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家，您说情报是您传出去的，我想知道您是怎么传出去的？”我直奔主题。
“你应该问我，我为什么要帮李宁玉传情报。”老人反驳我。
“嗯，为什么呢？”
“因为我不是伪军！”
“您是李宁玉的同志？”
“那要看怎么说，如果对日本佬我们就是同志，没有日本佬我们又是敌人。”
我恍然大悟：“您是重庆的人？”
她淡然一笑：“哼，算你聪明，猜到了，我是军统安插在汪伪组织里的卧底。”
我马上想到，她豪富的父亲一定也是军统地下特务。
老人家望着挂在墙上的一只像框一相片上是一架美式喷气式飞机：“那就是我父亲送给汪精卫的飞机，也是我们父女俩打入汪伪政权的见面礼、敲门砖。其实，飞机是戴笠送的，不过是借父亲的名而已。”
我问：“这是哪一年的事？”
老人用微微颤抖的手轻轻抚了抚手镯，然后慢慢地用食指竖在双唇处，眼神飘向远方，像是在捕捉记忆中的那粒沉浮半个多世纪又难以泯灭的尘埃……
2
那是一九三九年夏天，顾小梦清楚地记得，那天下午，她从青浦警校参加完毕业典礼，兴致勃勃地回到家里，一眼看见她家花园的葡萄架下，父亲夹着粗壮的雪茄，坐在红色的藤椅上，与一个中年人在谈事。从他紧锁的眉头和大口吞吐烟雾的样子看，顾小梦判断，父亲同来人的谈话并不愉快。也许是相当不愉快，因为她注意到父亲面色凝重，目光如炬。父亲在家里是很少露出这种神情的，甚至几个月前，父亲得知几百万的货物受战火侵袭沉入海底也没有这样，看见女儿连招呼都不打一个。在女儿的记忆中，只有两年前，母亲猝然被鬼子飞机炸死的那一天，她不知噩耗，哼着小调从外面回来，父亲明明看见她却没有理睬她，而是转身而去，沉重的背影像一道黑色的屏障，把父女俩素有的亲热隔开了。
客人穿一套黑色毛哔叽中山装，戴一顶天津盛锡福的礼帽，横架在鼻梁上的圆形墨镜透出几分神秘和傲慢。从放在茶几上的公文皮包看，顾小梦大体猜出了来人的身份——不是军方的，就是警界的。她倾向是警界的，因为她刚从警校毕业，也许父亲正在与他谈她的未来。如果真是如此，她觉得自己还是暂时不出面的好。因此，她迟疑一下，悄悄退开，绕道回了屋。
宋妈热切地迎上来，看她额头上挂满汗珠，连忙拿来毛巾给她擦拭。她接过毛巾，一边擦着汗一边问宋妈：“那个人是什么人？”
宋妈摇摇头：“不知道……老爷吩咐我不要打扰他们。”
顾小梦把毛巾还给宋妈：“他来了多久了？”
宋妈看看挂在墙上的自鸣钟：“一个多钟头了。”
正说着，自鸣钟和外面教堂的钟声一齐响起来，咚——，咚——，咚——，像整个城市都准备起锚远行。两年前，母亲去世不久，父亲为了女儿的安全，把家从杭州迁到上海法租界，对门有一个天主教堂，每次，教堂钟声响起后，总有一队鸽子从他们家屋顶飞过，洒下一路的羽毛和哨声。
上海的夏天是闷热的，顾小梦有些昏昏欲睡，她洗了把脸，想上楼去睡一会儿。但真上床睡了也睡不着，只好懒洋洋地翻看了几本《看客》电影杂志。不知过了多久，她起床来到窗前，恰巧看见父亲正起身与来人作别。那人一手握着父亲的手，一手抚着父亲的肩，不时轻拍着。从父亲的表情看，有点无奈，又像在接受那人的安慰。
最令顾小梦吃惊的是，父亲进屋看见女儿，那一向爽朗的开怀笑声没有了。她问来人是谁，父亲也是语焉不详，敷衍了事。怪异还在继续，吃晚饭时，父亲竟然用不停地给女儿夹菜代替了父女间素有的交谈，有一种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意味。母亲撒手人寰，两个哥哥都在国外，顾小梦是父亲身边唯一的亲人，做父亲的对女儿便多了一份溺爱和纵容。顾小梦对父亲的反常颇为不满，发问又得不到切实的回答，一气之下，丢了饭碗，气鼓鼓地上楼去了。
父亲吃完饭，上楼来看她，她终于爆发出来，对父亲大声嚷嚷：“来了一个黑衣丧门星是不是？把我们家搅得像个殡仪馆，难道他是阎王爷不成！”
父亲非但没有生气，反而耷拉下头，沉沉地坐在女儿面前，幽幽地说：“孩子，爸爸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
女儿振振有词：“是什么就说什么！”
父亲拉起女儿的手，连连摇着头，欲言无语。
顾小梦多少看出一些不详，握紧父亲的手：“爸，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父亲叹口气，闭着眼说：“天塌下来的事。”稍顷，父亲又睁开眼，表情严肃地说，“梦儿，天塌下来了爸爸还可以用万贯家产为你再撑起来，可是这回……爸爸……帮不了你了，我们别无选择，只有听他的。”
