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者，昆弟。其父若幽死，社稷可尽削其子乎？乃止一身及其子息。是门房亦尚无定制也。）○元魏百官无俸北魏之制，百官皆无禄。高允在世祖时，犹令诸子樵采以自给。至孝文帝始班俸禄，户增调三匹、谷二斛九升，以为官司之禄，以十月为首，每季一请。又《于忠传》：高祖以国用不足，百官之禄四分减一，至忠得政，始复之。是制禄后又有减削也。《北齐文宣纪》：自魏孝庄后，百官绝禄，文宣即位，始复给焉。则于忠复额俸之后，孝庄时又停，直至齐文宣再给也。
○华林园有三处六朝时，华林园凡有三处。其在洛阳者，裴松之《魏志注》云：本东汉之芳林园，魏明帝青龙三年于其中起陂池，楫棹越歌。又《魏略》：明帝起土山于芳林园西北陬，使群臣皆负土成山，树松柏竹木于其上，捕山禽杂兽于其中。及齐王芳即位，以芳字犯讳，乃改为华林。后北魏孝文帝迁洛，又葺之。《魏书。崔长文传》：孝文帝迁洛，命长文营购华林园。又《茹皓传》：皓领华林诸作，为山于天渊池西，采北邙佳石，徙竹汝颍，颇有雅致。太和二十年二月，幸华林园，听讼于都亭。八月，又幸华林，亲录囚徒。二十二年八月，讲武于华林。孝明帝熙平元年，诏放华林野兽于山泽。孝昌二年，诏直言敢谏之士尺集华林东门，人别引见，共论得失。尔朱兆破元颢，孝庄帝渡河，先入居华林园。又南安王正为相州刺史，帝饯之于华林都亭，诏并赋诗，不能者听射。北海王详常别住华林园西隅，宣武帝每潜至其处肆饮终日。杨椿告老，孝庄帝宴于华林园，下御座执手流涕。《杨津传》：咸阳王禧反，宣武帝驰入华林园，惟津不同逆。《高肇传》：宣武引见肇于华林，肇惶惧，举动失仪。此洛阳之华林园也。其在邺都者，《晋载记》：石虎使张群发近郡男妇十六万、车十万，运土筑华林苑于邺北，又凿北城引水以灌之，盖仿洛阳之华林园而为之。其后东魏迁邺，仍以为游幸之所。孝静帝天平四年，幸华林园理讼。元象元年，幸华林都堂听讼。又尝宴高澄于华林园。北齐孝昭帝篡位时，令平秦王高归彦引侍卫之士向华林园斩蛾永乐。武成帝宠其子俨，以为中丞大司徒使以卤薄仪卫导之出，帝与胡后在华林东门隔幕观之。北邺中之华林园也。其在建业者，《金陵新志》云在台城内，本吴旧宫苑也。晋南渡后，仿洛阳园名而葺之。宋武帝永初二年四月，听讼于华林园。少帝于华林园为列肆，亲自酤卖。文帝又筑景阳山于华林园。齐东昏于华林设市，所谓至尊屠肉，潘妃沽酒。梁武帝命于华林园总集释典。简文帝游华林，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木，便自有濠濮间想。”此建康之华林园也。三处皆有华林园，阅史者几致淆惑，故分析于此。盖其始本自洛阳有华林园，因而晋南渡后以吴时旧宫苑仿之，于是有建康之华林。石虎都邺，亦仿洛阳规制，于是有邺都之华林。古时宫苑多有仿旧名而为之者。如长安有乐游原，乃汉宣帝建乐游庙于其地，因有此名。后隋文帝既迁长安于故城北二十馀里，而唐时太平公主筑池观于乐游原上，则必非汉时乐游旧地可知，地改而名仍旧也。又金陵亦有乐游苑。《建康实录》：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七月，甘露降乐游苑。顾野王《舆地志》所谓覆舟山在乐游苑内是也。汉武帝凿昆明池于上林，以肄舟师。而金陵之玄武湖亦号昆明池。《太平御览。京都记》：齐武帝习水军于其中，号曰昆明池。沈约《登覆舟山》诗所谓“南瞻储胥馆，北望昆明池”是也。
