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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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传- 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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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袁世凯致昌电》,宣统三年九月七日。

  '5'同⑥。

  '6'《汉口灾民致上海商会函》。

  '7'《袁世凯致冯国璋电》,宣统三年九月。

  '8'《时报》,宣统三年十月十一日、十二日。(1911年12月1、2日)

  '9'同③,页40。

  '10'同③,页58。 


攫取民国总统职位的阴谋活动

  袁世凯在北京稳住阵脚,便回过头来全力对付革命党人。凭着多年反革命的政治经验,他深知此次革命决非偶然,更不是单靠武力所能扑灭的。所以,他出山时就表示要以所谓“文明”手段“对待民党”。他的所谓“文明”手段,就是通过谈判,“招抚民党”。①

  “欲取先予”,这是一切政治阴谋家的惯伎,袁世凯也颇精此术。他在彰德向清廷提出的六项条件中有“宽容武昌事变诸人”和“解除党禁”二条,就是专为向革命党人买好的。过了几天,他又指示幕僚刘承恩致书黎元洪,②转达他“早息兵争,以安百姓”的一片心意。为了迎合革命党人“反满”的愿望,他把自己装扮成汉族利益的维护者,在信中说:“况兵者汉人,蹂躏者亦汉人,我汉人胡为自相屠戮”;“阁下及诸英雄……或则有要求,即转达项城,筹策维护。诸公大才,不独不咎既往,且可重用共襄国事也。”③当北洋军攻占汉口以后,他于11月4日亲到滠口,“与萨镇冰、冯国璋及统将详细筹商”,“一面出示晓谕招抚”④,一面叫刘承恩再次致书黎元洪,提出实行君主立完,早日和平了结。11月8日,黎元洪回信,拒绝君主立宪,但明确表示如他赞助共和,当推为“第一任之中华共和总统”。

  袁世凯觉得诱和有了希望,为进一步摸清革命党人的底细,于11月11日派刘承恩、蔡廷斡为代表到武昌,直接与黎元洪谈判。在全国革命高涨形势下,黎坚持建立共和国的立场,并希望刘、蔡二人劝袁掉转枪头,推倒清朝。刘、蔡枉然而返。

  袁世凯仍不死心,北上组阁后,再次派刘承恩和张春霆到汉口,于11月20日与黎元洪的代表孙发绪和曾广为会谈。谈判地点在俄国领事馆,俄国领事敖康夫抱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充当谈判的“中间人”。刘承恩说:“宫保(袁)之意以为鄂军此举系改良政治起见,现今政府所有皇族执政之员均已更换,将来政治改良进步必易,定可为君主立宪之国。至于前次所云必须另建民主一节,终非完美办法。已闻某国已准备十万精兵,借口保护东亚邻邦,并有向某亲王云及包为平治地方并保皇室平安等语。倘故为激烈之要求,恐惹起惨烈之干涉或许保护之事,则中国前途大有可危。是以命我前来向诸公恺切劝谕,不必为过激之举,早日和平了结为是。”孙当即反驳说:“清政府已失全国之信任,袁宫保向来明达,如此大事已定之时,必欲推戴满清为君主,不独鄂省一方面不表同情,恐各省国民及热心志士亦将不能俯就。好在我等虽不认满清为君主,必仍保其安富尊荣。至于外人干涉等语,此系恐吓小孩子之话,况国际公法载有明文,岂堂堂袁项城素称大人物而不明此理!”⑤

  双方从下午6点辩论到晚上11点,毫无结果,会谈只好暂告结束。刘承恩立刻将谈判经过禀报袁世凯。

  “不学多术”的袁世凯,一手牵着多条议和的线。在刘承恩以君主立宪为条件同黎元洪谈判的时候,他利用杨度等人向革命党人展开更为狡猾的政治攻势。当时,革命风暴席卷全国,民主共和已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阶级力量对比对革命愈来愈有利。然而,就在革命高潮到来的时候,革命党的领导人却害怕起群众来,不敢率领群众无情地扫荡封建势力,将革命进行到底,反而被袁世凯散布的和平烟幕遮住了眼晴。错误地把他视为可以争取的第三种势力,甘愿推举他为共和国总统,以换取革命早日“胜利”。这一切自然使这个一贯抱实用主义的野心家大为动心,认为有机可乘。他立即改变策略,迎合革命党人的幼稚想法,攫取共和国总统。由于当时他所处的地位,还不便公开打出旗号,“心然之,特口不能言耳”。只好“于各方面密遣心腹,竭力运动,己则扬言共和政体如何不宜于中国,实则一俟运动成熟,遂尔实行”。⑥

  由梁士诒和杨度介绍,袁世凯到北京不久,即接见了新从刑部狱中释放出来的同盟会员汪精卫,对汪一再表示自己早已同情革命。以后又指令袁克定和汪结拜为兄弟,借以笼络汪为自己效力。据当时呈报袁世凯的一份说帖记载,袁克定曾向汪提出解决时局的三个条件:“举伊父为临时总统”,“南北统一”,伊父对蒙藏用“皇帝名义”,并要求汪质商于南方革命党人。

