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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粉花（刘翔母亲）：我们家翔翔，小时候我帮他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洗鞋子，因为他实在太顽皮，带他出门，从来牵不到他的手，一会跳，一会跑，专找不平的路面走，而他的鞋子几乎天天要洗。
记得有一次，我和他爸爸带他去公园，他穿了一双新的奶黄色小皮鞋。因为是新鞋，有点磨脚，把他的皮磨破了。我看了心疼，专门为他到旁边小店里买了双白色的跑鞋给他换上。这个小家伙，你猜怎么？才穿上5分钟，“扑通扑通”几声，他穿着新的白色跑鞋就跑进一个水塘里了！
既然说到玩了，索性就让我说个痛快吧。大概每一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初出生的男孩，都会痴迷于电子游戏机。那时候流行任天堂的红白机，《魂斗罗》、《坦克大战》是我的最爱，但很快就觉得没什么挑战性了。后来去区体校后，周边的小游戏机房就成了我们的“第二训练基地”。我和几个朋友训练完了以后经常去打街机玩。钱花得不多，每天顶多用两三块钱。一块钱三个牌子，我们可以玩上两三个小时。我比较喜欢打《名将》，选刀手，来回刀抽杀，一般总能通关到底；《三国志II》也很拿手，一块牌子能打过吕布。
当然，属于我这个时代的男孩子，还会被一样东西深深吸引，那就是变形金刚，这个至少影响过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所有男孩的神奇系列玩具。当时每集的《变形金刚》电视节目，我是一集都不落的，而更重要的是，我喜欢变形金刚的玩具。但相信经历过那个时代的朋友都知道，当时一个变形金刚的价格，对于大多数中国普通家庭来说，都是昂贵的。记得在我5岁的时候，有一次爸爸妈妈带我出去玩，我看中了一个超级帅的变形金刚玩具，那是我梦寐以求的一个组合啊！但看了看价钱：58元，真的非常贵。我知道这对父母而言是一笔很大的开销，但我又实在喜欢，只能在柜台前站了好一会，然后依依不舍地跟父母走了。一路上，我也不说话，但眼泪还是不争气地流了下来——父母不给我买什么东西，我从来不闹，但我也无法掩饰自己的失望。爸爸妈妈怎会不知道我的心思，但他们还是硬着心肠拉我走。走了一段，妈妈心软，停了下来，小声问我：“你很喜欢那个变形金刚对吗？”我点头。“妈妈如果给你买，你就一定要答应妈妈做到一些事好吗？”我一看大有希望，忙用力点头。于是，妈妈无非提了一些让我准时睡觉、不能调皮之类的要求，我把头点得像鸡啄米！最终，我得到了那个变形金刚，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刻我的兴奋之情，一样看似不可能到手的东西，居然被我所拥有！晚上，我把那个变形金刚放在自己的枕头边才肯入睡，因为这对那时的我来说，是最珍贵的一件东西，正如16年后的雅典之夜，我把奥运金牌放在枕头底下才能入睡一样。
到了入学前，我的身高其实已超过同年龄段的其他孩子很多了。当然，我后来会长高到1米89；恐怕我父母也没想到，因为他们俩的身高都不是太高。我妈妈分析下来的原因是，我外婆身材很高，而我几个舅舅也全超过了1米80；所以有些遗传成分。另一方面，可能小时候父母在营养方面比较注意，那时候我妈妈在饭店里做事，而爸爸经常出差，会带些小甲鱼之类的东西回来；另外，牛奶是不可缺的。总之，我在吃的方面可谓是得到了充分的保证。
第一章第4节
在我的印象里，我并不是很喜欢上学。上托儿所、幼儿园的时候，我和一些同龄人一样，似乎更喜欢待在家里。当然，也免不了编出一些借口来逃避每天被送去幼儿园。当时我比较常用的借口是“牙痛”，因为说自己咳嗽很难装出来，而发烧更是需要额头的温度来证明，只有牙痛是自己知道，别人看也看不出来。不过，聪明的爸爸妈妈自然是不会被我这套小伎俩骗过的，在我印象里，“牙痛”手法鲜有成功的案例。
