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岂非脱字乎？而必为之说曰：孔子有意仍之，以传疑也。夏五之为夏五月，了然可知，圣人即添一月字，岂遂为僭妄，乃必不敢增，以存传疑之义，则又何以笔则笔、削则削乎？可见《春秋》一书，孔子既修之后，仍有脱简误字，不一而足。而必于其脱误处曲为之说，毋怪乎益入于穿凿也。则“春王”下之无“正月”，其为脱误无疑，非别有义也。
○春秋纪年春秋时，列国虽曰奉周正朔，然纪年皆以本国之君即位之年为纪。如《春秋》以隐公元年起，虽孔子亦不改也。至其称于列国，则彼此纪年不同，似应以周王之年为纪矣。然郑子家对赵宣子曰：寡君即位三年，召蔡侯而与之事君。十二年六月，归生佐寡君之嫡来朝。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是皆据本国之纪年以语他国。否则举是年一大事以标之，如鲁襄公朝晋侯，晋侯问其年，季武子对曰：会于沙随之岁，寡君以生，是也。绛县老人自叙其年曰：臣生之岁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师旷曰：鲁叔仲惠伯会成子于承匡之岁也。是皆不以周王之年为纪也。即《左传》叙旧事亦然。如追叙晋封成师之事，则曰惠公之二十四年晋始乱，惠之四十五年曲沃庄伯弑孝侯。追叙卫襄公立子元之事，则曰晋韩宣子为政聘于诸侯之岁。追叙郑伯有为厉事，一则曰铸刑书之岁，再则曰齐平燕之岁。追叙齐乌余以廪邱奔晋事，则曰齐人城郏之岁。追叙郑伯朝晋之岁，则曰溴梁之明年。而于周王纪年略不及焉。堂堂共主，正朔咸遵，而纪年莫之或用，盖当日本无禀奉一王纪年之制，非尽各国僭妄也。（汉时诸侯王尚得自称元年，如《汉书。诸侯王表》楚王戊二十一年为孝景三年，楚王延寿三十二年为地节元年之类。又列侯于本国亦得自称元年，《史记。高祖功臣侯年表》高祖六年为平阳懿侯曹参元年，孝惠六年为靖侯元年之类。是列国各自纪元，汉初犹然。）○矢鱼于棠矢鱼于棠，诸家皆以为陈鱼而观之。宋人《萤雪杂说》独引《周礼》“矢其鱼鳖而食之”之义，以为矢者射也。按秦始皇以连弩候大鱼出射之，汉武亦有巡海射蛟之事，以矢取鱼，本是古法，授以说经，最为典切。
○《左传》所本《左传》所本，采择甚多，盖古者史官有简策、简牍二种，杜预序所谓《周礼》史官掌邦国四方之事，诸侯亦各有国史，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其本国之事，凡政之大者，及君所命，则书于策，非此则但别为记载。如公子豫及邾人、郑人盟于翼，不书，非公命也；新作南门，不书，亦非公命也之类。杜预所谓史不书于策，故夫子不书于经是也。然夫子虽不书于经，而记载自在，故左氏得据以推圣人不书之本意。至他国之事，凡来赴告者则书于策，不告则不书。如隐十一年郑伯大败宋师，《左传》谓灭不告败，胜不告克，皆不书于策是也。然虽不书于策，而列国自有记载，鲁国亦有得之传闻而别记之者，故左氏得以补圣人之所未修，而详其始末。杜预所谓非将君命则记在简牍是也。故有经所本无而特见于传者，先经以始事，后经以终义，皆别有所本也。亦有经所特书而反无传者，非必其事之无关系也，如郭公之类，非传不明，而左氏无之，则固简牍缺落，无所考据，故不能凭空撰述耳。