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皇二年（582），沙钵略可汗大肆南侵，达奚长孺正面忘死血战，长孙晟则在背后运作，挑唆达头可汗率先背盟离去，又通过处罗侯之子阿史那染干谎称下属部族铁勒造反，突厥大军才全线退却。
开皇三年（583），隋廷以卫王杨爽为行军元帅，分八道出塞。杨爽率李充等四总管出朔州，在长城以北的白道川与沙钵略可汗相遇。李充出其不意，率五千精骑突袭，沙钵略可汗狼狈奔逃，丢盔弃甲躲在草丛中才勉强逃脱。沙钵略可汗逃遁时军中无粮，又感染瘟疫，死伤甚众，窝了一肚子火。另一方面，上柱国窦荣定率九总管步骑三万出凉州，击阿波可汗。两军先派将领阵前单挑，隋军悍将史万岁驰斩突厥猛将，阿波可汗军士气大坠，只好败退。这时长孙晟派人告诉阿波可汗：“人家摄图每次来都大胜，你每次来都大败，简直是突厥之耻。你们两家本来势均力敌，但现在摄图就要超过你了，这次他肯定要归罪于你，趁机灭了你。”阿波可汗吓出一身冷汗，连忙求教于长孙晟。长孙晟告诉他：“你看达头可汗与我大隋合作，摄图就不敢碰他。你何不也依附大隋，联结达头可汗，这样才能万全。岂能败仗而回，受摄图戮辱？”阿波可汗觉得投靠汉人不是个好办法，还有很多其他办法可想，可惜他一个都没想到，只好遣使随长孙晟入朝。
沙钵略可汗向来忌惮阿波可汗，这次打了败仗，又听说他和隋朝勾结，勃然大怒，杀他老母！于是沙钵略可汗疾速回军，抢先袭击阿波可汗牙帐，真的杀了他老母。阿波可汗这下成了没妈的孩子，只好西奔达头可汗。达头可汗也大怒，两家合兵十余万，东击沙钵略可汗。阿波可汗连战连胜，不但抢回老地盘，还使诸多部落纷纷归附，势力越来越大。战斗中双方都多次向隋廷请援，并州总管杨广跃跃欲试，多次请示该援助哪方。但长孙晟这么做就是为了让他们自相残杀，所以一概不援。直到眼看沙钵略可汗快被打得不行了，隋廷才接受他的依附，遣虞庆则、长孙晟前往颁诏。沙钵略可汗这次相当恭顺，跪接诏书，而成天叫嚣着要反隋复周的千金公主也请求当隋文帝干女儿。隋文帝批准，赐姓杨，封大义公主，这样沙钵略可汗则成为隋文帝干女婿，也算是和了亲。
此后数年，草原相对安宁，隋朝得以全力准备平陈。开皇七年（587），沙钵略可汗老当益壮，一日猎鹿十八只，打靶归来却发现牙帐被人烧了，又兴奋又劳累又气愤，死了。隋文帝辍朝三日，遣太常前往吊祭。
沙钵略可汗卒后，按理应传位给弟弟处罗侯。但处罗侯认为突厥的这种制度不对，想让沙钵略可汗之子阿史那雍虞闾嗣位。再三推让，处罗侯继位为莫何可汗，雍虞闾为叶护（比可汗低一级的领主）。长孙晟持节前往册封，并赐以鼓吹旗幡。莫何可汗打起隋廷所赐旗幡，大破阿波可汗，将其生擒，并上表请示如何处理。隋廷佥议此事，很多人认为该杀了他，只有深谋远虑的长孙晟提出不能杀，两边都留着才有用。
开皇八年（588），莫何可汗卒，雍虞闾叶护继为都蓝可汗，长孙晟再次持节前往册封。由于西突厥的注意力在西方，阿波可汗被灭，莫何可汗卒后都蓝可汗势力渐大，麻烦就又来了。
开皇十三年（593），内地一个唯恐天下不乱的流民杨钦偷渡到突厥，找到大义公主，谎称宇文氏正在策划反隋。按突厥风俗，可汗卒后其可贺敦（可汗的正妻，相当于汉族的皇后）由继任可汗继承。大义公主已由佗钵可汗、沙钵略可汗、莫何可汗转嫁给都蓝可汗了，老公换了很多，但反隋复周之志从未稍减。接到杨钦的情报突厥又停止朝贡，虽未动兵，但再次出现外交危机。