终于到了上学的年龄，我和其他孩子一样背起书包，快快乐乐地奔向学堂。记得一年级是在中山北路第一小学上的，后来因为搬家的缘故，二年级就到管弄小学去读了。
必须承认，直到现在，我对上学还是有一种莫名的抵触情绪。不过在那时候，每个孩子都对能背着书包，坐到教室里听课有一种非常新奇的感觉。至于如果一切顺利，我们将度过整整16年的读书生涯甚至更长，这就不是我们这个年龄的小孩子可以预见的了。
相对而言，我对文科要比对理科更感兴趣一些，当然，我作为正常学生的读书生涯到小学四年级就画上了一个句号，也体会不到不少学生要为文理作出取舍的烦恼，但那时候，我确实更喜欢语文多一些，可能是因为我小时候看连环画看得比较多的缘故吧。那时候，我比较得意的是我字写得不错，从小学一年级写拼音开始，老师就夸我字好，还会把我的写的字贴在墙上给同学们看。我爸爸自然是不会轻易表扬我的，但到了奥运会之后，他看到我给别人的签名和我给别人写的赠言，也吃了一惊：“翔翔，你的字是不是专门练过了？”我说没啊。其实我觉得我的字非常一般，只是我写的时候尽可能让字自然一点，工整一点，别矫揉造作就好。可能做其他事情，也是这个道理。
说到表扬，我得承认，我是个需要表扬和鼓励的人，我觉得这是我获得信心和动力的源泉。或许正因为如此，小学时的一次班干部选举，给我印象十分深刻。
那是一次班干部的改选，由班主任主持。按照程序，是由老师报几个候选同学的名字，然后由同学们举手表决，如果同学觉得有其他合适人选，也可以提出。
我对这样的选举方式颇不以为然，因为在我们那个时代，老师的话对学生而言无疑就是“最高指示”，由老师推荐的同学，得票率个个接近百分之一百，而老师没有推荐的同学，等于是老师并不看好他们，那同学们自然也不会“多事”。
当然，必须承认，我认为这样的选举方式不公正，是因为我自己太过顽皮，在老师眼里已扮演了一个“皮大王”的角色，才没有资格做班干部的。而事实上，我那时的学习成绩同样很出色，也很愿意为班里做些事情，但我隐隐感到，老师不会给我这样一个机会。
选举的进程自然是从大到小，先是大队长，我有自知之明，不吭声。然后是选举中队长和中队委员，其实我觉得那几个候选同学学习成绩和我差不多，有的还不如我，我开始有点急了。中队干部选举之后，是小队长的选举，这是最后的机会了，可老师报的候选名字里，还是没出现“刘翔”。
我真的急了，因为我知道，错过这个村，就不会有下个店了。我咬了咬牙，举起了手。
“刘翔，手可以放下了。”老师在大家举手表决后对我说，但我的手仍倔强地举着。“有什么事要说吗？”老师开始感到疑惑，但她给了我发言机会。我“呼”的一下站了起来，说：“报告老师，我要选一个同学！”老师笑了：“你要选谁？”
“我选我自己！”我坚定地回答。
全班哄堂大笑。
在我读书的那个时候，选自己毕竟还是件非常新鲜的事，大家都抱着一种谦虚的态度来看待选举，在同学们的概念里，选举自然是要别人来推荐的，哪有自己选自己的道理？更何况我还这样理直气壮。而在我看来，我不行，我就不上，但如果我行，为什么不争取一个机会？
老师也愣了一下，但她还是给了我机会：“那好，选刘翔的同学请举手！”
稀稀拉拉地，举起了几只小手，我一看，都是平日里和我一起玩耍的几个要好男同学。
毫无疑问，我的这次“毛遂自荐”行动最终以惨败而告终，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成为同学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现在回想起来，这毕竟是一件小事，老师那样做也很自然。但不知为什么，从那次事件之后，我就开始对学习慢慢失去了兴趣，或者说，失去了一种动力。可见那时对能当一名班干部的荣誉感，在小学生心目中还是挺重要的。有时我在想，老师那次如果能给我一次机会，我肯定会用加倍的努力来回报她的信任。可惜，我没得到这次机会。
刘学根：这件事情我也有印象，好像对他的影响是挺大的。
那天他放学回家，闷闷不乐，很明显碰到了不开心的事。我就问他怎么了。一开始他不肯讲，被问得急了，终于告诉我，今天班里进行班干部改选了。
我问他：“那你被选上了吗？”他把嘴一撇，说：“哼，我才不要当那班干部呢！”