  接着,秉承袁世凯的意旨,杨度串通江精卫于11月15口宣布成立“国事共济会”,上书资政院,要求“具奏请旨,声明实行停战”。“并请旨召集临时国民议会,议决君主民主问题,以期和平了结”。⑦在此以前,唐绍仪也“曾拟一折,请国民大会决定君主民主问题,服从多数之取决,清廷不允”。⑧由此可见“国民会议”是袁党一系的主张,而所谓“国民会议”,就是企图制造一个机构,推举袁世凯为临时总统,使袁既能取得中国最高统治者的地位,又不致蒙篡权的恶名。正如唐绍仪在稍后南下议和时所说:“开国会之后,必为民主,而又和平解决,使清廷易于下台,袁氏易于转移,军队易于收束,窃以为和平解决之法,无逾于此也。”⑨

  11月下旬,资政院三次集会,讨论杨度的陈情书。除范源濂、刘泽熙等少数人赞成杨度的主张外,多数人则不同意讨论这一重大问题,有的人认为应先请袁世凯到院说明“到底主剿主抚”。双方辩论十分激烈,“秩序大乱”,“几致用武”,“于是议员纷纷散去”。⑩其后,资政院因不足法定开会人数,再未集会。同时,“国民会议”的主张也遭到南方革命党人的谴责。汪精卫致电上海和武昌军政府,请求承认其主张。武昌无回电。上海《民立报》发表社论直斥为“无聊之共济会”,说当今革命将告成功之际,“中国为君主为民主,尚欲开会解决耶?”并严正声明:“共济会之说,非吾全国共和党人之同意也。”'1'袁世凯的计谋不能得逞,“共济会”只得宣布解散。

  袁世凯对革命党人的“和平”攻势,接连遭到挫折,便认为必须在军事上给武昌以打击,挫伤革命军领导人的锐气,诱和政策方能收效。于是,他一面攀请朱尔典出面促成媾和谈判,一面则密令冯国璋攻击汉阳。11月21、22日,北洋军第十一协和第八协由蔡甸、驼罗口两处渡过汉水,经过六天激战,于27日攻陷汉阳。次日,袁世凯电令冯国璋停止攻击,仅隔江炮击武昌,进行精神战。同时,朱尔典立即指示汉口英国领事戈飞出面调停,把严酷的现实和空幻的和解建议同时摔在革命党人面前。软弱的革命党人终于同意实现武汉的局部停战。

  袁世凯在汉阳的胜利,并不能挽救反革命阵营的瓦解之势。革命形势在全国范围内仍然飞速发展。从11月初,南方各省接连发动起义,并且全部获得胜利。11月3日上海起义成功,杭州、苏州相继光复,随即组成沪苏浙联军和起义的新军第九镇一起,向南京进攻。13日,海军舰队十三艘于九江起义,加入革命。同时,福建、安徽、广东、广西、贵州和四川先后宣布独立,脱离了清朝的统治。据守南京的张勋也在12月2日溃败,向北逃窜。津浦铁路宿县以南全被革命军占领。当时的形势正如孙中山所说:“民国已有十五省,而山东、河南民党亦蜂起,直隶则军队且内应,稍迟数月,当可全国一律光复,断无疑义也。”'2'由此可见,袁世凯虽然能在北洋军集中的武汉地区采取攻势,但从全国形势看,他却陷于被包围的地位,处于守势。当时袁克定致冯国璋函中曾供认,北洋军“四面受敌”。'3'而且,北洋军进攻汉阳时,损伤惨重。第十一协“官兵伤亡五百零七员”。'4'第八协“前线目兵仅余一千零九十三名”。袁世凯派出的前政侦探委员向他报告说:“驼罗口一战第八协已伤亡百多名,其他协标亦有伤亡,是每战一次即损伤,兵士有减无增,尤为可虑。”'5'所以,袁世凯于攻下汉阳之后,不敢作进一步的军事冒险,转而急于施展“和平”手腕。

  当时,直接指挥北洋军的冯国璋,倾向于继续和革命军作战,而段祺瑞则主张和谈。袁世凯利用二人表示不同主张,以淆惑视听,使清廷和革命党人都不疑其操纵。他在冯国璋攻陷汉阳的第二天,派段祺瑞南下署理湖广总督。12月9日,又调冯国璋入京,任禁卫军总统,而让段祺瑞接统第—军和前敌各军。段祺瑞深知袁世凯换将的意图,到汉口后,立即停止炮轰武昌,“一反国璋所为,与鄂军府时通款曲,信使往返不绝于道”,'6'多次向革命军表示,只要能举袁世凯为总统,“则共和可望”。12月中旬,他一边派第二军总参议官靳云鹏北上,向北洋军各将领游说,使他们明了袁世凯的旨意;一边则密派廖宇春(保定陆军小学堂总办)为北方军队代表潜往上海,与黄兴所派代表顾忠琛(江浙联军参谋长)秘密谈判,20日达成协议五条:一,确定共和政体;二,优待清皇室;三,先推覆清政府者为大总统;四,南北满汉出力将士各享其应得之优待;五,同时组织临时议会恢复各地之秩序。

