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服，昌黎谓：吊服，加麻也。
○久而不葬《礼》：士庶人逾月而葬，以次而上，至七月止，无久殡不葬者。《丧服小记》：久而不葬者，惟主丧者不除。此则有他故，必不得已者耳，非若后世停柩之法也。司徒文子问子思曰：“丧服既除，然后乃葬，则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丧未葬，服不变，除何有焉？”昌黎所谓改葬与未葬异者也，此久而不葬之服制也。
○假葬世俗有攒柩于所居之室，遂以为葬所者，古人谓之假葬。《通典》有假葬三年即吉议。郗诜母亡，便于尝北壁外下棺，三年即吉。卫以其不应除服议之，诜云：“此方下湿，唯城中高，故遂葬于所居之宅，祭于所养之堂，不知其不可也。”（亦见《晋书》）。程《三柳轩杂说》：胡楷买屋修理，于夹壁中得故攒堂一尸，僵卧如生，触之则应手灰灭，遂白有司，迁瘗之。盖即古人假葬之制也。
○洗骨葬时俗愚民有火化其先人之骨者，谓之火葬。顾宁人已详言其凶惨。然又有洗骨葬者。江西广信府一带风俗，既葬二三年后，辄启棺洗骨使净，别贮瓦瓶内埋之，是以争风水者，往往多盗骨之弊。余友沈倬其宰上饶，见库中有骨数十具，皆盗葬成讼贮库者。按《南史。顾宪之传》：宪之为衡阳内史。其土俗，人有病，辄云先亡为祸，乃开冢剖棺，水洗枯骨，名为除祟。则此俗由来久矣。
○神道吴曾《能改斋漫录》谓：墓路称神道，自汉已然。而引《襄阳耆旧传》光武立苏岭祠，刻二石鹿夹神道，又《杨震碑》首题“太尉杨公神道碑铭”为证。张氵昊又引《汉书。高惠文功臣表》云戚国侯李信成，坐为太常丞相侵神道为隶臣，又《霍光传》光夫人侈大其茔制，起二幽阙，筑神道，谓此二事又在前。是神道盖起于西汉也。
○碑表《仪礼。士婚礼》入门当碑揖，《聘礼》宾自碑内听命，又曰东西北上碑南，《礼记。祭义》牲入庙门，丽牲于碑。贾氏以为宗庙皆有碑，以识日景。《说文注》又云：宗庙碑以丽牲，后人因于其上纪功德。《檀弓》公室视丰碑，三家视桓楹。注：丰碑以大木为之，桓楹者形如大楹也。《丧大记》：君葬四二碑，大夫葬二绋二碑，凡封窆用去碑。注：树碑于圹前，以绋绕之，用辘轳下棺也。按此数说，则古人宫寝坟墓皆植大木为碑。而其字从石者，孙何云：取其坚且久也；刘勰则谓：宗庙有碑树之两楹，事止丽牲，未勒勋绩，后代自庙徂坟，以石代金；司马温公谓：古人勋德多勒铭鼎钟，藏之宗庙，其葬则有丰碑以下棺耳，秦汉以来，始作文褒赞功德，刻之于石，亦谓之碑。此二说似谓刻石之碑与下棺之碑无涉者，然唐封演《闻见记》：丰碑本天子、诸侯下棺之柱，臣子或书君父勋伐于其上，又立于隧口，故谓之神道。古碑上往往有孔，是贯纟率索之象。孙宗鉴《东皋杂录》：周、秦皆以碑悬棺，或木或石，既葬，碑留圹中，不复出矣。后稍书姓名爵里于其上，后汉遂作文字。李绰《尚书故实》亦云：古碑皆有圆空，盖本墟墓间物，所以悬窆者，后人因就纪功德，由是遂有碑表。数十年前有树德政碑者，亦设圆空，后悟其非，遂改。而孙何亦谓：昔在颍中，尝见多荀陈古碑，皆穴其上，若贯索为之者。以问起居郎张观，观曰：“汉去古未远，犹有丰碑之遗像。”更以质之柳仲涂，亦云。