长孙晟临危受命，再次出使突厥。都蓝可汗拒绝承认杨钦的存在，但长孙晟早就在突厥上层建立了强大的情报网，很快搜获杨钦，扭送至都蓝可汗面前质问。大义公主阴谋败露，后来被隋文帝要求处死。都蓝可汗处死大义公主后要求再嫁一个公主给他，隋廷佥议同意。但长孙晟坚持不可，奏曰：“都蓝可汗现在已经很强，但与达头可汗为敌。如果再嫁公主给他，达头可汗、突利可汗都会归附于他，突厥将再归一统。处罗侯之子染干今为突利可汗，也想和亲，不如允了他，招他南徙。他兵少势弱，容易招抚，就让他北捍都蓝可汗。”于是隋文帝封宗室女为安义公主，由长孙晟率使团嫁给突利可汗。长孙晟游说突利可汗南徙，居于都蓝可汗和隋朝之间。都蓝可汗非常忌恨，经常袭扰突利可汗。突利可汗每次都及时告知隋军来援，次次使都蓝可汗无功而返。
开皇十九年（599），都蓝可汗制造攻具，准备攻打大同，又被突利可汗告密。隋廷以汉王杨谅为行军元帅，左仆射高颎出朔州，右仆射杨素出灵州（今宁夏灵武），上柱国燕荣出幽州，大破都蓝可汗。都蓝可汗大怒，重新与达头可汗合盟，合兵猛攻突利可汗，尽灭其族。突利可汗与长孙晟共五骑仓惶夜奔关内，奔至蔚州（今山西灵丘）城下，突利可汗见眼前是汉家城池，身后是茫茫草原，难免百感交集。再看着长孙晟这个狡猾的汉人（汉化鲜卑裔），越想越不对劲。想我突厥汗国本来雄霸草原，蒸蒸日上，而今怎么就落得如此光景，不正是因为听了这家伙的一连串馊主意吗？于是说：“我今日兵败来投，无非是个降人，天子岂能礼遇我。达头可汗与我本无仇隙，不如投他。”
长孙晟知他怀有贰心，于是设计通知城内大举烽烟，突利可汗见了问怎么回事。长孙晟骗他说：“我国城池建于高处，遥见敌军就举烽火。贼少则举两烽，贼多则举三烽，大逼则举四烽。”突利可汗见是四烽并举，以为都蓝可汗大举追杀而来，来不及细想，连滚带爬抢入关内。
突利可汗来投，隋文帝大喜，册封其为意利珍豆启民可汗，在朔州筑大利城安置，后迁至夏胜二州（今内蒙河套地区）。不久安义公主卒，隋廷又嫁义成公主，礼遇甚厚。启民可汗招揽草原诸部来归，极大削弱了都蓝、达头二汗。二汗咬牙切齿，集兵来攻。隋军大举出塞，结果都蓝可汗被部下所杀，其众大乱。达头可汗自立为步伽可汗，准备扛起突厥复兴的大旗。隋廷遣晋王杨广为帅，长孙晟率归降诸部往伐。长孙晟熟知地形，在上游下毒，步伽可汗的人畜饮后纷纷中毒，以为是天降亡兆，惧而夜遁。长孙晟趁机掩杀，斩获无数。战后杨广和长孙晟在帐内欢饮，突厥遣使来降，说：“突厥之内，大畏长孙总管，闻其弓声，谓为霹雳，见其走马，称为闪电。”杨广也赞叹：“将军震怒，威行域外，遂与雷霆为比，一何壮哉！”
之后草原上剩下的几个可汗势小而均衡，仰隋廷鼻息而活，也不敢联合起来反抗，草原秩序一时大好。隋炀帝大业五年（609），右骁卫将军长孙晟卒，享年五十八岁。长孙晟卒后突厥又起贰心，大业十一年（615），启民可汗之子始毕可汗（阿史那咄吉）趁隋炀帝（即以前的晋王杨广）无备，突然起兵将其围于雁门关。隋炀帝感叹：“要是长孙晟还在，匈奴（指代突厥）岂敢如此大胆！”
隋朝面对勃兴的突厥汗国，一方面有达奚长孺这样的忠烈将士舍生忘死地保家卫国，一方面隋文帝也没有盲目硬拼，而是用长孙晟的战略奇谋分化瓦解，使其内相损耗，达到草原均势。这种策略后世常用于地缘战略，成为大国控制落后国家，达成区域均衡最通行的法则。
