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突然有人来拜访她。原来，中国著名影星王丹凤和丈夫柳和清应美国白宫之邀，赴华盛顿参加里根总统的就职典礼，特意转道加拿大来看她。
王丹凤回忆过去，异常兴奋：“我是看你的戏长大的，一直很喜欢，直到1948年到香港和你拍《锦绣天堂》才算第一次见面，那时真是太高兴了。没想到一晃我们分别已有三十多年了……”
胡蝶也感慨万分，说道：“就像做了一场梦啊……”
她们聊起当年的影坛旧事旧人，十分开心。胡蝶还对王丹凤倾诉自己对祖国的思念之情。
王丹凤夫妇走后，胡蝶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她想起最近几年，国内多家电影类的报刊陆续发表了数十篇关于自己的文章，有的朋友还特意剪下来寄给她，笑说：“你又老来红了。”读了这些或准确或牵强的文章，她决定把自己这些年影坛生活的经历写下来。
她请了刘慧琴帮忙记录。
在回忆录中，她追忆了从影以来的许多故事和旧时好友。可惜在谈及抗战时期那段生活时，她只简单地说：“关于这一段生活，也有很多传言，而且以讹传讹，似乎都成了有确凿之据的事实。”这自然指的是她和戴笠的那段历史。
胡蝶的思乡之情越来越浓，她一次又一次地说：“据说温哥华的地形像摊开的右手，它的方向是伸向太平洋彼岸的亚洲，伸向中国。我住在这滨海城市的临海大厦，不论晴朗的白天，或是群星灿烂、灯火闪烁的夜晚，当我站在窗户边向远处眺望时，我的心就像温哥华的地形似的，伸向东方，希望握着祖国———我的母亲那温暖的手。”她也曾起过远行回国看看的念头，可又因年迈力不从心而放弃了。
回忆录完成出版后，胡蝶了却了晚年的一大心愿。这时，台湾金马奖评奖委员会鉴于她一生对电影事业的杰出贡献，于1986年授予她金马奖。
在最后几年，因为身体的缘故，她不能常去看电影，但依然不能忘情于电影艺术。电视渐渐成了她的朋友，但看着看着，就又想到电影上去了。对导演的手法、演员的表演、剧情的安排等，她分析得头头是道，朋友们笑说：“胡蝶对别的事情可能会糊涂，但只要一谈起电影立刻精神振奋，头脑清楚。”她在1988年6月亲笔致信将出版《胡蝶回忆录》的文化艺术出版社：“请代我向新老读者和观众致以诚挚的问候。我热望中国的电影能在世界影坛上大放异彩。”
因胡蝶年事已高，她的儿子媳妇不放心她一人独住，于是，她又搬回了温哥华南郊与儿子同住。闲时，她偶尔出外散步。1989年3月23日，胡蝶在外出途中不慎跌倒引发了中风，此后一个月静卧于病榻，与病魔苦苦搏斗。
4月23日下午，她安详地闭上了眼睛，留下最后的一句话是：“蝴蝶要飞走了！”
殇情名伶—阮玲玉三次分居
阮玲玉（1910—1935） 原名：阮凤根、阮玉英。籍贯：广东中山。处女作：《挂名的夫妻》。成名作：《故都春梦》。主要作品：《血泪碑》、《白云塔》、《情欲宝鉴》、《野草闲花》、《恋爱与义务》、《桃花泣血记》、《三个摩登女性》、《神女等》。最高荣誉：深受观众喜爱的名星。结局：不堪诽谤而自杀。
名伶自杀震动上海滩，万人空巷瞻遗容。轻率同居酿苦酒，灵堂遭侮辱。三次分居三次和好，第一次吞下安眠药……
1935年3月，春寒笼罩着大地，黄浦江水默默地向东流去。在通往万国殡仪馆的途中，挤满了人群。哀乐声中，一队送殡的灵车缓慢地向联义山庄墓地驶去。长达十多里的凭吊队伍，唏嘘饮泣，沉痛悲愤，徘徊不散。
是什么人的故去引起这么大的社会震动？
3月9日这天，上海大小报纸都在显著位置醒目地刊出一条爆炸性新闻：著名影星阮玲玉自杀离世，年仅26岁。报上同时还刊登了一副对联：倾国影星，旧同居新同居失足同居；一代才女，写爱情演爱情非命爱情。
说到阮玲玉的死，得从她的个人生活说起。
阮玲玉最初叫凤根，父亲早逝，迫于生计，母亲何阿英带着她来到张府当帮佣。母亲省吃俭用，供凤根读书，并把她的名字改为阮玉英。
一天，已升入初中的阮玉英到张府看望母亲。路上遇到了大雨，玉英没有带雨具，便一路小跑往张家赶。在她推门而入时，恰巧与外出的张府四公子张达民撞了个满怀。阮玉英忙道歉说：“四少爷，对不起！”
