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费留学。群众举报了这个问题。
李真的目的不在于留学，而是要通过柳絮把钱财转移到境外去。不过1997年他和柳絮离婚了，钱财的转移又有了别的渠道。
卢鹰是必须买李真的车的。李真把他叫到家里说：“我的朋友那儿有一部新的原装进口的凌志400 型轿车，价格是62万元，你把这部车买了。”
卢鹰立刻就答应下来，虽然大野集团刚刚买了3 部同样的凌志400 型轿车，每部价格才45万元。
李真很高兴，马上挂电话联系“那部车”，并把接收汇款单位的名称和账号告诉了卢鹰。
卢鹰回到单位就把钱打过去了。车提回来一看，根本不是新的，而是翻新的。但越是吃亏，卢鹰心里越高兴，用他的话来讲“李真是个权势人物，我一个外地人在石家庄搞项目早晚要用得着李真，所以别说李真要62万元，就是报价再高，我也答应，根本不能讨价还价。”
一部汽车使很多人得到了满足。甲为朋友帮了一次忙。乙报了救命之恩。卢鹰在权势人物面前有了一次表现的机会。对立面捞到了一个告状的证据。
比较起来还是李真不幸一些。他得好好地擦屁股。
他找到吴庆五说，接受乙一辆轿车的事，的确属实。吴庆五大吃一惊，原来那么否认，不对他讲实话，现在为什么又讲实话了？
因为需要他出马了。
李真说：“如果这件事查出来也是一个问题。”
当然是个问题。他们感到问题越来越多了。
从1999年底开始，李真不断地找吴庆五商量事情，因为被举报的信息不断传来，他需要不断地应付，不断地想对策。拆东墙补西壁，拆壁补壁。好多事都是他、吴庆五和乙一起干的，而乙跑到外国去了，所以只能找吴庆五商量。
不过凌志车这件事是他和乙单独干的。
李真说：“庆五，你尽快和乙联系上，让他承认这部凌志车是他公司买的，以后不用了，就通过北京的朋友卖了出去，这部车与李真一点关系也没有。”
吴庆五说：“好吧。”
不久，他就在电话里把李真的意思告诉了远在国外的乙。
乙说：“既然李真让我这么说，我就这么说。”
然后吴庆五就告诉李真说：“我已经和乙联系上了，把你的意思告诉了他。他讲这事由他来承担，与你没有关系，请你放心。”
这时候李真已经不太容易放心了。放心下这个，放心不下那个。八个油瓶七个盖，盖来盖去盖不全。他没有想到，自己竟会走到这步田地。
腐败是要付出代价的。
现在他被“两规”了。角色的转换非常之快。
青年得志而形成的傲慢，在“两规”初期是很难去掉的。好像是井落在吊桶里了，怎么也想不明白。
这就显得很不适应。他不仅哼歌，还要求看电视。
电视不能给看，说还是把看电视的心思和时间用在思考问题上吧！
思考肯定是少不了思考，只是不交待问题。他在等着外面有人救他。他不是救出过乙吗？乙是肯定救不了他的。但有人会救他，可是没有结果，他一直不能离开这里。
中央纪委致函最高人民检察院，建议检察机关对李真采取司法措施。
你用脑去站。对于一个共产党的干部来说，你得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
第四章
4 、要工程总造价的六个点
因为他是河北省人大代表，所以对他的逮捕是经过河北省人大召开常委会讨论，通过提请许可逮捕后，才执行的。
时间是2000年3 月30日。
他的企图得到“营救”的希望再一次受到打击。
掉下井里，鼻子是钩不住的。
但仍然不交待问题。不能就此认输。他进行了超乎常人想像的持久的抵抗。
当然他最终还是沉痛地写下了《心灵的忏悔》。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不妨先引用一下。他写道：“在事业上我曾有过昨日的辉煌，可竟在一夜之间沦为了今天的阶下囚。此时我深为失去自由、亲人所痛苦，更为对党和人民犯下重罪而悔恨！”
这真是发自心灵深处的哀叹！一个本来很有前途的青年干部就这样夭折了。
他于1962年5 月出生在河北省张家口市。1981年大专毕业后，被分配到果树场当教师，后又到张家口市电子研究所、市油漆厂工作，1989年调任省建设投资总公司办公室主任，1990年至1993任省政府办公厅秘书、省委办公厅秘书，1994年任省委办公厅副主任，1995年任河北省国税局副局长，1997年任局长。前后没用几年，就裤衩改背心———上去了，成为“省委和总局的双重后备干部”，发展势头很不错。