开皇之治开启隋唐盛世
隋唐盛世一直被后人称道，中华民族的博大胸襟和自信包容令无数人梦回隋唐，而这个盛世正是由隋文帝的开皇之治所开启。
严格地说，杨坚为北周相国时，他的改革就已经起航。北朝大多实施民族隔离，人口占大多数的汉族民众处于被压迫的底层，而鲜卑贵族又过着压榨剥削的生活，都缺乏生产积极性。杨坚执政后力推汉化，消除民族隔阂，不劳而获的贵族数量骤减，有劳力的公民又暴增，社会生产力得到空前解放。
不过生产力解放了，还得要有适宜的政策和正确的组织才能使其发挥作用。开皇之治有三大措施影响深远——均田及租庸调制、输籍定样、设置义仓。
隋朝最根本的经济措施是恢复均田，秦国的商鞅变法废除均田制，促进了秦国生产力的飞跃，那恢复均田是不是大倒退呢？此一时彼一时，在春秋战国近千年的领主社会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已步入僵化，废井田、开阡陌唤醒了被压抑的活力，带领秦国率先走进中国特色封建社会。但现在的情况是数百年战乱，田园荒芜，就应该赶紧把尽量多的生产工具分配给尽量多的生产者。
租庸调制则是一种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税法，规定国民不论授田多少，只按丁口交纳赋税和服役。租是指每丁每年交纳一定量的谷物，调则指纺织品。而男丁还有为国服役的义务，如果应服役时不能去，可以用一定量的租调代替，此即为庸，合称租庸调。这种赋役制度清晰灵活，能让农户自由选择纳税形式，有利于保障生产时间，也有利于促进社会生产专业化，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而在钱穆先生看来，租庸调制的背后还带着一种为民制产的精神，无愧为划时代的创举。不过租庸调制必须建立在均田制的基础上，唐朝中叶均田制破坏，租庸调制也就失去了基础，被杨炎的两税法取代。
输籍定样则在经济和社会方面都具有里程碑意义。开皇五年（585），尚书左仆射高颎指出：每户承担赋役的程度和户口等级有关，大户承担多些，小户少些。但地方官在确定户等时并不认真，造成情况不实，建议由中央大举检查户籍、核定户等，作为纳税的依据。隋文帝下令各州县“貌阅”辖区内的人口，并由中央派员抽查，如果发现地方官吏查阅不实的，要处以流刑。当年就搜得壮丁四十四万三千人，人口一百六十四万余，之后隋唐政府还多次进行类似工作。这不仅体现了中国公共管理学中严谨的数据化意识，更对社会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乱世中许多人户依附于豪强，形成了事实上的人身依附，这并不符合中国特色封建社会的前进方向。隋文帝大举输籍定样，经济作用尚在其次，更重要的是从根本上阻止了这种倒退趋势。而隋王朝对近亿人口进行如此超大规模的统一户籍管理，更体现出许多现代国家也望尘莫及的公共管理水平。唯一遗憾的是史学界对此研究颇少，更鲜有和政治学、经济学、公共管理学结合起来，殊为可叹！