张达民看了一眼生得十分标致的阮玉英，摆了摆手说：“没事，没事。”这个一向骄横的少爷等到阮玉英走过去之后，又恋恋不舍地盯着她的背影看了半天。
这无意间的碰撞，改变了阮玉英的命运。
张达民自从那次见到阮玉英之后，脑海中便常常萦绕着她的影子。阮玉英那窈窕的身材，白净的鹅蛋脸，一笑两眼弯弯，浅浅露出一对酒窝，这一切令他浮想联翩、茶饭不思。张达民得知阮玉英经常去虹口昆山花园玩耍，于是，他开始寻找机会和她见面。
这天傍晚，张达民精心修饰一番后，来到昆山花园。
当阮玉英轻轻挽着母亲的手臂散步时，张达民出现在她们面前。“四少爷好！”阮玉英的母亲赶紧上前打招呼。“哦，在家没事，出来走走。”
张达民此时见到阮玉英，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他刻意找了些有关学校的话题与玉英交谈。这位没有丝毫少爷架子的四少爷渐渐赢得了涉世不深的阮玉英的好感。
在以后的日子里，张达民傍晚时分常到昆山花园散步，两人有了更多的接触和交流。情窦初开的玉英感情上掀起了阵阵涟漪，不知不觉中坠入了爱河。
张达民的母亲很快就知道了小儿子对阮玉英痴情，并想娶她为妻的事。她非常气恼，劝说儿子不要与阮玉英来往。当劝说没有奏效时，张老太太便把气撒到阮玉英母女身上，将何阿英赶出了张家。
何阿英被逐出张府后，张达民赶来安慰她们母女。他打算先和阮玉英同居，造成生米煮成熟饭的事实婚姻，然后再正式迎娶。此时的阮玉英早被张达民不计较门第出身，不顾父母反对与自己结合的一片真心所感动，轻率地做出了与他同居的决定。1925年底，阮玉英办理了退学手续，离开了崇德女校。翌年1月，在北四川路鸿庆坊一所民宅，阮玉英开始了与张达民的同居生活。
阮玉英和张达民同居之初，还真过了一段甜蜜的生活。玉英喜欢音乐歌舞，张达民便租来一架钢琴让她练习，还经常带她到舞厅去跳舞。阮玉英对张达民的起居生活也照顾得十分周到。按当时的习俗，有身份的妇女多穿着长裙或长旗袍，阮玉英为了家务劳作时便利，常穿短长裤。对此，张达民曾做了一首打油诗给她：“不爱旗袍爱短衣，麻皮大姐兴遄飞。只因解手图方便，那管旁人说是非。”
张达民这时没有固定职业，小家庭的经济来源主要是他父母每月给的零花钱。由于他父母坚决反对这门婚事，因而在经济上对他严加控制，所给的零花钱也只能支付正常的家庭开支而已。日子一天天过去，新鲜的感觉开始淡化。张达民富家子弟的本来面目渐渐显露出来了。他难以忍受这种清贫无味的日子，开始把父母给的零花钱花在赌场上。他的手气不好，总是输多赢少，回到家就拿玉英母女出气，有时成天整夜地不归，甚至几天都看不到人影。
不久，张达民的父亲突然中风去世。为尽晚辈之礼，阮玉英还是与张达民一同去张府吊孝。但不想，张老太太在灵堂上明知故问地对张达民说：“你身边的女人是谁？”“是玉英，她今天来给爸爸吊孝。”
“放屁，你爹死，关她什么事？！你们早就没安好心，偷着在外面勾勾搭搭还不算，竟有脸到这里来！给我滚出去！马上滚！”“可我们早就同居了！”
“同居？什么是同居？那是轧姘头！你辱没家风，还有脸带她到这儿来。你叫她出去，我还能认你这个儿子，不然，你也不要再进这个家门！”张老太太说完，转过身对阮玉英母女厉声喝道，“你们还不快滚出去！不要脸的东西！”
倔强的阮玉英受此奇耻大辱，愤怒地脱下丧服，狠劲地甩在地上，转身拉着母亲走出了张家。
张达民得到遗产后，仍挥霍于赌场，整天在外面花天酒地。阮玉英非常失望，不得不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将来。
为了奉养母亲和寻求经济的自立，阮玉英决定外出求职。她开始搜集各种报纸，查找上面的招聘消息。一天，《新闻报》上登载的一则招聘《挂名的夫妻》女演员的广告吸引了她。她抑制不住内心的欣喜，决定报考明星公司。她给自己取了个艺名，叫阮玲玉。
1925年，一个春风和煦的早晨，阮玲玉早早来到明星公司。她第一次试镜没有成功。但导演卜万苍觉得她天生是个演悲剧的料，破例安排她过两天再来试一次。
阮玲玉有点失望，但是仍然充满期待。两天后，她按时来到明星公司。