“曾被多少亲人和朋友引以为荣”，他写道，“哪知道却是一棵受了病害的苗子，在权力、荣耀兴盛之时，我却因经济犯罪走进了监狱的大门”。
因为他从根儿上动摇了。根儿都没有扎牢，还不得夭折吗？
根儿是什么？根儿就是吸收精神营养的大脑。
大脑不是一个人的梢儿，而是一个人的根儿。
与植物正好相反。大脑里观念、信念的东西坚定了，人就坚定了。平时我们所说的“站稳立场”，不是让你用脚去站，而是让你用脑去站。对于一个共产党的干部来说，你得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
他没有站住，他就夭折了。他为什么没有站住呢？他吸收的营养不对。营养就是信仰。他把信仰这样的大问题搞错了。灵魂不再纯洁了。
他在《忏悔》中写道：对党内的一些腐败现象，“没能理智、正确地分析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我们党在前进中的一小部分消极阴暗面，而是对共产党的理想、信念产生了动摇。错认为这是党内的机体腐化，任何个人力量都无法扭转乾坤。共产党完了，与其一旦江山易手，自己万物皆空，不如权力在握之时及早做些经济准备，如真有不测也万无一失。”
这种从根儿上的动摇是非常危险的。没有了理想、信念，那就只有钱了，只有欲望了，个人的欲望，贪得无厌的欲望。灵魂扭曲了，成了肉体欲望的帮凶，使其千百倍地发酵和膨胀。
他认识了丙。那是1995年，丙是北京某公司总经理，要承揽某市百货大楼装修工程，求李真向市领导打个招呼。李真就用电话跟市领导说了一下，说北京有个好朋友想干百货大楼的工程，并且把这位朋友丙的来历说明一番，那来历是很不简单的。领导说，找我吧，没问题。一个电话就解决了。李真说，我平时和那位领导也没有什么往来，更没有经济上的关系，但看在我这省委秘书地位的份儿上，肯定是要帮忙的。
丙带领施工队到了某市，领导请他们吃饭，然后介绍给百货大楼的经理，工程就承包给那个施工队了。完工后，丙在北京跟那个施工队的吴经理一起吃饭，吴经理说：“工程没赚什么钱。”丙说：“都是朋友，你怎么也得表示一下啊！”几天后吴经理给了丙15万元。
丙把这15万全部给了李真。他是为了下一次再从李真那里揽到工程。
李真尝到了甜头。
1996年夏，丙带着某工程局的项目经理李某来到石家庄，想要省国税局办公大厦的工程，但来了一看，大厦已经封顶了，没有工程了。李真说，我也没有办法了，只能看别的工程了。说话中透出还要在北戴河建一个培训中心。这时候李真已经是省国税局的副局长了。
过了不久，丙找到李真，要这个工程。李真先不说给不给工程，而是大谈工程质量的要求，要甲级资质的施工队等等。丙一一保证，说没问题，你就放心吧！
“放心”应该是一语双关的，一是工程质量没问题，二是吃“回扣”没问题。而前一个没问题，正是后一个没问题的保证。所以李真才要大力强调。越强调越是证明他想把这个工程给他。第一次合作是很愉快的，这一次的合作保证更让他愉快。这一切意思，都在“放心”二字中体现出来。
李真感到安全系数还可以，就答应把这个工程给某工程局。丙很高兴，但李真的“进步”也很使他吃惊。第一次李真没提要多少钱，你看着给就行了。这次李真居然成了内行，说要6 个点。丙一愣，这真不少，工程总造价6 ％的提成，这个工程预计造价2500万元，“回扣”就应该是150 万元啊！但丙二话没说，立刻答应了李真，还显得很高兴的样子，并且说：“今后多帮我联系些工程，中介费你多拿一点，我少拿一点。”李真说：“不用多给我了，给我一半就可以了。”就此制订了“游戏”规则。
李真为什么要给省国税局在北戴河建个培训中心呢？可以写到书面上的理由当然很多，但李真有自己的想法和用途，只是不好摆到桌面上来。
1996年夏，他到北戴河，住在国家税务总局培训中心，总是感到有诸多不方便，不自由。秦皇岛市副市长来看他，他就提出建一个培训中心的问题。副市长说，正好有一块空地，离京沈高速公路很近。
他回来就把建培训中心的想法跟当时的省国税局郑局长说了。郑局长就主持召开局长办公会研究。郑说这块地比较低洼，不适合搞建筑物。但李真说没关系，可以建。其他局长也都同意李真的意见。一般情况下，都是同意一把手的意见，但在省国税局有点特殊。