●卷十七○三大迁盘庚迁殷，虑民之不愿，几经诰谕，犹不胜荡析离居之怨。后魏孝文将迁洛，亦虑群下不从，乃以南伐为名，发自平城，羽骑三十馀万。既至洛阳，趣前军先发。群臣苦谏，魏主曰：“今者兴发不小，动而无成，何以示后？苟不南伐，当迁都于此。”群臣不得已，始定迁都之计。盖动大众、兴大役如此之难也！乃董卓迁献帝都长安，会议之日，即趣大驾西行，令部将烧洛阳城外百里，又自将兵烧南北宫及宗庙、府库、民居，一扫而尽。徙洛阳数百万口，步骑驱蹙，更相践踏，积尸盈路，莫有敢不从者。高欢以洛阳西近西魏，南近梁境，乃议迁魏帝于邺。书下三日即行，四十万户狼狈就道，亦莫敢拒。朱温劫唐昭宗迁洛阳，使寇彦卿迫请，即驱长安居人以东，人皆拆屋为筏，浮渭而下，虽号泣满路而都竟迁。劳民动众之事，往往有以无道行之而克济者。
○六朝重氏族六朝最重氏族。盖自魏以来，九品中正之法行，选举多用世族，下品无高门，上品无寒士，当其入仕之始，高下已分。《谢弘微传》：晋世名家，身有国封者，起家多拜散骑侍郎。《张缵传》：秘书郎四员为甲族起家之选，他人不得与。徐坚《初学记》亦谓秘书郎与著作郎，江左以来多为贵游起家之选，故当时谚曰：“上车不落为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齐明帝制：寒人不得用四幅伞。《梁武帝纪》：旧制，甲族以二十登朝，后门以通〔过〕立始试吏。魏孝文光极堂大选八族以上士人，品第有九，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复有七等。王俭属王琨用东海郡吏，琨曰：“三台五省，皆是郎用人。外方小郡，当乞寒贱，省官何为复夺之？”此其大较也。是以矜门第者高自标置。崔忄尝谓卢元明曰：“天下盛门，惟我与尔。”荀伯子亦谓王融曰：“天下膏梁，惟使君与下官耳。”其视后门寒素不啻如良贱之不可紊越。赵邕宠贵一时，欲与范阳卢氏为婚。卢氏有女，其父早亡，叔许之，而其母阳氏不肯，携女至母家藏避。崔巨伦姐眇一目，其家议欲下嫁，巨伦姑悲戚曰：“吾兄盛德，岂可令此女屈事卑族！”右军将军王道隆权重一时，到蔡兴宗前，不敢就席，良久方去，兴宗亦不呼坐。何敬容与到溉不协，谓人曰：“到溉尚有馀臭，遂学作贵人。”以其祖彦之担粪也。间有不恃门第，肯降心俯就卑秩，如羊欣、王筠之流，已传为盛德之事。（《羊欣传》：不肯为会稽世子元显书扇，元显乃以欣为后军舍人。此职本用寒人，欣不以为意。《王筠传》：王氏过江以来，未有居郎署者，筠初仕为尚书郎，或劝不就，筠曰：“陆平原、王文度皆尝为之，吾得比踪昔人，何多所恨！”）而单门寒士，亦遂自视微陋，不敢与世家相颉颃。如吴逵有至行，郡守王韶之擢补功曹，逵以门寒固辞不就。宗越本南阳次门，以事黜为役门，后立军功，启宋文帝求复次门。其有发迹致通显，得与世族相攀附，已为荣幸之极。王敬则与王俭同拜开府仪同，徐孝嗣谓俭曰：“今日可谓连璧。”俭曰：“不意老子遂与韩非同传！”敬则闻之曰：“我南沙小吏，徼幸遂与王卫军同日拜三公，夫复何恨！”会稽郡最重望计及望孝，蔡兴宗为郡守，举孔仲智子为望计，贾原平子为望孝。仲智本高门，而原平一邦至行，遂与相敌。孙搴寒贱，齐神武赐以韦氏为妻。韦氏乃士人女，时人荣之。郭琼以罪死，其子妇范阳卢道虞女也，没官，神武以赐陈元康。元康地寒，人以为殊赏。