  与此同时,杨度和汪精卫于解散共济会后,也暗中加紧活动。他们与上海同盟会领导人函电往返,极为频繁。12月9日,黄兴电复汪精卫转告杨度:“中华民国大总统一位,断举项城无疑。”'7'杨度将此电转呈袁世凯。袁说:“此事我不能为,应让黄兴为之。”'8'袁世凯的口头谦让,不过是他的欺世之词。

  除以上秘密活动外,公开的全面的和谈也开始进行。12月7日,袁世凯奏派唐绍仪为全权代表南下议和。唐绍仪于11日抵汉口,次日会晤黎元洪,双方商定在上海举行谈判。17日,唐绍仪到上海。次日,即与革命军代表伍廷芳进行会谈。不久,汪精卫、杨度也南下,暗中协助唐绍仪。表面上,唐绍仪提出君主立宪的主张,实际上他携带着“国民会议”的方案而来,其秘密使命是要取得革命党人推袁世凯为总统的确实保证。所以他下车伊始,“口风已露出:若推举袁世凯为总统,则清室退位,不成问题。”'9'在20日举行的第二次议和会议上。他又说:成立共和国,“袁氏亦赞成,不过不能出口耳”“今所议者,非反对共和宗旨,但求和平达到之办法而已”。'10'这些话完全道出了袁世凯议和的真实目的。

  当时,在国内的君主立宪派大都投机革命,并取得各省政府要职,如湖北汤化龙,湖南谭延,浙江汤寿潜,四川蒲殿俊,江苏张謇,等等。他们之间仍保持一定的联系,政治上几乎都拥护袁世凯,隐然成为同盟会革命党人以外的一大政治势力,而张謇则是这一派别的代言人。袁世凯多次致电张謇,表示自已诚心诚意“和平了结”。唐绍仪南下时,他又面嘱唐转告张謇,“我必尊重他的意见而行事”。'11'因此,在伍廷芳和唐绍仪公开谈判“停战”和召开“国民会议”问题的时候,由张謇作掮客,唐绍仪和黄兴等在老官僚赵凤昌家中举行多次密谈。最后,双方约定,只要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即推举他为共和国大总统。密谈成交以后,张謇立即密电袁世凯说:“甲日满退,乙日拥公,东南诸方一切通过”’“愿公奋其英略,旦夕之间勘定大局”。同时,唐绍仪和伍廷劳的公开谈判也立即达成“开国民会议决定国体”的协议。正如伍廷芳所说:“盖当时彼此明知全国人心已趋于共和,特以是为表示之作用耳。”'12'

  12月27日,唐绍仪将召开国民会议的协议电告袁世凯。当天,袁世凯据唐电要求清廷召集宗室王公会议,以决大计。袁奏称:“唐绍仪计无所出,苦心焦思,以为祗有速开国民大会,征集各省代表,将君主民主问题付之公决之一法。其最近两项来电,略谓:‘彼党坚持共和,不认则罢议。罢议则决裂,决裂则大局必糜烂。试思战祸再起,度支如何?军械如何?岂能必操胜算。万一挫衄,敌临城下,君位贵族岂能保全?外人生命财产岂能保护?不幸分崩离析,全国沦胥,上何以对君父,下何以对国民。如召集国会,采取舆论,果能议决仍用君主国体,岂非至幸之事。就令议决共和,而皇室之待遇必极优隆,中国前途之幸福尚可希望。孰得孰失,情事较然。若再延缓,祸害立至’等话。又称:‘现计停战之期仅余三日,若不得切实允开阔会之谕旨,再无展限停战之望,势必决裂。惟有即日辞去代表名目,以自引罪’等语。臣等接阅之下,忧心如焚,内察民情,外观大势,实逼处此,无可转圜……惟有吁恳召集宗支王公,速行会议,请旨裁夺,以定大计。”'13'由于袁、唐上下勾通,对清廷进行恫吓,清廷被迫赞成召开国民大会。袁世凯立即复电唐绍仪,与伍廷芳切实讨论选举办法。

  袁世凯一手向南方革命党人大摇其“和平”的橄榄枝,骗取总统职位;另一只手却紧握屠刀,肆意杀戮北方各省革命党人,以巩固自己的地盘。他想万一和议不成,亦可据北方数省,与革命军对抗。关于这一点,阮忠枢奉命转告各地爪牙的密信说得最清楚。他说:“蒿目四顾,棘手尚多……目前要义,当在保持地方秩序,固结军人团体,联合各界感情,增长北方实力,最为当务之急。”'14'袁世凯利用双方“全面停战”的时机,“将北方诸省爱国志士,悉加以土匪之名”,'15'进行血腥镇压。12月中下旬,曹锟、卢永祥率第三镇进攻山西,占娘子关,陷太原,又分兵掠晋南雁北,张锡銮出任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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