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儒说三皇，或数燧人，或数祝融，以配牺农，其五帝皆自轩辕，不数少昊。《帝系本纪》、《家语》又皆以少昊即黄帝之子青阳，是颖达虽尊安国，亦未敢竟以黄帝入三皇之内，少昊列五帝之中，而显与史记相戾也（唐天宝中祀三皇则伏羲、神农、黄帝，五帝则少昊、颛顼、高辛、唐尧、虞舜，盖用颖达之说）。宋五峰胡氏直断以孔子《系词》所述伏羲、神农、黄帝、尧、舜为五帝。元人胡一桂又从而引伸之，谓《孔子家语》自伏羲以下皆称帝，《易大传》、《春秋内、外传》有黄帝、炎帝之称，《月令》有帝太昊、帝炎帝、帝黄帝之文，可见太昊伏羲氏、炎帝神农氏、黄帝轩辕本皆称帝，秦以前未尝列之于三皇也。其三皇之号，终不可泯，则仍以秦博士所谓天皇、地皇、人皇者当之，而不必附会其人。此论较为直捷。然近日王西庄之谓：《系词》以羲神为上古圣人，黄帝、尧、舜为后世圣人，则羲、农宜为皇，黄帝宜为帝。惟三皇中少一人，则司马贞据康成说，以女娲充数，亦未为无据。西庄最尊郑学，故持论如此。要之，去古愈远，载籍无稽，传闻异词，迄无定论。又如《三皇纪》谓炎帝神农氏，则神农即炎帝也，而谯周《古史考》则以炎帝与神农为二人。《史记》黄帝姓公孙，名轩辕，则轩辕即黄帝也，而罗泌《路史》又以轩辕与黄帝为二人。岐说纷纭，学者固未便臆断矣。○尧、舜之禅不同舜受终文祖，摄位之后，又二十八载，尧乃徂落，《舜典》所记甚明。禹受命于神宗，若帝之初，亦是当舜在日即已摄位也。乃禹摄后，舜作何位置，及享寿又若干，典谟俱不载，但云“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何也！盖舜之禅与尧之禅不同，尧禅后竟全以天下付舜，而己一无所与，故舜摄位后，察玑衡，类上帝，辑瑞巡狩，封山浚川，一切皆行天子之事。舜则虽命禹摄位，而身尚临御。故禹既摄之后，其征苗也，犹奉命而出，及班师，又劝舜修德以来之。可知传位虽有成命，尚不同尧之退处养闲。直至苍梧之崩，犹在帝位，故书云“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也。盖尧禅时已耄而倦勤，舜禅时尚康强无恙。观于过百之岁，犹远陟江汉，其矍铄可见，故不敢以付托有人，遂自暇逸而爱闲谢事耳。○东、西周武王定鼎于郏辱阝，周公营以为都，是为王城，则河南也。周公又皆下都，以迁殷顽民，是为成周，则洛阳也。平王东迁，定都于王城，其时所谓西周者，丰镐也，东周者，王城也。及王子朝之乱，敬王徙都成周，《公羊传》曰：王城者何？西周也。成周者何？东周也。则是时王城为西周，而成周为东周矣。及考王封其弟揭于王城，是为河南桓公。桓公之孙惠公，又自封其少子班于巩，号曰东周，则此东周又自西周之王城分出，而并非敬王所都之成周矣。分封于巩者曰东周，而河南惠公本在王城，则仍西周之号，此东周、西周皆在河南，而周王之都于成周自若也。《战国策》所谓周王者，都于成周之王也。所谓东周君、西周君者，则河南之都于王城及分封于巩者也。东周谓韩王曰：西周者，故天子之国也。曰故天子国，明乎是时西周已非天子所都也。显王二年，赵与韩分周为二，于是东、西各为列国者，即河南之东、西周也。而显王抱空名，尚在成周，直至赧王始灭，则仍是敬王所迁之东周也（说见《吕氏大事记》）。故高诱《战国策》仍以东周列于首，盖以敬王所迁之东周在此，故首篇即载秦王求九鼎一事，明乎鼎虽在西周，而王则在东周，鼎乃王之鼎，西周不得而主之也。鲍彪不知敬王以后周王常都东周，而改以西周为首，所以致吴师道等之纷纷辩驳也。
○周、秦改正朔不改月次辨▲改正朔不改月次之说蔡九峰注《商书》“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云：商、周、秦皆改正朔而不改月数。周建子矣，而《诗》言“四月维夏”，“六月徂暑”，则寅月起数，周未尝改也。秦建亥矣，而《史记》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腊曰嘉平。夫腊必建丑月也，秦以亥正，则腊为三月，而云十二月者，则寅月起数，秦亦未尝改也。至三十七年书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十一月行至云梦，继书七月丙寅始皇崩。九月葬郦山，先书十月、十一月，而继书七月、九月者，知其以十月为正朔，而寅月起数，未尝改也。汉初仍秦正，亦书曰元年冬十月，则正朔改而月数仍不改也。以此知《商书》“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奉嗣王见厥祖”，其后复辟，亦所以十二月朔奉嗣王归于毫。两大事俱以十二月行礼，明是商改建丑之岁首，而云十二月，则仍以寅月起数，至丑月则十二月耳，非以丑月为正月也。蔡传又于《泰誓》“十有三年春”注云：此春乃建寅之月，非周正建子之月，冬不可以为春，寒不可以为暖也。则并谓春夏秋冬四序，周时亦同夏正，以寅月起也。
