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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０２年８月，八国联军交还天津城，袁世凯移驻天津，立即为李鸿章在天津建立祠堂，并为之题联，其中有句为：“一生低首拜汾阳，敢诩临淮壁垒。”他把李鸿章捧为再建唐朝的郭子仪，而他显然是以李的后继人自居。为了接收淮系军阀集团的遗产，将群龙无首的淮军置于他的控制之下，他不仅继续推行李鸿章的反动的内外政策，而且把李在北洋经营数十年的官僚企业全部占为己有（详见七章五节），把他的幕府班底也大都网罗在自己的势力之下。为了表示“宏揽人才”，袁氏总是扮出一副谦恭下士的姿态，每天有一段时间在督署接见文武官吏，而且谈话时“煦煦和易”，“人人皆如其意而去，故各方人才奔走于其门者如过江之鲫”。③他所网罗的李鸿章旧部有：
杨士骧（１８６０—１９０９），字莲府，安微泗州人，进士出身，李鸿章的亲信幕僚。１９００年随李在北京与八国联军议和，奔走接洽，出力颇大。李曾夸奖他说：“文字机变能应，卒莫如杨君者。”④当年，由李保荐补直隶通永道，次年擢直隶按察使。袁世凯督直后，杨向袁献策说：“曾文正首创湘军，其后能发扬光大者有两人，一为左湘阴（宗棠）。一为李合肥（鸿章）。湘阴言大而不务实，故新回平定后，迁徙调革，即不能掌握兵柄，致纵横十八省之湘军，几成告朔饩羊，仅剩有一名词矣。合肥较能掌握淮军，频年多故，遂尚能维持因应于一时。今公继起，如能竭其全力，扩训新军，以掌握新军到底，则朝局重心，隐隐‘望岱’矣。他时应与曾、李二公争一日之短长，南皮（张之洞）云乎哉！”这原亦是袁的梦想，对此自然感到正合孤意，从此对杨“深依赖之”。袁曾对人说：“天下多不通之翰林，翰林真能通者，我眼中只有三个半人，张幼樵（佩纶）、徐菊人、杨莲府，算三个全人，张季直（謇）算半个而己。”⑤此后由袁奏保，杨先后升任直隶布政使、山东巡抚。１９０７年代袁为直隶总督。
杨士琦（１８６２—１９１８），字杏城。为杨士骧之弟。１８８２年中举，后报捐道员，１８８５年捐指直隶试用，后来总办关内外铁路事宜。１９００年曾上书袁世凯，请求“痛剿”义和团。翌年随李鸿章入京与八国联军议和，担任李与奕匡力之间的联络人员，由于善于逢迎，得到李和奕匡力的赏识。李死后，他投靠袁世凯，充当洋务总文案，献“运动亲贵，掌握政权”的方策，又亲自把奕匡力和袁世凯拉在一起。他富于机略权变，“喜逸恶劳而多消息”。名记者黄远庸曾称他为“有哲学思想的官僚”。⑥他深得袁的信任，“事罔洪纤，尽以谘商”，⑦素有“智囊”之称。民国后，为洪宪帝制的重要谋臣。
孙宝琦（１８６７—１９３１），字慕韩，浙江杭县人，他长期为李鸿章属吏，前后管理北洋银钱所、育才馆和开平武备学堂。１９００年为直隶候补道。次年袁世凯奏保他“才器开朗，奋发有为”“堪称干济之才”。⑧奉旨军机处记名。１９０２年以五品京堂派充驻法国公使。日俄战后，以奏请立宪闻名，调为宪政编查馆提调。１９０７年又出使德国，次年由其姻亲奕匡力力保，授山东巡抚。民国后，与袁结为姻亲，历任外交总长、代理国务总理等要职。
赵秉钧（１８５９—１９１４），字智庵，河南汝州人。１８７８年以文童投左宗棠所部“楚军”，后升为巡检。１８８９年到直隶，历任新乐典史、东明典史、天津北仓大使及直隶保甲局总办等官差。１９０１年初，经“李鸿章委派为淮军前敌营务处，兼统带巡捕三营”。⑨因在京畿各州县捕杀义和团首领多人，以“长于缉捕”闻名官场。赵秉钧心凶骨媚，深沉阴鸷。袁世凯认为他“才长心细”，派他创办巡警。从此官运亨通，渐渐成为袁世凯集团的特务头子。
此外还有陈壁（字佩苍，福建闽县人）、胡惟德（字馨吾，浙江吴县人）、朱家宝（１８６０——１９２３，字经田，云南华宁人）、吴重熹（字仲怡，山东海丰人），以及齐耀琳等，或主动趋赴投靠，或被延揽招纳，都转入袁世凯集团。同时，周馥、胡等淮系大官僚也都和袁互通朝政，引为声援。
这些淮系官僚有丰富的反动政治经验，他们转而为袁世凯效力，这是袁的势力能迅速膨胀的重要因素之一。正是在李鸿章洋务集团实力的基础上，袁再加以整顿扩充，同时又吸收了梁士诒、张镇芳、周学熙、孙多森等一大批新爪牙，便展开了大规模的新政活动。