义仓也是极具中国特色的一项措施。开皇三年（583），度支尚书长孙平提出水旱天灾无常，百姓收成不稳，建议根据每户贫富差等，每年秋季每家出一定量的粟米，由国家统一储备，遇到收成不好再取出来赈济。中国的公共管理学家一直都很注重储备和应急，但之前都只强调政府储备，直到隋朝才首次提出义仓的理念。这种理念用道家的话说就是“损有余而补不足”，用现代金融学的话说就是保险。对这样一个极其庞大的帝国而言，非常需要这种平衡可持续发展的具体方法。但比较讽刺的是，隋文帝在时并未遇到过义仓发挥作用，倒是隋末烽烟并起，各路反贼只要占领一个大城市，就能打开义仓当粮仓，相当于抢了保险公司的金库，加快了隋朝的覆灭。义仓和隋文帝父子许多伟大的改革措施一样，并未达成隋朝的长治久安，只以其创造性的思维方式遗泽后世。
此外，隋文帝还进行了长城、驰道、大运河、大兴府等重大基础设施工程建设，都对国计民生有着极其长远的影响。但这些工程工期极长，见效又慢，大多未在隋文帝任内甚至隋朝灭亡前竣工，都和义仓一样，为他人做了嫁衣。
隋文帝、高颎的诸多改革措施顺应了时代，不但迅速恢复了社会生产力，还创造了一个新高。据研究，隋文帝登基时全国仅四百万户左右，输籍定样后已达到八百九十万户，略计在籍人口五千万以上。而唐朝在阿拉伯旅行家的宣传下传遍地球的贞观之治呢？到唐太宗驾崩时也才三百八十万户而已，直到唐玄宗时才又达到七百六十万户。隋文帝开皇九年（589）统一全国，垦地一千九百四十四万顷，隋炀帝大业中期达到五千五百八十五万顷。还是拿唐朝比，爆发安史之乱前大概是唐朝的巅峰，垦田数一千四百三十万顷！这不免让人觉得这个差距是不是大得有点过分。
其实有一个事实是大多数人都不太愿意面对的——那就是唐朝“推翻隋朝残暴统治”，但终唐一代也没能恢复隋朝的繁荣富强（宣传工作除外）。
当然，当时的统计学理论和手段都还非常落后，这些数字不能完全概括隋唐两朝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更多的是体现出户籍制度实施的严格程度和统计的全面性，不过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隋唐两代公共管理水平的差距。
除了在国家治理上取得的伟大成就，隋文帝的个人行为也符合帝范。首先，他很勤俭节约。正史和野史上都有不少关于他勤俭的故事，格式大概和汉文帝差不多，就不赘述了。其次，他非常勤奋。隋文帝刚登基不久就有一位名叫高德的平民上书请他禅位于太子，自己去做太上皇享清福。不要误会这是什么政治阴谋，那时真的比较流行当太上皇，北齐、北周都有人厌烦朝政，退位为太上皇，专享富贵。但隋文帝明确表态自己要为国为民，鞠躬尽瘁，不会去学那些乱世昏君，拒绝并严厉批评了高德。杨尚希也曾劝隋文帝：“周文王以忧勤损寿，武王以安乐延年。”希望他不要凡事亲力亲为，保重龙体，延年益寿。隋文帝感谢了他的一片好意，但没有采纳，依旧在岗位上勤奋地工作。
这样一位皇帝，既有治理国家的优良实绩，又有儒家要求的良好品行，那是不是也应该和汉文帝一样，被列入三大贤君的行列？不是，他还差了一点——仁厚。
隋文帝其实是一个刻薄不好相处的人，史书上说他从小就没人敢亲近，不管是因为相貌威严还是成绩太差，终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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