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何得既祠黄帝，又祭蚩尤云云。此第知蚩尤与黄帝战，而不知黄帝之相有蚩尤也。况天星本何名，亦以此星主兵，而蚩尤实始造兵器，故以其名名星耳。而谓是星非人，岂此星自谓人曰“吾名蚩尤”哉！
○湘君、湘夫人非尧女湘君、湘夫人，盖楚俗所祀湘山神夫妻二人，如后世祀泰山府君、城隍神之类，必有一夫一妻，以及《蓼花洲闲录》所载杜拾遗讹为杜十姨，而以之配伍子胥也。屈原《湘君篇》明言“望夫君兮未来”，夫君即指湘君也，若女子则不应称夫君也。下云“扬灵兮未极，女婵媛兮为余太息。”则原自言布精灵以求感格而尚未应，故姊Ч为我太息，喻己之忠诚不能悟君，而姊规之，非指湘君为女也。《湘夫人篇》“帝子降兮北渚”，曰帝子者，犹云天帝之女，并未确指为尧女也。《天问篇》所述舜、禹、夷羿等事，铺张最多，若以湘君、湘夫人为尧女，则歌中必亦引用南巡苍梧之事以为波澜。乃两篇中并无一字，以此知屈原本未指为尧二女也。《山海经》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其曰帝女，亦谓天帝之女，并未指为尧女也。曰居之，亦谓帝女子所居，而非以为死而葬此也。《山海经》所附会舜事甚多，如苍梧之山，帝舜葬于阳，宋丹朱葬于阴；又苍梧之山，舜与叔均之所葬；以及娥皇生三身之国为姚姓之类，不一而足。使以尧二女为葬于洞庭，必又有几许铺缀，而其书并无一字，则《山海经》亦尚无尧女葬洞庭之说也。自王叔师注《楚词》湘君、湘夫人，谓尧二女娥皇、女英妻于舜，舜往征有苗，二女从而不返，道死于沅、湘之间，因而张华《博物志》等书皆承此说，湘君、湘夫人遂为尧二女矣（按《博物志》但云舜二妃曰湘夫人，不言湘君也）。叔师之说，盖本于《史记》秦始皇浮江至湘山，大风不得渡，问博士曰：“湘君何神？”对曰：“尧之二女为舜妃，死而葬。”此叔师所由误也（郭璞引《河图玉版》亦同此说）。而博士之说，盖又本《檀弓》“舜葬于苍梧之野，三妃未之从”之语，遂以为舜妃从驾不及而死于此，为湘山之神。此又博士所由误也。殊不知《檀弓》所云，本谓古无夫妻合葬之制，如葬舜苍梧而妃嫔不同葬，明乎合葬之制自周公始，初不言二妃从舜不及而死于洞庭也。况《檀弓》言三妃，而此以二妃当之，尤见其牵强不相合也（刘向谏起昌陵疏亦云：舜葬苍梧，二妃不从，则讹三妃为二妃已久矣）。古来惟郭景纯识其误，而未识其致误之由，且亦以湘君为女神，故特辨之。
○隶书不始于程邈《书断》云：秦下わ人程邈，字元岑，为县吏，以罪下云阳狱，精思十年，益小篆方圆而得隶书三千字，奏之。始皇善之，用为御史。时以篆字难成，乃用隶书，以为隶人佐书务趋便捷，故曰隶书。是以古来皆以隶书为邈所作。然《封氏闻见记》谓郦道元注《水经》云：临淄人发古冢，得铜棺，前和外隐起为隶字，言“齐太公六代孙胡公之棺”，惟三字是古篆，余同今书，则知隶书非始于秦也。封氏又谓：此书在春秋之前已有之，但诸国或用或不用，程邈观其省易，有便于时，故修改而献，非创造也。然则隶书非起于邈矣。又按许氏《说文自序》云：秦李斯省改史籀大篆作小篆，又有隶书，以趋约易云云。似隶书亦李斯所作。其下文又谓：新莽改定六书，一古文，二奇字，其三曰篆书，即小篆，秦始皇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佐书，即秦隶书云云。是许氏于隶书不言程邈所作，而反以小篆为邈作。