１９０２年１月１９日，清政府派袁世凯为参预政务大臣，办理新政。原来，清政府在遭到义和团运动的沉重打击后，深感自身的统治面临极大的困难，为了取媚帝国主义各国，缓和国内各阶层的不满，于１９００年１２月发布了所谓“变法”上谕，宣称要改革政治、军事、教育，推行“新政”，谋求“富强”。次年４月，又设立了“督办政务处”，作为办理“新政”的中枢机关，派奕匡力、李鸿章、荣禄、昆冈、王文韶和鹿传霖为督办政务大臣，并命刘坤一（１８３０—１９０２）、张之洞遥为参与。政务处的实权掌握在荣禄手中。从表面看，清政府的各项新政都是１８９８年资产阶级改良派所要作而未作成的，似乎是在贯彻康、梁变法的精神，而实质上则是封建地主阶级洋务运动的继续和发展，当时有人就称之为“第二次洋务运动”。⑩各省督抚鉴于变法失败的教训，开始对“新政”大都敷衍搪塞，存心观望。袁世凯凭着反动的政治敏感，对清廷推行新政的用意心领神会，他看出“天朝尽善尽美”的谎言已经失去了欺骗人民的作用，心须进行一些“改革”，才能争取人心，以摆脱封建专制统治的危机。所以在山东时他对新政就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心。１９０１年４月，他曾奏陈十事：“慎号令”，“教官吏”，“崇实学”，“开民智”，“增实科”，“重游历”，“定使例”，“辨名实”，“裕度支”，“修武备”，请求清廷“甄择”。并建议以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和日本“明治维新”的精神，“切实整顿，力求富强”。＇1＇同时，他在山东整顿财政，创立了银元局、课吏馆、校士馆等新政机构。１０月２８日在致徐世昌函中，他自鸣得意地说：“自强各要政，现已凑有的款，比初到东时司库如洗者，可谓甚富省分矣。”＇2＇到直隶后，他更大刀阔斧地干起来，其所办的新政包括筹饷练兵、创办巡警、兴学、立宪等，而以筹饷练兵为中心。
注释：
①袁世凯：《养寿园奏议辑要》，卷１６，页６。
②“直隶告示”：“一妖言惑众者斩。一传授邪术者不分首从皆斩。一纠伙抢劫及持枪行强者皆斩。一在官勇役如有与邪匪通气者斩。一容留邪教及窝藏匪类者查明将该家主监禁五年，房产充公备赏。一同族同村如有邪教匪类应由该族长、庄长、地保等迅速报官，查出立将该坛毁平，房产均充公，有告发者即将该房产赏给告发人。一凡拿获邪教匪类捆送到官者，首犯一名赏银二百两，从犯五名抵首犯一名；闻风报信，因而拿获者，减半发给。一禁止邪匪，惟各州县勤加访查，认真缉办，以遏乱萌，嗣后如该境内有匪设坛传习者，即将该管州县照纵匪例从严参办。一此项禁章专为嗣后传习邪教滋事匪犯而设，其有从前为匪，除著名首要，其余被胁附从之徒但能实在悔过，不准地保借端扰累株连。一傥有挟仇诬告希图分赏者，查讯毫无实据，即行反坐科罪，决不宽贷。”
③张一：《心太平室集》，卷８，页３７。
④吴生：《北江先生集》，卷３，页２２。
⑤萧一山：《清代通史》，第四册，页２４６２。
⑥黄远庸：《远生遗著》，卷１，页２１。
⑦陈一：《甘诗文集》，卷下。
⑧同①，卷９，页１７。
⑨《赵秉钧履历单》，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
⑩森藤吉郎：《清国视察复命书》，１９０２年。
＇1＇袁世凯：《养寿园奏议辑要》，卷９，页１至１３。
＇2＇《袁世凯致徐世昌函》，光绪二十七年九月十七日。
编练北洋军
自从湘淮军崛起以来，军阀主义已渐渐行时，一个官僚权力的大小，往往取决于他手中掌握的军队的数量和质量。所以“筹饷练兵”就成了曾国藩、李鸿章和袁世凯一脉相承的扩张自己势力的要诀。１８６８年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次年入京陛见，西太后问：“汝到直隶，何事为急？”曾答：“遵旨以练兵为先，其次整顿吏治。”①李鸿章继任直隶总督恪守曾的遗规，也“以练兵为当务之急”。袁世凯步李的后尘，一到直隶就上奏说：“直隶为畿辅重地”，“筹饷练兵，固期多多益善”。②并用全力展开编练北洋军的活动。