然则墓道之有碑刻文，本由于悬窆之丰碑，而或易以石也。古碑之传于世者，汉有杨震碑，首题“太尉杨公神道碑铭”，又蔡邕作郭有道、陈太邱墓碑文，载在《文选》。《后汉书》：崔实卒，袁隗为之树碑颂德。故刘勰谓东汉以来，碑碣云起。吴曾《能改斋漫录》亦谓碑文始自东汉。而朱竹又引元初五年谒者景君始有墓表，其崇四尺，圭首方趺，其文由左而右。按表即碑之类，则西汉已有碑制。究而论之，要当以孔子题延陵吴季子“十字碑”为始。或有疑季子碑为后人伪托者，唐李阳冰初工峄山篆，后见此碑，遂变化开合，如龙如虎，则非后人所能造可知也。自此以后，则峄山、之罘、碣石等，虽非冢墓，亦仿之以纪功德矣。
○墓志铭墓志铭之始，王阮亭《池北偶谈》谓：《事祖广记》引《炙果子》，以为始于王戎、冯鉴。《事始》以始于西汉杜子春，而高承《事物纪原》以为始于比干。槎上老舌又引孔子之丧，公西赤志之，子张之丧，公明仪志之，以为墓志之始。不知《檀弓》所谓志之者，犹今之主丧云尔，未可改作志也。惟《封氏见闻录》：青州古冢有石刻铭，云“青州世子东海女郎”，贾昊以为东海王越之女，嫁荀之子者。又东都殖业坊王戎墓有铭曰“晋司徒尚书令安丰侯王君墓铭”。凡数百字。又魏侍中缪袭葬父母墓下题版文。则志铭之作纳于圹中者，起于魏晋无疑云云。阮亭所据封氏之说固核矣，然《南史》齐武帝裴皇后薨，时议欲立石志。王俭曰：“石志不出《礼经》，起自宋元嘉中，颜延之为王球石志，素族无铭策，故以纪行。自尔以来，共相祖袭。今储妃之重，既有哀策，不烦石志。”此则墓志起于元嘉中之明据也。（宋建平王宏薨，宋武〔孝〕武帝自为墓志铭。）司马温公亦谓南朝始有铭志埋墓之事。然贾昊辨识“东海王越之女”一事，亦见《南史》，则晋已有墓志之例。又《宋书。何承天传》：文帝开玄武湖，遇大冢，得一铜斗。帝以问群臣，承天曰：“此新莽时威斗，三公亡，皆赐之葬。时三公居江左者惟甄邯，此必邯墓也。”饿而冢内更得一石，铭曰“大司徒甄邯之墓。”又张华《博物志》载，西汉南宫殿内有醇儒王史威长葬铭，曰：“明明哲士，知存知亡。崇陇原野，非宁非康。不封不树，作灵垂光。厥铭何依，王史威长。”（亦见《学斋占毕》。）则西汉时已有墓铭也。《金史。蔡传》：金海陵王欲展都城，有两燕王墓，旧在东城外，今在所展之内，命改葬于城外。此两墓俗传燕王及太子丹之葬也，及启圹，其东墓之柩端题曰“燕灵王旧”，旧即古柩字通用，乃汉高祖子刘建也。其西墓盖燕康王刘嘉之葬也。作《两燕王辨》甚详。此又西汉题识于柩之法。不特此也，《庄子》云：卫灵公卜葬于沙丘，掘之得石椁，有铭曰“不凭其子”，灵公乃夺而埋之。则春秋以前已有铭于墓中者矣。（《唐书。郑钦说传》：梁任于大同四年七月，在钟山圹中得铭，曰：“龟言土，蓍言水，甸服黄钟启灵址。瘗在三上庚，堕遇七中已。六千三百浃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圯。”当时莫有解者，戒子孙世世以此访人。五世孙写以问钦说，钦说方出使，得之于长驿，行三十里，至敷水驿，乃悟：此冢葬以汉建武四年三月十日，圯以梁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也。解在《钦说传》内。则汉时铭墓又有此一种，盖即《庄子》所谓石椁铭之类也）由此数事以观，则墓铭之来已入。而王俭谓始自宋元嘉中颜延之，此又何说？窃意古来铭墓，但书姓名官位，间或铭数语于其上，而撰文叙事，胪述生平，则起于颜延之耳。