顾小梦霍地站起来：“你是说下午那个人？”
“嗯。”
“他是什么人？”
“他是小喽罗一个，关键是他代表的人。”
“他代表谁？”
“我们国家，这个破碎的国家——”
3
＇录音＇
嗯，父亲告诉我那个人姓宋，是军统局第三处副处长。官职不高，上校军衔，但他身上有本证件是见官高一级的。这就是当时的军统，戴笠时代的军统，权力大得可以把太阳遮住，可以让你成龙上天，也可以叫你变虫钻地。据我所知，多年前，父亲曾与戴笠有过面之交，那时抗战还没有爆发，但国民党内部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纠纷不断，军统的人四处招募同党，安插亲信。父亲是做军火生意的，跟军方接触比较多，戴笠有心想拉父亲加入军统为他当耳目。父亲觉得这不是个好差事，弄不好要鸡飞蛋打的，就没同意，付出的代价是给了军统一大笔钱。是破财消灾，花钱买个自由身的意思啊。当时军统还没有后来那么膀大腰粗，戴笠也没有后来那么飞扬跋扈，他收了钱，和父亲保持了一定的交情，有事打个电话，没事一般不联系。这次宋处长来访前，父亲就已经接到戴笠的一个电话，说是有要事相商，专门派了一个人来面谈。
就是说，宋处长其实是代表戴笠来的。
我父亲以为，所谓的有要事大概就是来跟他要钱要物的。抗战爆发后国库一天比一天空虚，而军统的开支一向很大，很多钱物只好从民间搜取。哪知道，宋处长却给父亲带来了一大笔钱，奇怪吧？事情蹊跷，必有隐情。说白了，戴笠这次不是来找父亲要钱的，而是要我父亲为军统做事。做什么呢？就是用这一大笔钱去买一架飞机，以父亲的名义送给大汉奸汪精卫，以博得汪贼的信任。当时汪精卫正在武汉积极筹备伪政府，军统需要有人打入到汪精卫身边去，戴笠看中了我父亲，就是这样的。
我一直以为，父亲是做生意的天才，这种天才主要体现在他与官方、政界相处时善于把握分寸和机会。中国的商人要是不跟官方搭伙，生意是做不大的。但搭伙过了头，以商从政，商政不分，也不会有好下场的，弄不好要两头落空，一败涂地。我父亲始终记住自己是个商人，与官方、政界若即若离，亲疏有度，分寸把握得很好。八面玲珑，才能八面来风，这就是父亲的生意经。现在，戴笠要他为党国效劳，变成个地雷去埋在汪贼身边，这对父亲来说当然不是件乐意的事。但事关抗日救国的大业，父亲只有答应，没有退路——不可能再像上次一样花钱买一条退路走。我父亲见多识广，看云断雨的能力比谁都强，他从戴笠备钱而来就已经看出，这次戴笠不会给他退路走的。既然这样，父亲没有什么犹豫，干脆地答应下来了。
问题不在我父亲身上，而是我——对方提出要我也加入军统，做父亲的搭档，一起打入汪伪集团。当然，从道理上讲，这个要求很正当，既然花了大价钱把父亲弄过去了，我不过是搭父亲的便车而已，不费周折。捡个便宜，毕竟多一个人多一份力嘛。但我父亲坚决不同意！父亲不想把我扯进去，因为他晓得，比谁都晓得，军统这碗饭是不好吃的，风险很大，生和死只有一纸相隔。我从小在父亲身边长大，两个哥哥都在国外，父亲把我视为掌上明珠，怎么可能让我去冒这种风险？那天下午，父亲一直竭力说服宋处长让我置身局外，但对方始终不松口，不放手，让我父亲痛苦不堪。
一边是国，一边是家，一边是神通广大的秘密组织，一边只是一个有点钱的商人，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但父亲还是不死心，他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跟我讲明后，最后决定：让我一走了之——
顾老板万万想不到的是，他的决心首先遭到了女儿的反对。
顾小梦听罢父亲的话，非但不惊不诧，反而笑容满面地挽起父亲的胳膊，安慰父亲：“我还以为出了什么事，原来是这个，你不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吗？至少可以为我母亲报仇！不瞒你说，我还准备找人加入军统局呢，你不知道吧？”
“胡说！”父亲严肃地告诫女儿，“你知道什么，那是个深渊，进去了出不来的。”
“问题是很多人想进还进不去呢。”女儿的声音里透出藏不住的兴奋，她告诉父亲，军统局曾多次秘密地去她们学校物色人选，条件很高，被带走的都是班上最优秀的人。正因此，顾小梦格外憧憬加入军统，现在机会就在眼前，她岂肯放过？
“不，这事你必须听爸的。”
“不！我就不听，这是我自己的事，你别管……”
