番宁静与肃穆的“古典”。人心总是倾向于古典的。用现代化手段拍摄的《泰坦尼克号》，无论从主题到情感，都是古典的。
问：你针对文学创作乃至文学批评所强调的“古典形态”，绝不能从偏狭的意义上简单地理解成是一种“保守”、“落后”的观点，恰恰显示了您对于文学本质那种超时代性的深刻感悟与独到见解。这是颇促人深思、启人心智的。最后，您是否可以对那些有志于从事文学创作的大学生朋友提几句忠告？
答：谈不上是忠告，只是一连串的想法：作家只承认以自己的感受为原则；拒绝泡沫思想；当你面对一件被批评家们解释为深刻的作品而你却并未能真正体味到这一点时，不要怕做《皇帝的新衣》中那个天真无邪的孩子；人生里头，有些情感有些感觉可能只能采用现代形态的文学方式，而有些情感有些感觉可能只能采用古典形态的文学方式；应将对美的认可看成是一种伦理态度。
第二部分访谈：丢不下的尴尬（1）
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理论资源的贫困化
此文为1999年月1月曹文轩接受《北京文学》杂志章德宁女士采访时的访谈录。
问：好像是在一年前，你就在北大课堂上发表了你关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理论资源问题的看法。当时你很激动。
答：不是激动，而是困惑，或者说忧心忡忡。
问：不久前，你又把你的博士生、硕士生、国内访问学者召集在一起，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在你看来，这是一个重大问题。
答：极其重大。一个国家的文学批评理论资源匮乏，几乎全靠外来接济，这个问题当然重大。就文学批评的理论资源而言，我们又成了一个“贫油”大国。你看看这五颜六色、甚嚣尘上的文学批评之车，是用人家的“油”发动的——是人家提供的动力。
问：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如何？
答：我以为，我们有必要对所谓的“理论资源”这个概念先稍作界定，以便于我们现在所进行的论题更加明确而无歧义。所谓的“理论资源”是指那些指导我们选取批评视角或方法，以它们作为解读文本的动力，作为我们进行解说的论据与框架的那些思想；我们所进行的文字活动，实际上就是将文本（作品）作为研究对象，对那些思想做诠释和重复说明——当然，我们也会因为掌握了这些思想，而对文本（作品）进行有效的解读，从而使我们对文本的价值做出中肯的估价成为可能。这些思想，可能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也可能是一些分散的概念或观点，一些只言片语。它们类似于我们在进行数学运算时所依赖的那些公理、公式与定律。假如文学是个罐头，它就是打开这个罐头的起子。
问：你能描绘一下当前中国文学批评的现状吗？
答：这里，我还要做一下分辨。因为“当前中国文学批评”这个概念太笼统了。所谓“当前中国文学批评”，从字面上来看，就是：在当下中国所进行的一切文学批评，它包括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现代文学研究、外国文学研究等学科领域中的人在当下所进行的批评。而我们现在要谈的是——你我心中都很明确——关于当下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所进行的批评，而其中，主要是指对中国当代文学所进行的批评。这是必须有的声明，不然很麻烦。
大约从本世纪初起，我们所说的那个范畴中的中国文学批评（实际上不仅仅是文学批评，还包括其它许多人文科学）就一直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上：我们用来进行言说的理论资源，基本上来自于国外。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将近二十年），情况变成：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已成为西方理论的二次重现。我们从前门请走了别、车、杜，又从后门请进了德里达、福柯、罗兰•；巴特、杰姆逊、海德格尔、罗布－格里耶、马尔库塞。中国人依然没有自己的语言。用今天时髦的话讲，叫“失语状态”。
问：你是用贬义的口吻在描述吗？
答：不。我只是在客观地描述一个事实。而且，我必须给我们的谈论肯定一个前提：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中西方思想的大面积浸润……
问：你说是“大面积”，为什么不再说是“全盘”？你在印发给学生的讨论提纲上，用的是“全盘”这个字眼。