○碑表、志铭之别《曾子固文集》有云：碑表立于墓上，志铭则埋圹中，此志铭与碑表之异制也。诸书所载，如庾子山作《崔公神道碑铭》所谓“思传旧德，宜勒黄金之碑”，杨盈川作《建昌王公碑铭》所谓“丘陵标榜，式建丰碑”，此碑之立于墓上者也。贾昊所辨东海女郎及甄邯诸事，皆从开冢而见。又《神僧传》宝志公殁，梁武帝命陆亻垂制铭于冢内。司马温公志吕诲，云海将死，嘱为其埋文志。张仲倩云：撰次所闻，纳诸圹。志铭之藏于墓中者也。故碑表有作于葬后者，《王荆公集》中马正惠葬于天禧，而碑立于嘉，贾魏公碑亦立于既葬之明年。而墓志之作，必在葬前。温公铭其兄周卿及昭远，皆云以葬日近，不暇请于他人，而自为铭，以葬时所用也。惟宋景濂作《常开平神道碑铭》亦云序而铭诸幽，殊不可解。神道碑无纳圹之例，惟《南史》裴子野卒，宋湘东王作墓志铭藏于圹内，邵陵王又作墓志列于羡道，羡道列志自此始。又范传正作李白新墓铭，刻二石一置圹中，一表道上，景濂或仿此欤？（温公谓：碑犹立于墓道，人得见之，志藏于圹中，非开发孰从而睹之？谓志铭可不用也。费兖则引韩魏公四代祖葬博野，子孙避地，遂忘所在。公既贵，始寻求，命其子祭而开圹，各得志铭然后信。则志铭之设，亦孝子慈孙之深意，未可尽非也。）《涌幢小品》云：刘宋时，裴松之以世立私碑，有乖事实，上言以为：立碑者宜上言，为朝议所许，然后得立，庶可防遏无征，显章茂实。由是普断遵行（见《南史。裴松之传》）。至隋、唐，凡立碑者，皆奏请。及五代而弛，今且弥布天下矣。又朱竹云：古葬令五品以上立碑，降五品立碣，此规制之宜审者也。（按此本隋制，五品以上立碑，螭首龟趺，上不得过四尺，载在丧葬令。）碑有序有铭，谓之碑文可也。碑铭可也，而直谓之碑则非也。孙何曰：蔡邕撰郭有道、陈太邱碑，皆有序冠篇，而未乱之以铭，未尝直名之曰碑。（《北史。樊逊传》：魏收为《库狄干碑序》，令樊孝谦作铭，陆邛不知，以为皆收作也。是又有两人合作序、铭者。）迨李翱为商愍女碑，罗隐为三叔碑、梅先生碑，则序与铭皆混而不分，其目亦不复曰文，而直曰碑。是竟以丽牲悬纟率之具而名其文矣。古者嘉量为铭，谓之量铭，钟有铭，谓之钟铭；鼎有铭，谓之鼎铭，不闻其去铭字而直谓之量也钟也鼎也，此名目之宜审者也。（按《南史。虞荔传》：梁武于城西置士林馆，荔乃制碑奏上，帝即命勒于馆。则六朝时已单名曰碑。）《癸辛杂识》引赵松雪云：北方多唐以前古冢，所谓墓志者，皆在墓中，正方而上有盖，盖丰下杀上，上书某朝某官某人墓志，此所谓书盖也。后立碑于墓，其篆额应止谓之额，今讹为盖，非也。此题额之宜审者也。又夫妇合葬墓志，近代如王遵岩、王州集中，皆书曰“某君暨配某氏合葬墓志”，识者非之，以为古人合葬，题不书妇，今曰“暨配某者”，空同以后不典之词也。而考唐、宋书法，则并无合葬字，但云“某君墓志”而已。其妻之，则于志中见之。此书法之宜审者也。又古人于碑志之文不轻作，东坡答李方叔云：“但缘子孙欲追述其祖考而作者，某未尝措手。”其慎重如此。今世号为能文者，高文大篇，可以一醉博易，风斯下矣！唐荆州云：近日屠沽细人，有一碗饭吃，其死后必有一篇墓志，此亦流俗之最可笑者。杜子夏临终作文曰：魏郡杜邺立志忠款，犬马未陈，奄先草露，骨肉归于土，魂无所不之，何必故丘然后即化，长安北郭，此焉宴息。王阮亭引之，以为此又后人自作祭文及自撰墓志之始也。又《后汉书。赵岐传》：岐久病，敕兄子可立一员石于墓前，刻之曰：“汉有逸人，姓赵名嘉，有志无时，命也奈何。”此亦与杜子夏临终作文同也。