郎瑛《七修类稿》云：《史记》秦、汉纪年皆以十月起，渐次及于正月，而当闰之岁，归余于终，又皆为后九月。可见秦及汉初但改岁首，而未改月次，盖以建亥之月为正朔，而建寅之月仍为正月也。
▲改正朔即改月次之说《泰誓》：十有三年春。孔安国传云：此周之孟春也。孔颖达云：所以知周之孟春者，案《三统历》以殷之十二月武王发师，至二月甲子咸刘商王，故知彼十二月即周正建子之月也。
《诗》：维暮之春。郑康成注亦以为周之季春。
《周礼。大司徒》：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国都鄙。注云：周正月朔日也。“正岁令于教官”，注云：夏正月朔日也。是周时以周正月为正月，夏正月为正岁也。
《杂记》：正月日至，七月日至。是节气仍旧，而月已改也。
《孟子》：七八月之间旱。朱子注亦云：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礼祀周公于太庙。按在孟夏四月，而言季夏六月，是以孟夏为季夏，四月为六月也。
《吕氏春秋》：季秋之月为来岁受朔日。高诱注云：秦以十月为正月，故于是月受明年历日。是吕氏月令虽从夏正，而已见秦以十月为正月也。
《史记。秦本纪》每年皆以十月起，而叙汉高初为汉王，纪元之始，亦即曰汉元年十月，次叙十一月项羽破函谷关，十二月羽至戏。《汉书》亦曰：秦二年十月沛公攻胡陵，十一月攻薛，十二月雍齿降魏，正月张耳等立赵王歇为赵王，而终之以后九月怀王以沛公为砀郡长。又《汉书》：元年冬十月沛公兵至霸上，子婴降，下云春正月项羽阳尊怀王为义帝。颜师古注曰：“凡此诸月号，皆太初改历之后记事者用夏正追改之，非实当时本称也。以十月为岁首，则十月即正月。今此正月，实当时所谓四月也。
《白虎通》引《尚书大传》言：夏以孟春月为正，殷以季冬月为正，周以仲冬月为正。夏以十三月为正，殷以十二月为正，周以十一月为正。夏以十三月为正，即名正月，不名十三月。殷以十二月为正，即名正月，不名十二月。周以十一月为正，即名正月，不名十一月。洪迈曰：十三月者，承十二月而言，即正月也。
蔡邕《月令问答》云：孟夏，《月令》曰蛰虫始震，在正月也。
《后汉书。陈宠传》曰：天正建子，周以为春。熊朋来说曰：阳生于子，即为春；阴生于午，即为秋也。
以上二说，各有所据，然则何所折衷？曰：当以孔子《春秋》为断。《春秋》所书非时之变异，不一而足，今姑摘其最易见者证之。如隐九年春三月大雨震电，《左传》云：书失时也。杜注：夏之正月，未可雷电，故书也。桓八年冬十月雨雪，十四年春无冰。十月乃夏正之八月，不应雪而雪，春乃夏正之冬，应冰而不冰，故书也。庄七年秋大水，无麦苗。麦何关于秋？正以周之秋乃夏正之五月，故将获之麦及初种之苗俱为大水所害也。定元年冬十月陨霜杀菽。菽，大豆也，周十月为夏八月，故菽在田而遭霜害；若夏之十月，则菽已久收，岂为霜杀乎？且其时霜正应时，何足为异乎？由此以观，则周改建子为正朔，即以子月为正月可知也。不惟月数改，而春、夏、秋、冬四季之名亦随月数而改可知也。周以既建子为正月，则秦改建亥为正朔，亦即以亥月为正月可知也。则《史记》、《汉书》于秦及汉初纪年皆从十月起，师古谓迁等以夏正追叙前事者，信不谬也。太初改历，本史迁及洛下闳建议，故既改从夏正之后，遂以夏正追叙前事，而以秦、汉之春正月为冬十月也。不然，则岂有一岁之首即以冬十月起数者乎？孔安国亦系汉武时人，身经太初改历，见从前承秦旧制，以亥月为正月，故知周亦必以子月为正月，而于《尚书。泰誓》注之。由此可定蔡传所谓商周但改正朔而不改月之说，究属臆见。然何以《小雅》四月维夏、《论语》暮春者及《吕氏月令》之类，周、秦亦有夏正错见也？曰：吾固于前说备论之矣。子为天统，丑为地统，寅为人统，古来原有此三正，更迭为用。故《甘誓》已有“怠弃三正”之语，初不自三代始。商、周虽改建丑、建子，而三正仍自兼行不特〔悖〕，如《尚书大传》所云王者存二代之后，听其仍用国宗旧朔也。民间稼穑之事，盖亦听以夏正从事。