○造笔不始于蒙恬冯鉴《事始》载：蒙恬造笔，蔡伦造纸。《学斋占毕》谓：恬乃秦人，而《诗》中已有彤管，乃女史所载之笔，又《传》谓史载笔，孔子作《春秋》，笔则笔，削则削，绝笔于获麟。《尚书。中候》云：元龟负图出，周公援笔以时文写之。又《尔雅》及《说文》云：秦谓之笔，楚谓之律，吴谓之不聿，燕谓之弗，其来尚矣。孙膑诱庞涓，斫大树白而书之，当亦椽笔醮墨所书，若用刀刻，昏夜岂能辨识乎？马大年乃附会以为简牍之笔乃今竹笔，非毫也，至蒙恬始用兔毫耳。不知《庄子》书中有宋元君将画图，众史皆舐笔和墨之语，则以毫染墨明矣。庄子在恬之先，则非造于恬明矣。《韩非子。饰令篇》亦有三寸之管之语，韩非亦先于恬。崔豹《古今注》：蒙恬之为笔也，以柘木为管，鹿毛为柱，羊毛为被。亦非谓兔毫竹管也，则笔不始于蒙恬明矣。或恬所造精于前人，遂独擅其名耳。至蔡伦造纸，亦有疑其不始于伦者，谓伦及后汉人，而前汉《外戚传》赫蹄乃小纸也，则纸字已见于前汉矣。然《后汉书。蔡伦传》古书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纸，缣贵而简重，不便于人，蔡伦乃用树肤麻头及敝鱼网以为纸，天下咸称蔡侯纸。则古时本以缣帛为纸，《前汉书》所谓赫蹄小纸，盖亦缣帛所成，而非树肤麻头所造也。然则造纸实始于伦，非如蒙恬之前已有笔也。王充《论衡》云：竹木在山林，未知所入，截竹为筒，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断木为椠，析之为板，刀如加削，乃成奏牍。按王充与蔡邕同时，已在伦之后，其时尚多用简牍，可知蔡伦所造流布尚未广也。（按古时漆书本用竹笔，如今木工墨斗中所用是也，故笔字本从竹。今外番亦尚有用之者。平西陲时，文书檄谕外夷，须用唐古特字，无能书者，惟降酋巴朗能之，乃令入军机处缮写。余见其所用笔，正与木工之竹笔相似，乃知外番尚多用竹笔也。）
○左右袒不始于周勃《史记》：周勃入北军，令曰：“为吕氏右袒，为刘氏左袒。”此事实有所本。按《仪礼》凡吉凶事皆袒左，惟受刑袒右，本古制也。《左传》：吴阖庐之入楚也，使召陈怀公。怀公问欲与楚者右，欲与吴者左。事在周敬王十四年（亦见《说苑。善说篇》）。《战国策》：齐有一女，二家求之，母语女曰：“欲东家则左袒，欲西家则右袒。”其女两袒，曰：“欲东家食西家宿。”以东家富而丑，西家贫而美也。《史记》：周赧王三十六年，齐淖齿杀王，王孙贾入市呼曰：“欲与我诛淖齿者袒右。”市人从者四百人。又《汉书》：陈胜起兵，令其众袒右以示异。此皆在周勃之前。又《晋书》：淮南王允欲诛赵王伦，率帐下兵直出曰：“赵王反，佐淮南者左袒！”又是左袒者甚众。梁平侯景，群臣多劝元帝还都建业，元帝意不欲，乃大集文武曰：“劝吾去者左袒。”于是左袒者过半。此又后世之踵事者。
