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理大帝在这方面走了自己独特的道路，在日尔曼传统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新的统治和社会模式，对整个中世纪具有指导意义。
为了把帝国保全和治理好，皇帝是需要帮助的。他找到一批忠诚的追随者，称他们为“封臣”，并对他们的效忠进行奖励。这种奖励并不是钱财，而是土地及那里生活的农民。但这并不是送给他们的赏赐，而只是借给他们的物品。这样一些土地就叫做“采邑”；封臣就是皇帝的采邑受封人。中世纪早期，在人们的观念中，所有的土地均属于皇帝，所以皇帝也可以慷慨地分封采邑。很多采邑地域辽阔，得到这样采邑的封臣又可以把它划成小块，分封给他的所谓二等封臣。而二等封臣也可以继续分封下去。
随着时间的推移，就逐渐形成了一种采邑制度，它详细规定，谁可以成为谁的封臣，封主和封臣都有哪些权利和义务。双方相互承诺忠诚：“你的敌人就是我的敌人，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在你需要时，我愿永远效忠和随时效劳。”
最初，采邑只同封臣本人相联，他死后，采邑将重新归还给封主。但后来，在东法兰克帝国慢慢形成一种习惯，把采邑继续传给封臣的子女；不知到了什么时候，这个习惯得到了认可，变成了现行的法律。从此采邑可以继承，消除了皇帝的处置权利。长此下去，皇帝的权势逐渐被削弱，而帝国中世俗和宗教界上层人物的权势却不断增强。这也是德意志帝国诸侯日益强大，而中央集权难以形成的原因之一。人们正确地把德意志称为“迟到的民族”。
中世纪的欧洲秩序主要建筑在采邑制度之上。由于拉丁文的采邑是“feudum”，因此我们称其为封建制度（德文：Feudalismus；英文：feudalism）。这个制度形如一座金字塔，每一层都有它的等级。最高处就是皇帝。下一层是由皇帝直接分封的世俗和宗教诸侯。他们和贵族、主教和修道院长老，组成第一等级。他们的下面是骑士、官吏、富有的市民和手艺人。处于最下层是所谓的隶属农民。他们被束缚在他们进行耕作的土地上，不许随意离开，但封主也不能把他们赶走或者卖掉，因为这不是他的私有财产。但“农奴”就不同了，他们不被当作人，而是当作物件，所以对待他们就和对待牲口没有什么两样。“农奴和他的耕牛，就是两只野蛮的畜生”，或者“农奴和公牛差不多，只是没有犄角”，上等人就是这样藐视他们的。实际上，所有人都依赖农民的劳动而生存 — 而且大多数都生活得不错。农民必须定期向他们的主人交纳生产出的部分粮食及肉类、奶酪、牛奶、禽蛋和蔬菜。此外，他们还必须服“劳役”，即无偿为主人在草场、田地或森林中劳动。他们必须协助修路、盖城堡和宫殿。农民自己只生活在简陋的房子里或用木头、树枝和土搭成的窝棚中。居室和畜圈虽然分开，但大多是在同一座房子里面。他们的饭食主要是菜汤、稀粥、奶酪和面包。
孩子的生活和成人没有什么两样。今天意义上的童年是不存在的。从小时起，孩子就得在家里和庄园里劳动。他们很早就结婚。13岁的女孩和18…20岁的男孩结为夫妇，常常就已经是六到八个孩子的父母，但很少有两个以上的孩子能够成活。妇女往往在生产时就已死去，即使能够活下来，也不会长命，因为生育频繁和劳动繁重，使她们身体十分虚弱，经常是疾病缠身。
大多数人生活在贫困和没有安全的环境中。这种状况在一百年中几乎没有变化。1620年，德国作家格里美尔豪生在他的小说《辛普利基西穆斯历险记》中，让13岁的主人公说，他既不知道上天有个上帝，也不知道农庄外面有个另外的世界。他相信，他和他的父母及其他帮工“是这个地球上惟一的人，因为我没有见过其他的人和其他的房屋，我只知道我每日进出的房子 …… 我只长了一个人的模样，有一个基督孩子的名字，除此之外，我仅仅是一头畜生。”
14。 千年更迭
1999和2000年的年关之际，全世界都在庆祝千年的更迭，就仿佛一个新的时代又开始了。然而，世界历史的发展，并不是根据年代的整数而改变的。对我们人类来说，这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至少可以短暂地安静下来，总结过去，抓住新的机遇 — 至少能够像迄今为止那样继续走下去。然而，在公元999年，想同样演出这样的戏剧，是不太可能的。大部分人可能根本就不会知道有千年更迭的发生。但我们要利用1000这个数字，综观一下那个时代的世界状况。