不然，则经所无者尚一一补之，经所有者反略而遗之耶？又庄二十六年经文：春，公伐戎。夏，曹杀其大夫。秋，公会宋人、齐人伐徐。冬十二月癸卯朔，日有食之。而是年之传：春，晋士为大司空。夏，士城绛，虢人侵晋。冬，虢人又侵晋。一年之内，经自经而传自传，若各不相涉者，盖亦因经所书之事别无简策可考以知其详，故别摭他事以补此一年传文也。○《左传》叙事氏名错杂《左传》叙事，每一篇中，或用名，或用字，或用谥号，盖当时文法如此。然错见迭出，几使人茫然不能识别。如子越椒之乱，一斗般也，忽曰斗般，忽曰子扬；一贾也，忽曰贾，忽曰伯赢。泌之战，一荀林父也，忽曰荀林父，忽曰桓子；一士会也，忽曰士会，忽曰随武子，忽曰随季，忽曰士季，他篇又称范武子；一先也，忽曰先，忽曰彘子，他篇又称原；一荀首也，忽曰荀首，忽曰知庄子，忽曰知季；一韩厥也，忽曰韩厥，忽曰韩献子；一栾书也，忽曰栾书，忽曰栾武子；一赵朔也，忽曰赵朔，忽曰赵庄子；一克也，忽曰克，忽曰献子。是篇人数既多，头绪更杂，即姓名一线尚难了了，况复错综其词如此，使无后人注释，不几于终日回惑而不得其要领耶？他篇类此者不一而足。又如齐庆封之乱，使析归父召晏平仲，平仲请盟，子家曰：子之言云，又焉用盟。此子家乃析归父也。下又叙庆嗣闻祸将作，谓子家速归，此子家乃庆封之子也。略无别白，令读者何处分析耶？此究是古人拙处，史迁以后则无此矣。刘勰亦谓左氏缀事，氏族难明，及史迁各传，人始区详而易览也。而黄常明谓：《左传》叙事有一人而称目至数次异者，族氏、名字、爵邑、号谥皆密布其中，以寓褒贬，则又深求之而转非古人意矣。氏、名、号、谥错见，自是另一种文法，有何褒贬？即如泌之战，晋诸大夫忽名忽谥号，一日之间褒贬顿异，有是理耶？
○《左氏传》原委秦火之后，汉初惟《左氏传》最先出，然亦惟《左氏》始终不得立学官，而其传世也，乃愈抑而愈彰彰。董勋谓《左氏》从河间献王所得，而颜师古则引许氏《说文解字序》云北平侯张苍献《左氏春秋传》。张苍历秦至汉文帝时为丞相，是《左氏》之出比诸经为最早也。然武帝立诸经博士，独遗之。哀帝建平中，刘歆欲立《左氏》，遽移太常，致诸儒忿争，帝重违众意，乃出歆为河内太守，遂不得立。光武时，韩歆上疏，欲立《左氏》，博士范升等驳之，帝卒立左氏学，以李封为博士。未几封卒，《左氏》复废。肃宗亦好《左氏传》，乃令贾逵自选诸生才高者习之，皆拜为王国郎。章帝亦诏选高才生习之，然不久亦仍废。是两汉时《左氏传》终未尝立学官也。然自贾谊为《左氏》训诂以授贯公，其后贾逵作训，服虔作解，谢该作释，及乎杜预作集解后，六朝遂入于经。虽东汉以来攻之者不一，如范升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并奏史迁引用《左氏》、违戾五经者三十一事，李育亦谓《左氏》不得圣人深意，作《难左氏义》四十一事，何休又作《左氏膏肓》，而贾逵则摘出《左氏》长于《公》、《》者三十事，服虔亦以《左氏》驳何休所驳之六十条，郑康成又有《针膏肓》之作。《陈书。王元规传》：自梁以来，诸儒为左丘学者，以贾逵、服虔之义难驳杜预，凡一百八十条。元规引证通析无所疑滞。《唐书。啖助传》：助爱《公》、《》二家，以《左氏》解义多谬，谓其书出于孔氏门人，且《论语》所引率前世人老彭、伯夷等类，非同时；而言“左氏明耻之，丘亦耻之”，则丘明者盖如史佚、迟任之徒，而非孔子门人也。是六朝及唐尚有斥《左传》、驳杜注者，然好之者愈甚。盖匪特叙事之书易传，而其文之工实自有千古也。又汉时《古文尚书》及《毛诗》亦皆不立学官，乃二书与《左传》反盛传至今，而当时所立学官者今皆不传，岂显晦有时，而晚出者传愈久耶！