夫迨失习用既久，周室衰微，不复颁朔，遂但知有夏正，而并忘本朝之正朔。故朝廷虽行周正于上，民间自行夏正于下。至战国而列国，亦无不用夏正矣。此所以夏正、周正之错见于经书也。太初改朔之后，史迁不特以夏正改叙秦、汉事。按《史记》鲁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而《公羊传传》则以为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孔子生，司马贞《索隐》谓《公羊》用周正，而《史记》则用夏正，故以周正之十一月属之明年。其后称孔子卒七十二岁，亦少一年也。则史迁叙周事，并用夏正追改矣。
○郡县田汝成谓郡县不始于秦，而引《左传》晋分祁氏之田为七县、羊舌氏之田为三县，事在周敬王八年，以为秦未置郡县以前之明证。此盖据秦孝公用商鞅变法，集小乡邑聚为县，及秦并天下，置三十六郡，以为秦置郡县之始故在敬王后也。不知四甸为县，四县为都及五鄙为县之制，见于《周礼》，则置县本自周始。盖系王畿千里内之制，而未及于侯国。若侯国之置县，则实自秦始，而非列国先有此制也。《史记》秦武公十年伐わ、冀戎，初县之；十一年初县杜、郑（盖因周制王畿内有县，故仿之，每得一地，即置县，以为畿内地）。按秦武公十年乃周庄王九年、鲁庄公六年，其事在敬王前一百七十八年。则列国之置县莫先于此，安得以百七十馀年以后晋人置县之事以为先于秦耶？惟《国语》管仲对齐桓有十乡为县之说，齐桓与秦武同时，则齐与秦之置县未知孰先孰后。然考之《管子》书，但有轨、里、连、乡、邑、率之类，无所谓县者，则《国语》所云十乡为县之说，或后人追记之讹，而齐桓时尚无县制（《管子。山国篇》有某县之田若干之语）。则置县之自秦武始，更不待辨也。《国语》晋惠公许赂秦穆公以河外列城五，曰：“君实有郡县。”其时列国俱未有此名，而秦先有之，尤为明证。自后列国之有县，盖皆因秦制而仿之。秦、楚相近，故楚之设县亦最早。庄王伐郑，郑伯肉袒牵羊以逆，有“夷于九县”之语（注谓庄十四年楚灭息，十六年灭郑之类）。又庄王灭陈，杀夏征舒，因县陈。则秦武公置县后不久楚亦设县也。秦、晋相近，故晋之设县亦较先，如分祁氏、羊舌氏之田为县是也。然皆在秦武公后，则不得谓设县不自秦始也。惟设郡之始，秦不经见。惠文君十三年，秦取汉中地，始置汉中郡。而惠文十年，魏已纳上郡，是魏有郡在前，秦有郡在后，故吴师道谓：或者山东诸侯先变古制，而秦效之。然据晋惠公所云“君自有郡县”之语在鲁僖九年，则有郡亦莫先于秦，不得谓设郡不自秦始也。惟古时县大而郡小，战国以后则郡大而县小。《左传》赵鞅与郑战，誓于众曰：“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注引《周书。作雒篇》曰：千里百县，县有郡。此县大于郡之证也（据此则郡亦周制）。《国策》甘茂曰：宜阳大县，名为县，其实郡也。尉缭曰：秦之强，诸侯譬如郡县之君。《史记》魏纳上郡十五县。此郡大于县之证也。吕氏《大事记》亦云：春秋时郡属于县，战国时县属于郡。此又郡县大小不同之源流也。
○两汉时受学者皆赴京师汉时，凡受学者皆赴亦师。盖遭秦灭学，天下既无书籍，又少师儒。自武帝向用儒学，立五经博士，为之置弟子员。宣帝因之，续有增置。于是施、孟、梁丘、京氏之《易》，欧阳、大、小夏侯之《书》，齐、鲁、韩之《诗》，普庆〔应是“庆普”〕、大、小戴之《礼》，严氏、颜氏之《公羊春秋》，瑕丘江公之《梁春秋》，皆在太学。成帝末，增弟子至三千人。光武中兴，起太学博士舍。肃宗又诏选高才生，受《古文尚书》、《毛诗》、《左氏春秋》，虽不立学官，然皆擢高第。顺帝时，更修黉序千八百五十室，梁太后诏大将军至六百石，悉遣子弟就学。自是游学增盛，至三万馀人，士之向学者，必以京师为归。《汉书。翟方进传》：方进欲至京师受业，其后母怜其幼，随之长安，织屦以给。《后汉书。光武纪》：帝初之长安受《尚书》。杨终年十三为小吏，太守奇其才，遣诣京师受业。周磐少游京师。学《古文尚书》、《左氏传》。申屠蟠始与济阴王子居同在太学。张衡入京师，游太学，遂诵五经。魏朗亦诣太学受五经。任延年十二为诸生，学于长安，明《诗》、《易》、《春秋》，显名太学。鲁恭年十六，与母及弟丕俱居太学，闭户讲诵。包咸少时受业长安，师事博士右师细君。魏应诣博士受业，习《鲁诗》。如此之类，不一而足。盖其时郡国虽已立学，如文翁之治蜀，修起学馆，招子弟为官童子；宋均之令辰阳，立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