我一愣，想这小子难道真有那么“清高”？后来一打听，我乐了，原来我儿子哪里是不想当班干部，而想当得很，想当得都自己推荐自己了，结果还是没当上。但我还是觉得挺高兴的，想当干部，说明他有这份上进心，而自己选自己也没什么好难为情的，反而让我觉得这小家伙还真有点敢说敢做的魄力。
第一章第5节
喜欢打玻璃球，喜欢枪，喜欢变形金刚，和那个时代的所有男孩一样，我也拥有一个充满美好回忆的童年。站在现在这个角度再回首我的童年，感受到的，是无尽的怀念。
奥运会回来之后，有一次回家，路过小区弄堂的时候，看到一群五六岁的孩子正在嬉戏追闹，在比谁跑得快，领先的一个男孩子大喊：“你们跑不过我的，我是刘翔！”后面几个叽叽喳喳：“我才是刘翔！”“我才是！”
我不禁莞尔。幼年时的我，不正和他们一样调皮捣蛋吗？而这群玩耍的孩子中间，有谁能保证，今后不出另一个刘翔，另一个能为祖国去争荣誉的刘翔。
＇自传连载＇第二章 我的家人（全文连载）我父亲名叫刘学根，是自来水公司的一名司机，他让我从小就享受着金杯面包车“专车接送”的待遇。当然，打起我来最狠的一个，也是他在我的记忆里，最疼我的是爷爷。最著名的一个事例我听自妈妈的口中：爸爸打我，我哭，我爷爷转而打我爸爸，爸爸逃。
夺得奥运金牌之后，我说我要感谢我的父母，这是肺腑之言。
第二章第1节
我的爸爸叫刘学根，是自来水公司的司机，所以我从小就享受着金杯面包车“专车接送”的待遇。但打起我来最狠的，也是他。
可以这么说，我就是在我爸爸噼噼啪啪的巴掌声中“茁壮”成长起来的。我看到他发怒的样子是真的害怕。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带我去万体馆看马戏，出来时我恰好看到别的孩子手里拿着那种可以正过来倒过去翻着玩，还会一闪一闪的手动滑轮玩具，就吵着要买。妈妈不同意，我稍微犟一犟，爸爸的巴掌就无情地揍上来了。再比如，放学后明明和同学一起去打游戏机，回来却撒谎说是在同学家里做功课，一顿“生活”（沪语，意为“揍”）是逃不掉的了。
不过话说回来，有的时候，我多少也有点“讨打”的样子。小时候，放学了和同学一起出去玩，去的时候书包好好地背在身上，“玩仗”一开始，书包就朝路边或随便什么地方一扔。等玩得差不多要准备回家了，这才想起来要拿书包———甚至有一次索性连书包都忘了拿———忽然发现，书包不见了，连带放在书包里的训练服、训练鞋都没了。知道事情严重，撒谎肯定是说不通的，回到家只好老老实实“交代”。爸爸一听，一脸莫名其妙：“什么？书包掉了？你人呢，人怎么没有掉啊？”在他看来，一个读书的孩子怎么可能把书包给玩没了？这哪像读书的样子，简直不可思议、岂有此理、荒唐至极。这样的事情都不教训，什么事情才要教训？该打，而且要打到我深深刻在脑子里，没有下次。
这样的一顿打，打得痛快，忘得也快。之后，书包虽然没再丢过，但也发生过我的书包和其他同学的书包换错的事情———玩好之后，随便一拿，两人书包的外表是一样的，也不注意看，也没感到分量轻重有什么不同。就这样提着别人的书包回家了———自然又逃不掉一顿打。
刚换上的新衣服、新跑鞋，沾满着泥浆回来了，要打；功课不认真做，敷衍了事，也要打；饭不好好吃，更要打。我爸脑筋里信奉的是那套传统的老观念：“棍棒底下出孝子。”因为，他自己小时候也是被我爷爷一顿顿打教训出来的。他俨然觉得，自己教育儿子的方法千变万变，这一条属于“金科玉律”。轻的请我“吃毛栗子”（沪语，即用手指关节警告性地敲脑袋），严重一点的“吃”耳光，级别再高，就是打屁股，打完之后罚跪。他通过程度不同的“打”法，来告诉我犯下的错误性质恶劣到怎样的程度。不过，每次打完，他都无一例外地要跟我讲道理，让我知道自己为什么被打，由此建立初步的判断能力———这种事情以后坚决不可以做。
然而，不得不说，我爸爸打我“下手”虽狠，却着实讲究“打的艺术”。很小的时候，我跟小朋友们在小区附近玩，几个人一起去走什么“平衡木”。说是“平衡木”，其实是一堵两米多高的铁路围墙，我们争先恐后地爬上去，然后沿着宽度只有一点点的墙顶走。一边走还一边嘻嘻哈哈地笑闹。也是巧，那时爸爸妈妈正好要出去办点事，从边上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