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入宫以后，离开了亲生父母，也失去了欢乐幸福的生活。西太后为了把光绪培养成自己的驯服工具，便从多方面对小皇帝进行精心塑造和驯化。光绪小皇帝刚入宫的时候，年仅4岁，生活尚需要别人照料。说句公道话，西太后对光绪帝还是比较关心的。西太后有时让光绪帝睡在她的寝榻上，爱护光绪帝的身体，照料光绪帝的饮食，并根据季节的变化为他加减衣服，高兴的时候，还口授光绪帝念四书五经。西太后想，只要关心光绪帝，那么就能在她和光绪帝之间建立起“母子”关系，就可以用封建孝道来加强对光绪帝的控制和约束。西太后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关心光绪帝的同时，不近人情地切断了他与其亲生父母的关系，连醇亲王夫妇都不敢给光绪食物吃。西太后还精心选拔了一些宫内太监侍候光绪帝，并嘱咐他们，要经常告诉光绪帝，他不是醇亲王的儿子，太后才是他唯一的母亲。1881年，东宫慈安太后暴卒，西太后完全掌控了朝政，也完全掌控了光绪帝。
西太后也明白，只靠关心爱护是不行的，还要有必要的规矩和制度，这样才能树立起自己的权威和尊严，才能永久地控制光绪帝。为此，她为光绪帝制定了一些不可违背的条规。每天早晨，光绪帝必须到西太后的住处去，给西太后问好请安。随着光绪帝年龄的增大，西太后对光绪帝的要求也更加苛刻。在光绪帝磕头请安的时候，没有西太后的命令，光绪帝是不敢起来的，如果遇上西太后不高兴，那么光绪只得长跪，还不敢表示什么不满。每逢西太后乘兴外出，光绪帝必须亲自随从，即便是炎炎烈日的夏天，或是北风凛冽的冬天，也不能例外。就这样，年少的光绪帝没有一点人身自由，整日生活在西太后的淫威之下，给光绪帝幼小的心灵留下极大的阴影和创伤，致使光绪帝陷入无法言语的痛苦之中。正因这样，光绪帝十分害怕见到西太后，每见到西太后总像见到狮虎一般，战战兢兢，生怕惹怒西太后。这一惧怕心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一生。
值得庆幸的是，光绪帝的师傅们，尤其是翁同龢还是十分爱护这位“学生”的。翁同龢曾经任过同治帝载淳的师傅，这次又出任光绪帝的师傅，他希望能把光绪帝培养成一个治国安邦的明君。在教书的过程中，翁同龢给光绪帝反复讲解列圣遗训，古今治乱之道，并指出做为皇帝，要勤政爱民，善于纳谏。光绪帝对师傅的讲解听得十分认真，虽然有些问题是几岁的孩子尚无法理解的，但光绪帝还是用心地听着、记着。翁同龢不仅教书，而且在生活上也相当关心光绪帝，以长辈的厚爱温暖了光绪帝那颗受到创伤的心灵，虽然他们之间有君臣的名份，然而关系十分融洽。翁同龢得到光绪帝的尊敬和信任，成为以后光绪帝倚重的重要人物。光绪帝天性聪敏，记忆力很强，又酷爱读书，勤思好问，所以学业上进步很快。每当翁同龢提出问题，或者让他背诵已念过的书，他都能应付自如。
功夫不负有心人。到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16岁的光绪皇帝已经经历了整整十年的学习生涯，不仅对传统的六经诸史有了较深的了解，而且也有了一定的披阅奏章、论断古今、剖析是非的能力，较好地完成了学习任务。这时的光绪帝已不是一个毫无知识的孩子了，他开始有了自己的思想，开始有了参政意识，对朝政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兴趣，正在冲击着西太后一手遮天的局面。
光绪十三年，光绪帝已经是17岁，在那个时代，已经到了结婚的年龄。按照清王朝的惯例，幼帝一经大婚，便要亲政即独立执掌朝政。这又一次给西太后出了难题。
西太后权力欲极强，让她归政于光绪，当然不是她的本意。但她心中明白，一直拖下去也不是个办法，会引起一些人的不满和非议。更何况她早已许下诺言，即一旦光绪帝典学有成，即行归政，她也不愿落一个言而无信的恶名。想来想去，她找到了办法。光绪十二年六月十日，西太后发布懿旨，公开宣称明年举行亲政典礼，让光绪帝亲政。对西太后这种虚伪的表示，其亲信心神领会，赶忙出来圆场。几天后，醇亲王奕譞、礼亲王世铎等人上了一个奏折，请求西太后再训政数年。西太后顺水推舟，装出无可奈何的样子，说皇帝年幼，不能不遇事提携，王大臣多次恳请，只好再训政几年。十月二十六日，西太后和其亲信一起，又制定了一个《训政细则》，其中规定凡军政大事，任免二品以上官员以及考试命题等大政，都要禀承西太后的旨意，方可实行。这实际上是用法律的手段肯定了西太后的统治地位，仅仅是让光绪帝举行了一个所谓的“亲政”仪式，“垂帘听政”名义上改为“训政”，但实际权力并未移到光绪帝手中。