散会时李真安慰一把手说：“郑局长你就放心吧，这事我一定弄好。”当年11月份签订了施工合同。
下期光凭信用卡的问题，是无法对上对下交待的。根据群众举报，李真已经是全方位堕落了，那么多问题为什么就查不出来？是不是有意包庇？是不是因为背景复杂而不敢查了？
第五章
5 、大师没算对
12月份一开工，李真就催丙，说已经开工了，该兑现了。
这又是一个进步，先把好处费拿到手。
丙就让那边汇款，然后给了李真75万元。后来工程又追加了1000万元的造价，丙就陆续给李真增加钱，最后达到105 万元。
李真坚决而持久的对抗，对专案组是一个考验。
光凭信用卡的问题，是无法对上对下交待的。根据群众举报，李真已经是全方位堕落了，那么多问题为什么就查不出来？是不是有意包庇？是不是因为背景复杂而不敢查了？向群众交不了账。
向上边更交不了账。初步调查李真有严重问题才立了案，怎么专案组却不能把问题一项项地查清落实呢？那就反过来证明李真没有问题，没有问题那就赶快放人吧！
能放吗？不能放。不放，又没有进展，这算怎么一回事？
专案组负责人、中央纪委六室副主任刘森在思考着，谋划着。他是“文革”前入学的北京大学数学系毕业生，思路清晰，逻辑严密，计算精准，给善于杀伐决断的朱保成主任当副手，可谓黄金搭档，最佳人选。
但是，“计将安出？”一个多月过去了，李真就是什么也不说。
审讯人员都是从全国抽调来的精英，是“多国部队作战”，轮番上阵，却在李真这个顽固堡垒面前受阻。你说气人不气人！
那时陈晓颖还在外围执行任务，取个证，追个人什么的，没有机会到审讯核心中来。
李真倒比一开始放松多了。
他是个人物，专案组对他的审讯格外慎重。逼供信当然是不能搞的，其他方面也比较宽松，惟一可以紧镙丝扣的就是政策攻心。可是李真在这方面为了以防不测，提前搜集积累了许多经验，心术已定，软硬
不吃。
专案组的攻心战也不弱，大到过硬的道理，小到细微的人情，都跟他讲了，但就是穿不透他的心理屏障。
这个屏障很厚实。他不相信自己就这么完了。
他差一点就什么事也没有了，是的，只差一点，具体说就差一天。
本来3 月2 日他就要到北京参加会议去了，到了北京就进退自如有了回旋的余地，一切为应付突发事件而必备的各种证件、物品都放在了汽车的后备箱里。
但是3 月1 日下午，他接到通知，让他到省委大院去开会。
为了以防不测，坐的是那部后备箱里装有必备物品的汽车。
已成惊弓之鸟的李真，时刻做好了准备。
出发之前，他向熟人打过好几个电话，问是不是下午要开会，到底有没有这个会。
别人都说不知道。
他就有了警惕———噢，他一直是警惕着的，当时更高了，但仍然还是轻敌了，觉得还不至于吧，可能是个极小范围的会吧，他是经常享受这种待遇的。
开会的消息是午前11点多钟一位省领导打电话通知他的。由省领导亲自打电话通知，时间又这么紧，肯定是个小范围的高级会议，一般的人怎么能有资格参加呢？
的确没有资格参加，只有他有资格。
中央纪委的同志是前一天晚上赶到石家庄的，向省委宣布了“两规”李真的决定。
这个工作做得很隐密，除了省委主要领导知晓外，还有省检察院检察长侯磊知道。是侯磊为上边来的人安排的住处。
这个消息是绝对不能走漏的。在对阵双方都认为河北情况复杂的情况下，侯磊是最得上级信任的人之一。
他是个白面书生，笔杆子出身。先为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在全国开创了信息工作的先河，后又到保定任市委书记，政绩卓著，并著有《“一把手”论》，成为许多领导干部案头摆放的教材。1995年调任河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廉洁从政，疾恶如仇，查办了许多大案要案。在不利的政治条件下，他讲究斗争策略，不把激烈写在脸上，善于打“堑壕战”。
如果说“黑脸”最突出的特点是刚直不阿，那么他这张白面书生的“白脸”最可取的则是谋略、胆识和智慧。
“白脸”，智慧的象征，并非奸佞者的专利。
检察官的身份加上善于跟腐败和黑恶势力周旋的本领，使侯磊成了李真的天敌。李真坐着轿车向省委大院驶去的时候，想到了侯磊，想到了来自侯磊方面的威胁。
他掏出手机给北京的一位懂易经的大师打电话，他问：“下午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