可见当时风尚，右豪宗而贱寒，南北皆然，牢不可破。高允请各郡立学，取郡中清望人行修谨者为学生，先尽高门，次及中等。魏孝文帝以贡举猥滥，乃诏州郡慎所举，亦曰门尽州郡之高，才极乡闾之选。杨公则之在湘州也，悉断单门以贿求州职者，所辟皆州郡著姓。梁武至班下诸州以为法。宋弁为本州大中正，世族多所抑降，反为时人所非。张缵、李冲、李彪、乐运、皇甫显宗之徙，欲力矫其弊，终不能挽回万一。（缵为吏部，后门寒素皆见引拔，不为贵门屈意。李冲以魏孝文有高卑出身各有常分之诏，上疏曰：“未审上古以来，置官列位，为欲为膏梁地，为欲赞益时政？”李彪疏曰：“陛下若专以门第，不审鲁之三卿，孰若四科？”显宗曰：“陛下不应以贵承贵，以贱承贱。”乐运曰：“选举当不限资荫，惟在得人。苟得其人，自可起厮养而为卿相。”）甚至习俗所趋，积重难返，虽帝王欲变易之而不能者。宋文帝宠中书舍人弘兴宗，谓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当判尔。若往诣球，可称言旨就席。”及至，弘将坐，球举扇曰：“卿不得尔。”弘还奏，帝曰：“我便无如此何。”他日帝以语球，欲令与之相知。球辞曰：“士庶区别，国之常也，臣不敢奉诏。”纪僧真自寒官历至尉军府参军主薄，宋孝武帝尝目送之，曰：“人生何必计门户？纪僧真堂堂，贵人所不及也！”其宠之如此。及僧真启帝曰：“臣小人，出自本州武吏，他无所须，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帝曰：“此事由江学攵、谢瀹，我不得措意，可自诣之。”僧真承旨诣学攵，登榻坐定，学攵命左右：“移吾床让客！”僧真丧气而退，造帝曰：“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路太后兄庆之孙琼之诣王僧达，僧达了不与语。去，遂焚琼之所坐床。太后泣诉帝，帝曰：“琼之年少无事，诣王僧达见辱，乃其宜耳。”中书舍人狄当、周赳并官枢要，欲诣同省张敷，恐其见轻，当曰：“吾等并已员外郎，何忧不坐？”及二客就席，敷呼左右曰：“移吾床远客！”赳等失色而去。建元中，欲以江谧掌选，诏曰：“江谧寒人，不得等竞华侪，然甚有才干，可迁掌吏部。”用一寒人，至特发明诏，似有不得已者。侯景之请婚于王、谢也，梁武帝曰：“王、谢门高，可于朱、张以下求之。”益州刺史邓元起功勋甚著，而名地卑琐，愿名挂士流，乞上籍出身州从事。始兴王忄詹命庾荜用之，荜不可，忄詹不能折，乃止。后荜子乔为荆州别驾，州人范兴话以寒贱仕叨九流，选为州主簿。梁元帝勒乔听兴话到职，乔曰：“乔忝为端右，不能与小人范兴话为雁行。”元帝乃停兴话。北齐娄太后为博陵王纳崔忄妹为妃，敕其使曰：“好作法，勿使崔家笑人！”历观诸史，可见当时衣冠世族积习相仍，其视高资无仕，本属分所应得，非关国家之简付。毋怪乎易代之际，莫不传舍其朝，而我之门户如故也，甚且以革易为迁阶之地，记传所载，遂无一完节者。而一二捐躯殉国之士，转出于寒人。世风至此，国谁与立？可为浩叹者也！《唐书。高士廉传》：太宗以山东人士好尚阀阅，诏士廉与韦挺、岑文本、令狐德刊正姓氏，普责天下谱牒，参考史传，先宗室，后外戚，抑新门，褒旧望，右膏梁，左寒，第为九等，而崔氏犹为第一，太宗列居第三。诏曰：“曩时南北分析，故以崔、卢、王，谢为重。今天下一家，当朝擢用古称立德、立功、立言，次即有爵。