因光绪已18岁，就是一般老百姓家也该婚娶了。因此在光绪十四年六月十九日，西太后颁发懿旨宣称，明年为光绪帝举行大婚，并让他亲裁大政。在封建社会里，婚姻往往成为统治者争权夺利的工具，后妃对皇帝有重大影响，妃子出身的西太后是很清楚的。因此，她对光绪帝的大婚尤其是选择皇后问题格外重视。十月五日，在皇宫的体和殿为光绪帝选择后、妃。当时备选的女子有五人，首列是都统桂祥之女，她也是西太后的侄女；次为江西巡抚德馨的两个女儿；末为礼部左侍郎长叙的两个女儿。按清朝传统，选中皇后者给予如意，选为妃者给予荷包，以为选定的信物。以西太后的心愿，她当然希望自己的侄女被选为皇后，以便通过皇后进一步加强对光绪帝的控制。但也不能做得太露骨，为了作一下姿态，她面对光绪帝，指着站成一行的5位女子说：“皇帝，谁能中选，你自己裁决，合意者即授以如意。”说着就把如意递给了光绪帝。光绪帝想为自己找一个温柔合意的妻子，但却不敢表示出来，就谦让说：“此大事当由皇爸爸（光绪帝对西太后的称呼）主持，子臣不敢自主。”西太后坚持让光绪帝自选，光绪帝只好答应。他面对眼前的几位女子，逐一巡视了一遍，略一沉思，就走到德馨的女儿面前，想把如意给予她，选她做自己的皇后。这时，西太后大叫一声“皇帝”，光绪帝猛地一惊，但他立刻明白了西太后的用意，心中虽不痛快，但却无可奈何，只好把如意交给了桂祥的女儿。经过上面的举动，西太后看出光绪帝喜爱德馨的女儿。她想，若把德馨的女儿选为妃子，将来也有与自己的侄女争宠之忧，于是她一不做，二不休，匆匆命人把一对荷包交给了长叙的两个女儿。选后活动在西太后的蛮横干涉下草草收场。光绪帝虽然名义上是一国之君，但却连选择自己后妃的权力都没有，以后，造成了又一桩不幸的婚姻悲剧。
皇后、妃子选定以后，接着就该是大婚。光绪帝的婚礼场面隆重宏大，花费也相当惊人，据不完全估计，光绪帝大婚共用黄金4126。935两，白银482。4183万，制钱2758串，皇家的奢侈可见一斑。
结婚后不几天，按照西太后的旨意，在太和殿为光绪帝举行了正式的“亲政”典礼。西太后时断时续地住进颐和园，做出让位的样子。光绪帝正式亲裁大政了。
大婚、亲政过后，光绪帝的境遇并不令人满意，他也没有成为清王朝的真正主宰者。当时，西太后的势力已经形成，有些大臣紧跟西太后，惟西太后的旨意行事，根本没把光绪帝当做一回事。清王朝一切用人行政都由西太后及其亲信把持，朝中有重大事件，光绪帝无权裁决，必须向西太后请示。因此，光绪帝仍然是一个挂名皇帝。
二、抵御外辱力不从心
光绪帝在位的30年，正是清王朝的多事之秋。列强步步进逼，加紧侵略中国，中国半殖民地程度急剧加深。面对列强的入侵，血气方刚的年轻皇帝从其统治和江山社稷的利益出发，怀着极大的激愤之情，积极主战，表现出满腔的民族义愤和忧国之情。
中法战争期间，光绪帝还是上书房的小学生，由于年龄的关系，还不可能对中法战局有全面的了解，当然也不可能提出有价值的策略，但小皇帝表现出年轻人所具有的锐气，鲜明地表明自己的抗战态度。他在和师傅翁同龢交谈中，对中国的前景表示担忧，坚决支持两广总督张树声、山西巡抚张之洞（后调任两广总督）等人的抗战主张。战争开始以后，西太后等人总想议和，法方提出，中国必须赔款，光绪帝听到以后，认为坚决不能赔款。光绪十年七月马尾海战惨败后，光绪帝更加激愤，态度更加坚决，主张向镇南关外加兵，痛击法国侵略者。可是，令小皇帝失望的是，中国最终还是与法国签订了屈辱的条约。这给小皇帝极大的刺激，他在想，大清王朝怎么总是屈服于洋人呢？
光绪帝亲政不久，清王朝又面临着更加严重的危机。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建立起地主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狂妄地想称霸世界，走向了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与它一衣带水的邻邦中国成为它的首要侵略目标。
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春，朝鲜爆发了农民起义，由于历史上形成的中朝之间的宗属关系，清政府应朝鲜政府之邀，于五月派兵入朝，帮助朝鲜政府弹压农民起义。清军出兵之时，按照光绪十一年签定的《中日天津条约》的有关规定，主动通知了日本。可是日本却借此机会大作文章，在朝鲜国内起义已被镇压下去，中国通知日本准备撤军之时，反借口保护日本侨民，大量向朝鲜运兵蓄意发动战争。清政府为平息事态，提出中日两国同时撤兵的建议，日本不但不接受，相反一再增兵，并向中国驻军挑衅，中日战争迫在眉睫。