“好，准备开始。”卜万苍一声令下，早已做好准备的摄影师董克毅把镜头对准了阮玲玉和男主角黄君甫，棚顶的几盏炭精灯也都一齐打开，耀眼的灯光一下子刺过来，使阮玲玉睁不开双眼。
“开拍！”
董克毅熟练地摇起了摄影机，黄君甫一步步向阮玲玉走过来，可她却手足无措地呆在那里，不知如何表演。“再来一次！”
可是，众目睽睽之下的阮玲玉怎么也进入不了角色，连着重拍了几次都很不理想。她急得直跺脚，眼泪差点儿掉了下来。场外的张石川一脸的不悦，郑正秋也把头调了过去和他说了句什么。张石川招手把导演卜万苍喊了过去。阮玲玉的心缩紧了，直恨自己怎么不争气。没想到三人耳语一番后，卜万苍对她说：“阮小姐，我们商量过了，今天就拍到这儿吧，明天我们再试镜。”
回到家中，阮玲玉连晚饭都没吃，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认真研读《挂名的夫妻》剧本，仔细揣摩其中的人物性格。这一夜，张达民没有回来。
第二天试镜，卜万苍让她演“灵堂哭夫”一段。试镜的戏虽然作了改动，但由于阮玲玉作了充分准备，加之演悲剧戏暗合了她6岁丧父、张家灵堂受辱的生活经历，她很快就进入了角色，把这场悲戏表演得淋漓尽致，真切感人。
试镜成功，阮玲玉成为《挂名的夫妻》一片的女主角。从此，她开始了从影生涯。
《挂名的夫妻》正式上映后，初次出现在银幕上的阮玲玉得到了观众的一致认可。
1928年，明星公司开拍古装片《蔡状元建造洛阳桥》。导演张石川没有采用一般小公司拍类似影片时惯用的在摄影棚内搭景拍摄的办法，而是不惜耗费大量钱财，率剧组前往佛教名山普陀山，实地拍摄外景。在拍片之余，阮玲玉饱览了普陀胜景，也寻找到了自己精神上暂时的寄托。在以后的岁月里，她又曾数次赴普陀进香朝佛。
可惜这部影片公映后没有获得什么反响，大家都有些失望。出于多种原因，从1928年夏季开始，张石川不再让阮玲玉在公司的任何一部影片中担任角色，阮玲玉在“明星”的处境变得甚为艰难。
就在她为事业感到十分苦恼的时候，情感生活也出现了危机。1929年，张达民在体育馆路二号租了住房，又另租了一块场院地，买了十二匹马，聘请了养马师和骑师。为了赌博方便，他还添置了一辆汽车。这在当时上海跑马厅的赌客里是屈指可数的。
每天早晨，张达民出来遛马，总要阮玲玉执辔相伴。晨雾缭绕，绿草如茵，张达民一身骑装，良马奋蹄，美人为伴，如此风雅，曾为多少路人艳羡。
可是不出三个月，张达民就输了个精光，还欠下一屁股债务。自从阮玲玉开始工作后，张达民不再给她一分钱。阮玲玉从明星公司转入大中华百合公司以后，她和张达民的关系也进一步恶化。张达民已赌尽了他所得到的数十万巨额遗产，仍然不思悔改，不去找一份正当的职业自食其力，反而开始不停地向阮玲玉要钱继续赌博。阮玲玉的收入并不是很多，用于养家糊口还可以，但用于张达民无度挥霍就远远不够了。于是，互相之间的争吵日益激烈。
有一次，阮玲玉一气之下，与母亲一起离开了张达民，搬到窦乐路同庆里。临走时，阮玲玉给张达民留了一张字条：达民：我们一起生活了两年，我一直劝你找个工作做，你一直不肯，一意孤行，如今落得这个下场。我看你不仅不把得来的遗产当一回事，更不把我和我们的将来当一回事。我是穷家女子，只想好好做人。既然如此，那也好，从此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你实在使我太失望了，我们就此分手吧。你过去对我和我妈的好处，我一直是感激的。
张达民回到家里，看到阮玲玉的字条后，划根火柴烧了。他现在无暇顾及阮玲玉，他要忙着处理债务。过了几天，他来找阮玲玉。
“我现在赌场失意，你真忍心抛下我不管？”
阮玲玉听到这话，没有吭声，眼泪夺眶而出。
张达民一把搂住她，信誓旦旦地说：“我不再赌了！”善良的阮玲玉相信了他，第一次分居就这样结束了。
但是没过多久，张达民又旧病复发。他虽不再去赌马场，但又迷上了麻将桌，一夜就输掉了七百多元钱。
阮玲玉得知此事后，又和他大吵了一次，第二次提出分居。“你要和我分居，我就到你的公司去闹，叫你拍不成电影，我还要登报，叫你出丑！”张达民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