当时，在地球上共生活着两亿六千万人，仅中国的人口就有六千五百万。这个远东的大国，在技术和文明领域里十分先进。中国那时已经制造出了丝绸和瓷器，已经发明了印刷术和第一台计算机；人们已经利用水力推动机器运转，他们还发明了火药。通过从亚洲直达巴勒斯坦的所谓丝绸之路，中国商品走向了很多国家。除了通商外，还交流了思想。比如中国的小东邻日本，就从“大哥哥”那里学习了政务、管理、艺术和文化。
有八千万居民的印度，是当时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和中国一样，为这么多人提供食品极其困难。只是在田地里的庄稼改一熟为两熟之后，才有了更多的稻米供人食用。公元1000年时，印度人的生活还和佛陀时代没有什么两样 — 一直到阿拉伯人入侵，把伊斯兰的势力范围扩大到了印度北部，使佛教几乎彻底消失。从此，穆斯林和印度教就展开了霸权斗争，直到几百年后，国家分裂，导致巴基斯坦成为独立的国家。
巨大的伊斯兰帝国很快就过于庞大，使哈里发都无法再把它控制起来。因而逐渐开始瓦解，但伊斯兰信仰却没有因此而受到影响。只是阿拉伯人已被土耳其人所取代，成为伊斯兰世界的领导力量。在土耳其的压力下，拜占庭帝国越来越虚弱，最后萎缩到了君士坦丁堡地区。
在西方文明中，西欧当时是最无足轻重的地区，罗马帝国已经没落，没有其他类似的力量取代它的地位。欧洲西部刚刚开始从东方大国和古文化的阴影中走出来。
那么美洲呢？这个大陆的中心地带具有3000年的古老的马雅、印加和阿兹特克文明，他们修建了雄伟的建筑物，有优秀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而且已有一部十分精确的历法。但他们却没有像亚欧民族所具有的那种能量和动力。或许是因为缺乏同其他现存民族进行交流的机会。只是欧洲发现者闯入后才改变了这一切 — 当然使用了相当残暴的手段。
（插图：原文第56页。文字：在乌赫马尔（Uxmal）发现的马雅神庙遗址。右侧的金字塔被称为“魔法神庙”。）
在北美和南美洲，公元1000年时，那里的人还和他们的祖先一样仍然生活在石器时代。澳大利亚的阿波里基内斯人（Aborigines）和南非的土著民族也是如此。与此相反，伊斯兰占统治地位的非洲北部，却在文化、政治和经济上同地中海东部国家一样发达。
中世纪前后以十字架名义进行的战争（2）
15．谁应是至尊者？
查理大帝促进了修道院的发展，并把它变成了 — 用一句时髦的话 — 教育中心。到了十一世纪，修道院发展得过于“世俗”，因而就产生了对立的运动。其发源地是勃艮第的克卢尼的本尼狄克修道院。这里的修士们要求重返圣本尼狄克理想，仍然要求修会的兄弟“ora et labora”（祈祷和劳动）。克卢尼的修士认为，应该改变的不仅是修道院的生活；他们批评整个教会已经过于接近世俗。实际上，这正是查理大帝以来宗教的和世俗的统治日益密切结合的结果。从此开始了一场关于如何规范宗教和世俗统治关系的旷日持久的大辩论。
在“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里，加洛林王朝之后，由奥托家族和撒利安家族当政。他们虽是世俗的统治者，却又理所当然地有权任命修道院长和主教。1039至1056年执政的亨利三世，走得更远，甚至解除了他不满意的教皇的职位。这使很多宗教领袖感到愤慨。亨利三世39岁夭亡，由他少龄的儿子亨利四世继承皇位，这时，宗教界看到了他们的机会已经到来。从而实现了他们的要求，教皇将由七名红衣主教选举产生，皇帝不得干涉。1075年，教皇格利哥里七世甚至要求的更多：只有教皇有权任命主教。但年轻的国王不想放弃任命主教的权利，否则他的地位就将削弱。他和一些亲信商量之后，干脆宣布教皇已被免职。而教皇立即对国王宣布“绝罚”，也就是说，把国王开除出教会，并解除其臣民对国王效忠的宣誓。人们惊异不已，国王竟然像罪犯一样被驱逐，这是闻所未闻的事情。
（插图：原文第59页。文字：公元1114年的图书插图。亨利四世跪在克卢尼修道院长胡戈和封疆伯爵夫人玛蒂尔妲·冯·图辛的面前。国王请他们在教皇格利哥里面前为他美言。）