○牛耕不始于赵过郑樵《通志》谓牛耕起于赵过。古者惟以牛服车，不用于耕。《书》曰：肇牵车牛远服贾。又曰：放牛于桃林之野，《易》曰：服牛乘马。《诗》曰：宛彼牵牛，不以服箱。皆以服车为言，否则用以祭祀。《周礼》牛人之职，供享牛、膳牛、犒牛、兵车之牛而已。否则如田单之纵火，齐王之衅钟而已，未闻以牛耕也。《月令》：季冬令民计耦耕事。《论语》长沮、桀溺耦而耕。盖三代以上，皆两人并力发一耜，不闻用牛耕也。宋景文《笔记》亦云：汉赵过始教人作牛耕，而以王弼传《易》所云牛稼穑之资者，为不知汉以前无牛耕之事。独王伯厚《困学纪闻》则以为牛耕不始于赵过，而引冉伯牛名耕之说以证之。若三代不用牛耕则冉子何以名耕字伯牛也？此论甚确。不特此也，《韩非子。外储篇》：少室周与力士牛子耕角力而不胜。又《史记》司马牛亦名耕，字子牛，《家语》并云司马黎耕字子牛，黎、犁字古通，则尤是牛耕之明证。盖古时原有人耕、牛耕二法。《国语》耕籍之制，王耕一发。韦昭注：一耜之发也。王无耦，以一耜耜。《左传》：二五耦。杜预注亦云：二耜相耦，广一尺。共起一伐，言二人共垦，伤晋室也。此则人耕之说也。《月令》：耕籍之制，天子三推。若人耕，则安用推？此则牛耕之说也。《管子。形势篇》：神农教耕，生谷以致民利。此尚未指明人耕牛耕。《山海经》：稷之孙叔均始牛耕。《山海经》纵伪书，然《史记》已引之，则为汉武以前之书，而已有牛耕之说，则牛耕非起于汉武时审矣。王充《论衡》：舜葬苍梧，有象为之耕。其说虽荒幻，然亦可见耕之用兽也。且《易》云：神农氏揉木为耒。《论衡》亦云：神农挠木为耒。耒乃牛耕之具，若人耕，安用揉挠之使曲乎？则以理推之，神农氏已用牛耕矣。景文、夹氵祭所引，盖本崔实《政论》。汉武使赵过为搜粟都尉，教民以牛耕，遂以为确据。不知南北风俗不同，有用牛耕者，有不知用牛耕者，过第就其不知牛耕者教之用牛，如后汉《王景传》百姓不知牛耕，景教以牛犁，由是垦辟倍多；又任延为九真守，亦以牛耕教民，皆是开此一方农事之所未有，而其实非自景与延创也。赵过之以牛耕得名，盖亦本古法而施之于不知牛耕之地，后世遂以为牛耕之始耳。且景文所云，亦未深考也。《汉书。食货志》：武帝以赵过为搜粟都尉，过能为代田，本古法也。后稷始川田，以二耜为耦，广尺深尺曰圳，一亩三圳。岁代种之，用耜犁，二牛三人，一岁之收常倍他田。过使教田太常、三辅，二千石遣善田者受田器，学种法。民或苦少牛，亡以趋泽，故平都令光教过以人挽犁。过奏光为丞，教民相与庸挽犁。据此，则二牛三人之法，本始于后稷，过第用其法以教人。其后牛不足，而平都令又教以用人挽犁，则以人挽犁转始于过与平都令，而非牛耕始于过也。景文、夹氵祭徒据崔实《政论》一语，遂以为据，而不复详考，亦太疏矣。至《诗》《书》所云牵车，服箱之类，盖各就其一事以为言，有不可执一以例其余者。即如江以南六朝时皆用犊车，今江南之人语以牛可驾车，必骇异以为无是理，而不知今云南、广西尚有以牛驾车者，大河以北牛车更多。又如驴马之类，江以南知其可以乘骑，而北人兼用以耕。夹氵祭、景文之论，毋亦囿于一说矣。又《涌幢小品》谓：中国耕田必用牛，若铁齿耙土，乃东夷担罗国之法，今江南皆用之，不知中国原有此法耶？抑唐以后始仿而为之也？是又以人耕为中国所本无矣。