遂合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为《氏族志》，颁行天下。”然则此风唐初犹未艾，太宗固尝欲力矫其弊。然观士廉及李义府传谓，自魏太和中定望族七姓，子孙迭为婚姻，唐初作《氏族志》，一切降之，后房玄龄、魏徵、李等仍与为婚，故望不减，义府为子求婚不得，乃奏禁焉。其后转益自贵，称禁婚家，凡男女，潜相聘娶，天子不能禁云。《杜羔传》：文宗欲以公主降士族，曰：“民间婚姻，不计官品而尚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反不若崔、卢耶？”可见唐中叶以后，民间犹仍此风。《五代史。崔居俭传》：崔氏自后魏、隋、唐为甲族，吉凶之事，各著家礼，到其子孙，犹以门望自高。又唐庄宗以卢程不能草文书，乃用冯道为不掌书记。程故名族也，乃大恨曰：“用人不以门阀，而先田舍儿耶！”则五代则犹有此风矣。《袁朗传》：袁自汉司徒滂至朗凡十二世，为司徒、司空者四世，淑、ダ、察皆死难。朗自以人地虽琅牙王氏多公卿，特以累朝佐命有功，鄙不为伍。朗孙谊亦曰：“门户者，历世名节，为天下所高，老夫是也。山东人尚婚媾，重利禄，何足重哉！”此则以节行为门户，较胜于势位相高者矣。
○谱学《南史》：王僧孺被命撰谱，而不知谱所自起，以问刘杳。杳曰：“桓谭《新论》云：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邪上，并效周谱。以此而推，当起于周代也。”按周小史定系世，辨昭穆，是谱学之起于周元疑。唐柳芳之论曰：“按周小史定系世，辨昭穆，是谱学之起于周元疑。唐柳芳之论曰：三代多世官，其后或氏于国，则齐、鲁、秦、吴；氏于谥，则文、武、宣、成；氏于官，则司徒、司马；氏于爵，则王孙、公孙；氏于字，则孟孙、叔孙；氏于居，则东门、北郭；氏于志，则三乌、五鹿；氏于事，则巫、乙、匠、陶。汉高祖起布衣，故不重氏族，然汉邓氏已有官谱，应劭有《氏族》一篇，王符《潜夫论》亦有《姓氏》一篇。至魏九品中正法行，于是权归右姓，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著姓士族为之。有司选举，必稽谱牒，故官有世胄，谱有世官，于是贾氏、王氏谱学出焉。晋太元中，贾弼撰《姓氏簿状》，朝廷给以令史缮写，藏秘阁及左右户曹，凡七百十二篇。宋王宏、刘湛好其书。何承天亦有《姓苑》二篇，湛又撰《百家谱》以助铨序。齐永明中，王俭又广之。而弼所撰传子匪之，匪之传子希名镜，撰《姓氏要状》十五篇。希镜传子执，执传其孙冠，故贾氏谱学最擅甸。梁沈约谓：晋咸和以后，所书谱牒，并皆详实，在下省户曹前厢，谓之晋籍（此即贾弼所撰者）。宋元嘉中，始以七条征发，于是伪状巧籍滋多。齐设郎令史以掌之，益行奸货，昨日卑细，今日便成士流。宋、齐二代士庶不分，实由于此。梁武因沈约言，诏王僧孺改定百家谱，因贾弼旧本考撰成书，凡《十八州谱》七百一十卷，《百家谱集抄》十五卷，《南北谱集》十卷，故又有王氏谱学。此南朝谱学之源流也。北朝虽专门者少，然魏太和中，诏诸郡中正各立本土姓族次第，为举选名方司格。又魏收撰《魏书》成，杨谓收曰：”此可为不刊之书，但恨论及诸家亲姻，至为繁碎。收曰：“自中原丧乱，人士谱牒遗逸略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