袁世凯不顾人民的疾苦，于１９０２年１月硬从顺直善后赈捐款项下提出一百万两银子，作为募练新兵的费用。又抄袭曾国藩练湘军初期的办法，定出《募练新军章程》十九条，如规定所募兵丁，须有确定籍贯，并代扣赡家饷银等。派王士珍、王英楷赴正定、大名、冀州各属，会同地方官，选募壮丁六千，分别带领至保定训练，编为十营，称“新练军”。③６月，又仿效德国常备军制度，定出《北洋常备军营制饷章》，规定常备兵支给全饷，每月饷银四两二钱；在营三年退为续备兵，月支饷银一两；又三年退为后备兵，月饷减半；平时各就其业，冬季调操一月，发全饷；又三年除其军籍，不豫征调；并以“新练军”六千人为基础，创练“北洋常备军”（简称北洋军）。同月，在保定成立北洋军政司（１９０４年改称督练公所），作为全省“军务总汇之所”，袁世凯自兼督办。军政司下辖兵备、参谋、教练三处，以刘永庆、段祺瑞、冯国璋分别提任总办。这个机构不仅是１９０３年末中央成立练兵处的蓝本，也是１９０４年各省设立督练公所的楷模。同年底，清政府任命袁世凯为京旗练兵大臣，从驻北京的旗兵中挑选三千人，分批派到保定进行训练，称“京旗常备军”。袁怕娇生惯养的旗兵不听摆布，就奏派青年贵胄铁良为京旗练兵翼长。
在清政府的不断催促下，１９０２年底至１９０３年初，各省督抚也陆续开始编练新军。但“军制操法器械未能一律”。清政府一方面想改变各省兵制不一的纷乱局面，另一方面又担心形成由汉族军阀掌握的统一的军事力量，难以控制。当时，除北洋军外，以湖广总督张之洞所练的新军为最优。清政府决定以北洋军和湖北新军为主干，使其平行发展，形成两大军事系统，以便互相牵制。１９０２年１２月１２日，清政府命令河南、山东、山西各省“选派将弁头目赴北洋学习操练。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各省选派将弁头目赴湖北学习操练。俟练成后，即发回各原省令其管带新兵，认真训练。每年由北洋、湖北请旨简派大员分往校阅，按其优劣，严加甄别”。⑤
袁世凯并不以掌握北方各省的新军训练为满足，而要使全国的新军都“整齐划一”，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达到“操纵指麾无不如志”。１９０３年３月６日，他拟定“陆军训练简易章程”上奏朝廷，并建议设立练兵处，作为陆军的参谋本部，督练考察全国新军。当时，掌握中央军权的荣禄重病在身，没有研究他的建议。４月１１日荣禄病死，庆亲王奕入军机为领班大臣，掌握政府实权。奕匡力（１８３８—１９１７），为乾隆皇帝第十七子永的孙子，隶镶蓝旗，是清朝享有世袭罔替特权的少数亲王之一。其依违恋权与荣禄一样，知识能力尚不及荣禄，而贪污纳贿、鬻官卖缺则有过之，素有“庆记公司”的诨号。袁世凯投其所好，重金贿买。从此开始了奕、袁世凯互相勾结、控制朝政的局面。
袁世深知他扩张自己势力最重要的保证，是在于争取西太后的信任。１９０１年底，他到顺德府迎銮，并一路护驾回京，得到“穿黄马褂和紫禁城骑马”的赏赐。１９０３年春天，又随驾谒陵，西太后曾垂询练兵和办铁路事。他的回答使太后甚为满意。当年１１月，他又接连两次进京觐见，征得西太后和奕的同意，成立了练兵处。他用以说服他们的理由是通过练兵处可使军政和军令集中于朝廷，以便战时能更有效地在统一的指挥下联合作战。回天津后，他在督署“三日未见属员”，“亲手拟定”“所有一切章程”。⑥１１月６日，他给徐世昌的信中说：“所谓自强者，非凑饷百十万，募兵数千人之谓也。心须放手经营，筹饷数千万，练兵数十万，然后可语自保。”⑦袁氏野心之大，由此可以想见。１２月４日，练兵处在北京锡拉胡同成立，奕匡力为总理练兵大臣，袁为会办大臣。这是仿照中法战争后北京海军衙门的体制，那时醇亲王奕为总理大臣，北洋大臣李鸿章为会办，握实权。练兵处设提调和军政、军令、军学三司。三司下辖十科。袁身为直隶总督，不能驻北京，便引荐徐世昌为练兵处提调，刘永庆为军政司正使，袁嘉谷为副使，段祺瑞为军令司正使，冯国璋为副使，王士珍为军学司正使，陆建章为副使。并向西太后奏保他们说，“各员随同臣当差有年，知之最悉，均属切实可靠”。⑧同时，又奏举铁良为练兵处襄办，表示自己十分重视皇族中的军事“人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