没有过多久时间，“绝罚”的效果就显现了出来。越来越多的诸侯都站到了教皇一边，因为他们也担心遭到被“绝罚”的命运。此外，他们也希望削弱国王的权势以增强自己的实力。对亨利四世的压力日益强大，使他不得不前往意大利，寻求与教皇的和解。他赤足披毡在教皇的官邸卡诺莎城堡请求教皇的宽恕 — 作为慈悲的基督徒，教皇格利哥里没有其他选择：他只能重新接受悔过的罪人回到教会中来。亨利的艰苦之旅实际也是一着高明的棋步，从此以“卡诺莎之旅”载入了史册。
看起来，似乎教皇对国王取得了胜利，但这只是现象而已。亨利在等待合适的时机，然后率领大军开进罗马，任命了另一个教皇，并在彼得大教堂里让他为自己加冕，成为皇帝。
那个时代的人们，当时就已经清楚，这个“主教叙职权之争”，当然还远没有结束。但却也让人等了几十年的时间，双方才又开始有所动作，首先是在英国和法国，然后是在“神圣罗马帝国”，公元1122年达成的“沃尔姆斯宗教协定”，使双方做出了妥协。规定了宗教统治和世俗统治的权限和权利。这实际上是为后来的所谓政教分离，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这个协定同时也巩固了教皇作为基督教最高首脑的地位。
16．以十字架名义进行的战争
对中世纪的人来说，宗教和信仰是生活的中心 — 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人们希望今世生活的苦难，能够在天堂得到补偿。为此他们必须按照宗教的信条生活。谁要是有时做不到，就必须为他的罪过请求宽恕，去进行忏悔。很多基督徒都前往圣地巴勒斯坦和耶路撒冷去朝觐，那是耶稣生活和受难的地方。在那里生活的阿拉伯穆斯林人容忍这些朝觐者。但当1071年土耳其的塞尔柱人占领这个地区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过了不久，他们甚至威胁到版图已经很小的拜占庭帝国的安全。在这个紧急情况下，拜占庭的皇帝求助于教皇。教皇于1095年用慷慨激昂的词语号召基督徒向土耳其人开战：“一个被诅咒的民族，一个没有上帝的民族，用暴力侵犯、掠夺和焚烧了基督的土地 …… 我们宣布，凡拿起武器反对异教徒的人，他们的罪孽将全部赦免，在这场圣战中牺牲的人，将获得永生。”
这个呼吁获得了巨大反响，不仅停留在呼吁的主要对象贵族和骑士阶层，而且也在农民、手艺人，甚至妇女当中。“神圣战士”的目的是各不相同的；从希望摆脱困苦的生活条件，到希望获得丰厚战利品，到真正相信灵魂的解脱。在整个欧洲，集结了大军，于1096年8月，开始以十字架的名义进军巴勒斯坦。经过了三年的艰苦行军之后，第一支十字军到达目的地。基督徒的十字军占领了耶路撒冷，对那里生活的穆斯林和犹太人进行了一场可怕的血腥大屠杀。土耳其人被赶出了圣地，不想回国的十字军，在那里建立了基督教团，某些甚至成立了小国家。由于他们时刻受到穆斯林邻国的威胁，所以一再请求欧洲给予支援 — 继续派遣十字军就是后果。尽管如此，十字军还是无法制止耶路撒冷和圣地于1300年重新回到穆斯林的占领之下。
（插图；原文第62页。文字：教皇号召进行十字军东征，很多人都积极响应。十三世纪的图书插图。）
从军事上看，十字军东征是一个失败，但它对基督教西方世界并不是没有后果的：几百年来西欧人第一次接触到了比自己更为优越的文明。大多数十字军士兵来自农村；他们第一次看到了辉煌的城市，多层的甚至是豪华的楼阁，公共洗浴场所，医院和药房，雄伟的清真寺，图书馆和学校。他们见到了丝绸和毛绒布料，陶器和玻璃器皿以及东方的香料。就在十字军东征时期，东西方的贸易有了明显的增长。意大利的港口如威尼斯、比萨和热那亚这些贸易中心地区，有了飞速和巨大的发展。
除了各种物品之外，还引进了医学和自然科学知识，阿拉伯的数字体系，还有被阿拉伯人维护的古希腊遗产也同时来到了西欧。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十字军东征取得了和其意图相反的成果。基督徒走出了家门，原是为了把圣地从野蛮的异教徒魔爪中解放。他们到达了那里，不得不看到，那里的人比自己文明得多 — 基督徒应该向穆斯林学习，而不是相反。可以说，西方以这种奇特的方式从十字军东征中获得了好处。
中世纪前后一个新的思想；一个新世界（1）
17．城市的兴起
直到今天，欧洲的很多城堡和城堡废墟，还使人想起了早已逝去的骑士时代。骑士原本是佩带沉重盔甲的骑兵，跟随主人奔赴沙场去撕杀。尤其是在十字军东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