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内部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以西太后和李鸿章为代表的妥协派，为一己私利主张妥协退让。在国家御敌备战，需款应急之际，西太后却为了准备当年的60大寿，在颐和园等处地段装点景物，肆意挥霍钱财，在她看来，没有什么事比她的60大寿更重要。手握重兵的李鸿章，怕损失自己苦心经营的实力，所以在西太后的支持下，借口衅不自我开，一味因循顽误。与此相反，以光绪帝等人为代表的主战派，则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坚持备战抗敌的方针。在日本已露侵略端倪的时候，光绪帝毫不犹豫地表明了自己的抗战态度，一力主战，并且积极，支持朝野官员的备战抗敌呼声，不断发布谕旨，责令李鸿章加紧备战。
自光绪二十年五月中日关系紧张加剧，到八月一日清政府正式对日宣战止，光绪帝在抵抗派的支持下，以极大的热情和努力，筹备抗战事宜。首先，光绪帝坚持依靠自己的力量，反对李鸿章等人寄希望于列强调停的错误方针。甲午战争正式爆发前，各国列强为了自己的利益，表示愿为中日调停。对这种虚伪的表示，李鸿章等人深信不疑，视为救命法宝，同各国公使频频往来，不注重备战，而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列强的调停上。光绪帝对此十分反感，强调抗战要靠自己的力量，不能依靠他国。五月下旬到六月初，光绪帝连续几次下令给李鸿章，要他认清日本蓄意挑起战争的严酷现实，应抓紧调派兵丁，准备军火粮饷，作好迎战准备。并明确指出，各国列强的调停是靠不住的，他们都有自己的企图，不要麻痹上当。光绪帝之所以不同意利用列强调停的政策，一方面是由于光绪帝怀疑列强的诚意，另一方面也不愿借助他邦，示弱于人。可是，李鸿章在西太后的支持下，置光绪帝的指责于不顾，我行我素，继续寄希望于列强的调停。六月下旬，日军在朝鲜丰岛海面突袭中国的运兵船，致使中国上千名官兵壮烈牺牲。李鸿章却为之兴高采烈，因为被击毁的运兵船是李鸿章雇用的英轮——高升号，他认为英国必会勒令日本妥协。光绪帝对此十分愤怒，又连续几次谕示李鸿章，不要坐失时机，观望不前，要立即整军奋击，否则严惩不贷。其次，光绪帝积极筹措款项，为备战提供物质条件。战事紧迫，需要大批物资供应，然而当时清政府财政吃紧，这使光绪十分为难。可是，西太后却为了筹备自己的寿典，修建颐和园，动用大批经费，置战事于脑后。光绪帝为了集中国力备战，冒着被西太后痛骂的风险，请求西太后停止营建颐和园，把钱财用到军费上。对此西太后十分恼怒，痛骂光绪不仁不孝，可是迫于形势，不得不忍痛发布懿旨，同意光绪帝的请求。并同意简化万寿庆典的准备活动。光绪帝督促户部、海军事务衙门，从盐课、海关税、各省地丁银等项中抽出300多万两，交给李鸿章做军费。光绪帝虽然受到西太后的压制和李鸿章等人的抵制，但却为备战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和心血。
光绪二十年六月下旬，日军不宣而战，向朝鲜牙山中国驻军发动进攻，中日战争拉开了序幕，这在中国社会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社会上的抗战呼声更加高涨，主战派也更加活跃。人们纷纷揭露日本的侵略行径，斥责李鸿章等人欺骗朝廷，抵制圣意，屡失战机的误国行为。主战派的中坚人物礼部右侍郎志锐、侍读学士文廷式等人，请求光绪帝乾纲独断，严明赏罚，扩充海军，审视邦交，挽救抗战大局。在抗战呼声的激励下，光绪帝的抗战态度更为坚决。这年八月一日，光绪帝正式颁布上谕，向日本宣战。在这个上谕中，光绪帝猛烈抨击了日本威迫朝鲜，伤我兵船的侵略行为，严正指出，日本的行为不仅不合情理，简直就是不遵条约，不守公法的强盗主义；命令李鸿章立即派出军队，迅速进剿，还击自卫；并命令沿海各地的将军督抚，要严守各口，加紧备战，随时准备痛击日军。
在封建社会里，皇帝的谕旨应具有绝对的权威，臣子只有执行的义务，而没有提出一点异议的权力，然而这一常规却在光绪帝这里行不通，因为光绪帝有名无实，没有真正的权威。所以，虽然光绪帝心急如焚，措词严厉，但手握实权的主和派却置若罔闻，无动于衷。光绪只能利用他手中有限的权力，以李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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