在诸如爱情、前程等大是大非的问题上，父母和子女一旦意见相左，最后败下阵的往往是父母一方。这天晚上，身为一代富豪的顾某感到特别的虚弱无力，他像只困兽一样，在静谧的花园里不停地走啊走，银色的月光不时照见他沧桑的脸上挂出泪花。
４
不久，顾小梦登上了美国威远公司的海轮，远渡重洋，名义上是度假，实际上是去美国接受秘密训练。当时国民政府在华盛顿郊区设有一个秘密训练基地，基地负责人就是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武官肖勃，他也是军统局驻美国站站长。受训期间，顾小梦从报纸上看到了她父亲赠飞机给汪精卫的消息，随后几年她和父亲一直作为汪精卫的忠实走狗遭国人唾骂。直到抗战结束后，军统方面才出具相关证据和证人，为顾老板及女儿恢复名誉。但五十年代，有人又对顾家父女的身份提出质疑，当时戴笠和宋处长都已不在人世，肖勃武官成了最直接又有力的证人。多年来，顾老人家一直把肖武官的证词当宝贝一样珍藏着，我有幸看到，全文如下：
我可以作证，顾小梦是党国特殊战士，她曾于一九三九年九月至十月，在由我负责的国防部设在华盛顿的秘密训练基地受训，同窗七人，均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军统）选送。其间，顾学习勤勉，作风正派，抗日救国之心溢于言表，不容置疑。学成回国后，我曾多次听到包括戴局长在内的军统内部人士讲起顾家父女忠心报国、功勋卓著的事例。抗战结束后，上峰对其父女忠勇报国的行为已作定论，如今有人试图改变事实，居心叵测，乃国人之耻辱。
及：以上证词一式两份，一份由国民政府安全委员会存档，一份由顾小梦本人私存。
证词打印在一页十六开大的白纸上，是原件，落款有肖勃本人黑色的亲笔签名和红色的私人印章及手印，经老人家同意，我用数码相机拍下了照片。
第一天的采访到此为止，老人家一改以前对我的怠慢，有意要送我出门，在我的婉谢下还执意送我到客厅门口，并与我握了手。那是我握过的最无力的一只手，几乎只有一层皮，我握着它感觉不到体温和重量，轻得像纸糊的，随时都可能飘起来。我不禁想，好在她的记忆不像这只手一样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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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1
第二天我来访时，老人还没有下楼，客厅里只有女仆陈嫂，她正在把老人家的一副老花镜小心翼翼地放在茶几上，旁边是拙作《密码》的复印件，由一长条形红木镇纸压着，显得有点贵重的意味。
陈嫂和我简单寒暄后即上楼去把老人家搀扶下来，同时带下来的还有一只用竹篾编织成的小盒子，漆成褐色，透出油亮，显得古色古香。老人家甫一坐定，便吩咐陈嫂打开盒子，让我上前去看。我看到一张泛黄的老照片和一把断齿的破梳子、一支钢笔（白色笔帽）、一支唇膏、两只药丸、三块银元等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甚至还有一绺头发。照片上的人扎着两根辫子，三十多岁，面目清秀，嘴巴抿紧，目光冷冷的。
我一看照片就认出是李宁玉，那些东西想必就是李宁玉的遗物了。令我不解的是，有两样东西：白色笔帽的钢笔和断齿的破梳子，我在潘老家里也看到过，莫非这两样东西有双份？
老人家听了我的疑虑后，又大骂潘老一通，然后言之凿凿地申明：“只有我这个才是真的，他不可能有！”
我看她情绪又冲动起来，连忙安慰她：“是啊，要找这两样东西太容易了，每一个城市的旧货市场都可以买到，我相信现在摆在我眼前的才是真的。”为了支开话题，我赶忙问她，“老人家，您是哪一年认识李宁玉的？是从美国一回来就认识她的吗？”
“没这么早。”老人往沙发上一仰，有点不情愿地回答我。
“我听说您从美国回来后，开始好像在上海警察局工作了一段时间？”我追着问。
“是……”
老人告诉我，她从美国回来时，她父亲已经是汪精卫的大红人、大汉奸，担任着上海特别维持会副会长一职，汪每到上海都要会见他。这时候她想去哪里工作都可以，但考虑到她是警校毕业生，一下去军队容易引起人怀疑，谨慎起见暂时落脚在维持会下属的警察局。其间通过父亲的关系，她被送去南京学习无线电和解码技术。其实，她在美国学的就是这些东西，学习不过是走个过场，学完后可以名正言顺地进入军方核心部门工作。当时汪伪政权正在紧锣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