○鹬冠《左传》僖二十四年，郑子华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鹬冠，郑伯闻而恶之，使盗诱而杀之陈宋之间。杜预注：聚鹬羽以为冠，非法之服也。颜师古则以为鹬，水鸟，天将雨则鸣，古人以其知天时，乃象其形为冠，使掌天文者冠之，故《逸礼》曰：知天文者冠鹬。盖子臧是子华之弟，以兄见杀而出奔，常有复仇之志，故与知天文者游聚，有所计议，是以郑伯恐其返国作乱，令人诱杀之。若直以鹬羽饰冠，何必恶而杀之也？此论可谓发前人所未发，然《左传》本文有“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灾也。”是左氏已以鹬冠为子臧之冠，而非谓知天文之御士矣，岂误自左氏欤？师古又以为“君子曰”数语系后人妄加，非《左氏》原文，则欲伸己意而并强抹煞古人矣。
○曹即曹沫鲁庄公与齐桓公盟于柯，《左传》但言始通好，而不言劫盟。《吕氏春秋。贵信篇》齐桓公伐鲁，鲁请盟，桓公许之。曹先说庄公以劫盟之事。盟之日，庄公与曹皆怀剑至坛。庄公左搏桓公，右抽剑以自承，请戮于君前。管仲、鲍叔进，曹按剑当两陛，管仲等不得进。庄公曰：“封于汶则可。”管仲劝桓公许之。是劫盟者曹也。《史记》则谓二公立坛上，曹沫执匕首劫桓公。公问所欲，沫欲齐返鲁侵地，桓公许之，沫乃下就臣位。则劫盟者又属曹沫。按《左传》长勺之战有曹，而沫之名不见，则劫盟者为曹无疑，以为沫。司马贞《索隐》云：沫音，声相近而字异耳。林注：《春秋》柯之盟亦言曹劫盟，则即沫也。
《淮南子。论篇》：昔曹子为鲁将，三战不胜，亡地千里。及柯之盟，三战所亡，一朝而得之，勇闻于天下。
○屠蒯即杜篑《檀弓》：智悼子卒，末葬，晋平公饮酒，师旷、李调侍。杜篑进酌曰：“旷饮斯。”又酌曰：“调饮斯。”又酌，自饮之。公问之，曰：“子卯不乐，智悼子丧在堂。旷为太师，调为亵臣，而俱不以告。篑为宰夫而越职言此，是以皆饮之。”《左传》：晋荀盈卒于戏阳，未葬，晋侯饮酒乐。膳宰屠蒯入，酌以饮乐工曰：“汝为君耳，将司聪也。辰在子卯，谓之病日，女弗闻，是不聪也。”又酌嬖叔曰：“汝为君目，将司明也。而汝不见，是不明也。”亦自饮也，曰：“臣实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檀弓》、《左传》所记本一事也。然《檀弓》有师旷、李调姓名，而《左传》无之。《檀弓》曰杜篑，《左传》“曰屠蒯，声固相近，而各记所记则并姓名亦遂不同，于此可见古事之入于记载者，讹谬盖十之六七矣。王观国《学林》云：《檀弓》作杜篑，《左传》作屠蒯，盖本是杜篑而《左传》讹其字耳。袁文《瓮牍闲评》则云：屠者宰也，蒯为庖人，职主屠宰，故曰屠蒯，如巫咸之巫、师旷之师也。则《左传》所云屠蒯乃其本字，而《檀弓》讹以为杜篑耳。