答：一个同学提醒了我。现在，我觉得用“大面积”这个字眼比较稳妥，尽管我感觉中的这个“大面积”的程度，已离全盘只一“”之遥，而不是一步之遥，但我还是觉得用“大面积”为好。我有我很隐秘的考虑。……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中西方思想的大面积浸润，其历史功绩可与五四对西方文化的接纳而成就的历史功绩相提并论，甚至应该有更高的估计。如果不坚决地做一肯定，我今天是绝不会来谈论我们所面对的那个话题的。你处在一个高度饥饿的状态之下，而这时有食品可以供给你消除饥肠辘辘，且并无恶意，你却还要摆一副穷人的自尊，挑三拣四，是愚蠢的。首先是生存，然后才能考虑如何优雅地生存。
我们面对目前这样一种现实，不宜采取狭隘的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这种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已使中国在过去丧失了许多次与国际先进潮流对话、融会的机会。精神与物质的双重落后，有可能演变为一种古怪的民族脾气。结果是恶性循环：越落后越固执，越固执就越落后，最后是断然拒绝一切国外思想。“一个民族必须有这个民族自己特有的东西。”我以为可以将它看成是一种说法，但若将它上升为公理性的论断，我则深表疑惑。这个论断其实是一个主观性的论断，但我们似乎不假思索地将它看成了一个不证自明的先验性的判断了。这种设定，事实上并没有经过多么严密而有说服力的论证。我们不能落入这个思维的圈套与迷宫。我们应当放弃“我们必须有”这个句式，而用“我们是否可能有”这个句式。总之，我们应当放弃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立场。只有如此，我们才有可能较科学地评说目前的现实。我们不能从“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过渡到“中国的月亮比外国的圆”的感觉上来。明智的态度是：先别问这个东西是谁的，而是要问这个东西好不好、可爱不可爱。
问：那么，是否还可能有被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所利用的属于我们民族自己的理论资源？
答：这一发问，实际上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我们原有的精神仓库，是否还能提供一些可以被当代文学批评利用的理论资源；二，我们是否还有能力于当下创造新的理论资源，以供当下文学批评利用。
前者是指先人们创造的思想。对于我们先人们的才智与认识深度，中国人与外国人早已达成高度共识：中国先人们曾创造了无数伟大的思想，他们为人类的精神殿堂的建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些杰出的思想家们与西方思想家们交相辉映，展示了他们创造思想时的那种巨大冲动、充满精神快感的画面与傲然人间的风流倜傥的形象。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到了近代，好像突然中了魔法，中国的思想家们再也不能与他们的西方同道并驾齐驱，各擅所长了。昔日思想的辉煌，已成明日黄花。我们经过了一段相当长的思想贫困时期。中国的思想界，再也不能一如从前，向人类落落大方地奉献他们独特的有利于人类心智开化的创见了，而只能靠输入外国思想（似乎是无止境的思想输血）度日。我们所看到的今人所作的连篇累牍的学术文章或论著的后面，都有长长的注，而这些注往往总是标着一个个外国人的名字。而我们在西方的学术文章与论著的后面那同样长长的注里，却很难找到一个中国人的名字。我说这些，倒不是计较这一注之誉——中国人还没有那么小气，我只是想通过这个细节去佐证一个事实，一个我们不能再向世界供给，而只能依赖世界供给的事实。在思想方面，我们没有与世界一道共同创造，而只参与了共同分享。
问：我们姑且抛开苍白的近代思想史不论，且说：中国的古代先人们创造的思想，还有没有作为我们今天的文学批评的理论资源这样一种可能性？
答：在未经过审慎而理性的分析之前，在未经论证的情况下，我们似乎仅仅是随着感觉之流匆匆而下的。我们从内心深处觉得先人们的思想已经陈腐老化，已不再具备解读今日之文学的能力；它们已皆成卷了刃的老刀，再也无法行“解牛”之能事了。我们在这种泛泛的感觉之中，忘记了对一个问题的审问：是一般意义上的凡人类的古代思想都只能作为古代学术的理论资源呢，还是仅仅是中国古代的思想只能作为古代学术的理论资源呢？我们没有从任何一个方面看到对前者的否定。那么为什么就单单是中国古代的思想具有有效作用的时间限定呢？这个疑惑一直困扰着我。事实上，我们是在对中国古代思想理也不想理的不可理喻的心态下去面对滚滚而来的西方理论资源的。我们压根就没有过起用中国古代理论资源去试一试的打算。我们没有设想过（哪怕是幻想过！）：倘若我们也利用一把古代的理论资源，会不会也能展开生动别致的、充满灵性的、绝不亚于利用福柯、德里达之流的理论资源的美妙言说呢？我们现在无权去说它行，但我们也无权去说它不行。既然说中国古代思想只能作为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