○云台无来歙，凌烟阁无郭子仪汉明帝图画光武功臣于云台，共二十八将，又益以王常、李通、窦融、卓茂，共三十二人，其详载于《后汉书》。马援不与，以其为椒房亲也。然光武功臣尚有来歙，先使陇说隗嚣，往返数四，当世称为信士。及嚣叛，则固守略阳者经年，帝赐歙班坐绝席，在诸将之右，令悉监诸将冯异、耿、盖延、马武、刘尚等平陇西诸羌，又攻蜀击公孙述，后为刺客所杀。是来君叔之权任，及光武之倚信，俱在诸功臣之上，而云台图像竟不及之，殊为阙事！《新唐书》：武德功臣十六人，贞观功臣五十三人，至德功臣二百六十五人。德宗即位，命史馆考勋名特高者九十二人，以三等条奏，增至一百八十七人。每等武德以来宰相为首，功臣次之，至德以来将相又次之。大中初又诏求功臣三十七人，续图凌烟阁。今俱载《新唐书》一百九十一卷。然功臣如郭子仪、李晟、浑、裴度、李光颜、李等，俱不在内。方德宗时，晟、皆未死，其不入图画固也。子仪已死，何亦不入图乎？况大中之续录三十七人中有马燧，而晟、与燧同时，号三大功臣，何以不入？李光弼虽入，而别在二等。此皆不可解。（《郭子仪传》有图像凌烟阁之语，而《新书》凌烟图内无之。）
○马氏铜柱有三马援所立铜柱在林邑国，《唐书。环王传》：本林邑地，海行三千里至其国，南有大浦，援所立五铜柱在焉。援留十户于其地，隋末蕃衍至三百，皆姓马，俗号为马留人。此汉时所立铜柱在交趾者也。马总为安南都护，建二铜柱于汉故处，刂著唐德，兼以明伏波以裔。此唐时所立铜柱，亦在交趾者也。《五代史》：马希范攻溪州蛮，降之，乃立铜柱为表，命学士李皋铭之。此五代时所立铜柱，在五溪者也。皆马氏故事。按今广西太平府镇南关外尚有铜柱，据《明史》：广西思明州土官黄广成上言：元设思明府，南以铜柱为界，元末交人越铜柱二百里，侵夺思明地，乞敕安南还侵地，仍以铜柱为界。此所谓铜柱，即今广西镇南关外之铜柱，与思明相近者也。然《唐书》所谓林邑国，则在广东之南，离镇南关甚远。岂援所立铜柱本在林邑，而今镇南关之铜柱则总所立耶？
○徙铜人不始于魏明帝《魏明帝纪》：徙长安铜人、承露盘之类于洛，铜人重不可致，留于霸城。任《述异记》：魏明帝取汉武捧露盘仙人，既折盘，临行泣下。此皆魏明帝事也。然《汉书。武帝本纪》：作通天台、飞廉馆。应劭注曰：飞廉，神禽。《后汉书》：明帝永平五年，至长安，迎取飞廉并铜马，置上西门外，名平乐馆。亦见程大昌《演繁露》。则移置飞廉、铜马、实始于汉明帝，而魏明帝特仿之。后赵石虎又徙洛阳飞廉、钟ね之类于邺之华林园，则又仿魏明帝，而徙魏明帝物耳。陈寿《三国志》于《董卓传》既云卓迁天子都长安，悉椎破铜人、钟ね以铸钱，而于《魏明帝纪》又云：徙长安铜人、承露盘之类于洛阳，铜人重不可致，留于霸城。铜人既为卓所椎破，此所徙又是何物？殊不明晰。按潘岳《关中记》：秦铜人十二，卓坏以为钱，余二枚魏明帝欲徙于洛，重不能致。任《述异记》：魏明帝诏取汉武捧露盘仙人，盘既拆，临行泣下。然则卓所毁者乃秦铜人十二之十，而魏明帝所徙则汉武承露仙人及卓毁秦铜人所余之二也。《后汉书。方术传》：蓟子训摩挲金狄，即此秦余之二。而李石《续博物志》又谓苻坚毁其二以为钱，其一百姓推置河中。按董卓毁后仅余其二，安得又有一入河耶？
○牛继马非晋元帝《晋书》载：魏明帝时，河西柳谷出玄石图，有牛继马后之象。故司马懿深忌牛氏，为二共一口，以贮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