○行状吴曾《能改斋漫录》云：自唐以来，未为墓志，必先有行状。盖六朝以来已有之。按《梁书》江淹为宋建太妃周氏行状，任、裴子野皆有行状。《南史》袁昂临没，敕诸子不得上行状。徐孝嗣为吴兴守，王俭赠以四言诗，人以比蔡子尼行状，《北史》邢臧为甄琛行状，世称其工。而裴松之《三国志注》引用先贤行状最多，则汉末已有之，并不自六朝始也。然古人行状，本以上太常、司徒议谥法。《魏书》云：旧制，凡薨亡者，大鸿胪、本州大中正条其行迹，移公府，下太常博士议谥。不应谥法者，博士坐如选举不实。若状不实，中正坐如博士。《封氏闻见记》云：唐制，太常博士掌谥，三品以上薨亡者，故吏录行状，申尚书省考功校勘，下太常博士议拟申省，省司议讫，然后奏闻。是古人于行状原有核实之法。然人已死，而子孙故吏为之，自必多溢美，而主其议者亦多以善善欲长，谁肯与刻核之举？虽有中正、博士处分及考功校勘，而滥者接踵。魏袁翻谓：今之行状，皆出其私家，臣子自言其君父之行，无复是非。今之博士又与古不同，惟知依其行状，便为议谥。请敕太常，有言词流宕、无复节限者，不得听受。唐李翱亦谓：行状谥牒，皆故吏门生苟言虚美，愿敕考功，虚者勿受。按当时行状有中正、博士之处分，考功之校勘，尚不免多虚誉，何况近代之行状，不必经太常考功，人人可以自撰，又何怪乎虚词谰语，连篇累牍也！俞文豹《吹剑录》：古来志妇人者止曰碑曰志，未尝称行状，近有乡人志其母曰行状，不知何据。按江淹建太妃周氏行状，已见《唐史》，则又不得谓妇人行状之无本也。
○乐石世俗志铭之文，每云刻之乐石，盖本峄山碑文有“刻之乐石”之语而袭用之，不知引用误也。《禹贡》“峄阳孤桐，泗滨浮磬”，言泗水之滨有石可为磬，始皇峄山所刻，即用此磬石，故谓之乐石（以磬乃作乐之具）。他处刻石文，不云乐石也。文士通用之于碑碣，误矣。说见颜师古《匡谬正俗》。
○忌日忌月《礼记》君子有终身之丧，忌日之谓也。盖每遇父母没之日，必素服撤乐，哀慕终日。六朝以来，更有忌日请假之制。沈约《答庾光禄书》云，忌日请假。应是晋、宋之间，其事未久。《封氏闻见记》则以为古制忌日止是不饮酒、不作乐，至于后世请假闭门不见客，则礼之过。而引《晋书》会稽王世子忌日送客至新亭，主人作乐，王便起去，持弹弹鸟。桓玄忌日，与宾客游宴，惟至时一哭。以为古无忌日不见之客例。其不见客者，实由不能悲怆，故转自藏晦耳。此言虽欲矫弊，然遇忌日仍宴宾见客如平时，行之既久，此礼将遂废，是适便于背死忘亲者之为。则与其过而去之，毋宁过而存之。《文昌杂录》记宋元丰令诸私忌给假一日，逮事祖父母者准此。盖犹沿古制也。六朝时又有“忌月”之说。晋穆帝将纳后，以康帝忌月疑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