○杜预注《左传》杜预注《左传》，盖合众家之长，不特地名、人名考据精核，书法、谱系授引确切，即如时日之细，亦以长历追算不遗。隐十年春王二月，公会齐侯、郑伯于中丘。注云：传言正月会，癸丑盟，推经传日月癸丑是正月二十六日，知经云二月误也。又成十七年十一月壬申，公孙婴齐卒。注：十一月无壬申日，误也。襄二年六月庚辰，郑伯仑卒。注：庚辰七月九日书六月，经误。襄九年十二月癸亥，晋人以诸侯之师伐郑，门其三门；闰月戊寅，济于阴阪。注云：以长历考之，此年不得有闰月，疑闰月二字当作门五日，五字上与门字合，遂讹为闰月也，乃晋攻三门，门各五日也。自癸亥去戊寅十六日，以癸亥始攻，攻辄五日，凡十五日，明日乃戊寅也。昭元年十一月己酉，楚公子围弑其君。注：以长历推己酉当十二月六日，经传皆言十一月，月误也。古人著书细心如此，今人读书于年月时日未有不一目过之矣。
○《国语》非左丘明所撰《国语》二十一卷，《汉书。艺文志》不载撰人姓氏。其时说经者皆谓之《春秋外传》，惟司马迁有云：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班固作迁赞，因曰：孔子作《春秋》，左丘明为之传，又纂异同为《国语》。韦昭亦以为左丘明采穆王以来，下讫鲁悼，其文不主于经，号曰“外传”。颜师古本此众说，故注《艺文志》，直以《国语》为左丘明撰。宋庠因之，亦谓出自丘明。今以其书考之，乃是左氏采以作传之底本耳。古者列国皆有史官记载时事，左氏作《春秋传》时，必博取各国之史以备考核。其于《春秋》事相涉者，既采以作传矣，其不相涉及虽相涉而采取不尽且本书自成片段者，则不忍竟弃，因删节而并存之。故其书与《左传》多有不划一者，如襄王伐郑一事，《左传》以《常棣》诗为召穆公所作，而《国语》则以为周文公所作。晋文公返国一事，《左传》记是年九月晋惠公卒，明年正月秦伯纳公子重耳，而《国语》则十月晋惠公卒，十二月秦伯纳公子。鄢陵之战，《左传》苗贲皇在晋侯之侧曰：“楚之良，在中军王族而已”，而《晋语》作苗棼皇，《楚语》则云雍子谓栾书曰：“楚师可料也，在中军王族而已。”如果左氏一手所撰，何不改从划一，而彼此各异若此乎？可知《国语》本列国史书原文，左氏特料简而存之，非手撰也。魏、晋之人以其多与《左传》相通，遂以为左氏所作耳。又如长勺之战，《鲁语》曹与庄公论战数百言，《左传》但以“小惠未遍，小信未孚”数句括之。鄢陵之役，范文子不欲战，《晋语》述其词累幅不尽，至分作三四章，《左传》但以“外宁必有内忧，盍释楚以为外惧”数语括之。正可见左氏以此为底本，而别出炉锤，笔夺天巧，岂其示巧于此，而复作《外传》以示拙也？窃尝论之，左氏之采《国语》，仙人之脱胎换骨也。《史记》于秦、汉以后自出机杼，横绝千古，而秦、汉以前采取《国语》、《左传》，则天吴紫凤，颠倒衤豆褐也；《汉书》之整齐《史记》，则屈骐骥以就衡轭也。观于诸书因袭转换之间，可以悟作文之旨矣。（王充《论衡》云：左氏传经，词语尚略，故复选录《国语》之词实之。啖助谓《国语》非一人所为，盖左氏集诸国史以释《春秋》，后人便傅著丘明也，是亦不以《国语》为丘明作。）○韦昭注《国语》韦昭注《国语》，合贾逵、虞翻、唐固诸本参考是正，最号详核，然亦有舛谬者。晋文公请隧，贾逵云：王之葬礼，阙地通路曰隧，昭则以为天子之六乡六隧地也。按襄王之词曰：“若班先王之大物以赏私德”，又曰“叔父若能更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