矣，则钦绪已被斩可知也。况游瑰惧诛，并以钦绪之子送京师，敢匿钦绪乎？《通鉴》：钦绪亡抵州，械送京师，与软奴（即广宏）等皆腰斩。是钦绪之状诛，《通鉴》与《新书》皆同。《旧书》所谓赦之者，盖误以赦钦绪之子为赦钦绪耳。
鱼朝恩之死，《旧书》：上罢朝恩观军容使，会寒食入宴，有诏留之，朝恩惧，言颇逆，上亦不之责。是日，还第自经死。《新书》则云：宴罢，朝恩将还营，有诏留之。帝责其异图，命左右擒缢杀之，外无知者。明日下诏，罢其观军容使。外人皆言既奉诏乃自缢云。《纲目》所书亦与《新书》合，则《旧书》所谓罢官后自缢死者非也。盖唐时国史本讳之，《旧书》但仍其旧，不暇改订耳。《旧书。第五琦传》：贺兰进明遣琦奏事蜀中，玄宗大喜，即命为江淮租庸使。《新书。琦传》谓肃宗在彭原，琦奏事讫，即言当今急务在财用，帝乃令勾当江淮租庸使。据《旧书》则玄宗所命也，据《新书》则肃宗所命也。按《通鉴》：进明遣参军第五琦入蜀奏事，琦言：“今方用兵，财赋为急。财赋所产，江淮居多。乞假臣一职，可使军无乏用。”上皇悦，以为租庸使。《纲目》亦书此事在上皇遣使以册宝传位肃宗之前，然则琦之为租庸使，尚是玄宗所命也，当以《旧书》为是。
《新书。李泌传》：德宗谓泌曰：“人言卢杞是奸邪，朕殊不知。”泌曰：“此乃杞之所以为奸邪也。”《旧书》杞及李勉传则俱以此语为勉之言，而《泌传》不载。按《通鉴》及《纲目》德宗与泌论即位以来宰相，曰：“卢杞忠清强介，人言其奸邪，朕殊不觉。”泌曰“此乃杞之所以为奸邪也。倘陛下觉之，岂有建中之乱乎？”与《新书》同。《旧书》谓李勉者应误。
《旧书》本纪：贞元元年正月，始闻颜真卿为李希烈所杀，追赠司徒，谥文忠。《新书》本纪则书：贞元元年八月，李希烈杀宣慰使颜真卿。据《旧书》是年正月已闻真卿被害，则被害时尚在前也。据《新书》则是年八月始被害也。按《纲目》兴元元年八月真卿为希烈所杀，贞元元年正月赠真卿司徒，谥文忠。是真卿被害于兴元元年八月，赠谥于次年正月，与《旧书》同。《新书》盖误以上年八月为是年八月耳。
《旧书》：武宗会昌元年九月，幽州军乱，逐其节度使史元忠，推牙将陈行泰为留后。八月，雄武军使张绛奏行泰惨虐，不可为帅，请以本镇军讨之。许之，遂诛行泰，诏以绛知兵马使。明年二日，令知留后事，仍赐名仲武。是张仲武即张绛也。《新书》则云：卢龙军将陈行泰杀其节度使史元忠，自称留后，闰月，军将张绛杀行泰，自称留后。十月军乱，逐绛，雄武军使张仲武入于幽州。则仲武与绛截然两人也。按《藩镇传》，行泰邀节度未报，次将张绛杀行泰求帅，武宗自用张仲武代之。又《通鉴》：卢龙军乱，杀节度使史元忠，推陈行泰主留后务。既而复乱，杀行泰，立张绛。会雄武军使张仲武起兵击绛，且遣吏奉表。李德裕以为其辞理较顺，可许，乃诏以仲武为留后。是《通鉴》所纪与《新书》合，仲武与绛明系两人。《旧书》谓绛即赐名仲武者误。
《旧书》：宣宗大中四年九月，幽州节度使周卒，军中立牙将张允伸为留后。《新书》则云：卢龙军乱，逐其节度使张直方，牙将张允伸自称留后。考之《藩镇传》，亦云张仲武卒，子直方袭留后，虑其下为变，逃奔京师，军中推张允伸为留后。是允伸之前即直方，而无所谓周者。然《旧书。张允伸传》：大中四年，戎帅周寝疾，表允伸为留后。则允伸之留后得之周，而非接自直方，显然明白。又《通鉴》云：卢龙节度使周薨，军中表请张允伸为留后。则与《旧书》相合。是允伸之前有周，《新书》谓直方后允伸即为留后者误。《旧书。郑畋传》：畋镇凤翔，抗黄巢，会卧病，以地当贼冲，宜用武将，乃荐李昌言自代，而身自赴行在。《新书》则云：畋在军府，司马李昌言袭之。畋好语曰：“公能戢兵爱人，为国灭贼，则守此可矣。”乃委军去，昌言自为留后。是畋之去，实昌言逐之也。《纲目分注》亦谓：昌言在兴平，因犒赏稍薄，激怒其众，引军还袭府城。畋告城好语之，乃委以留务，即日西赴行在。与《新书》所记同。《旧书》误。
《旧书》本纪：宝应元年冬，贼范阳尹李怀仙斩史朝义首来献，请降。《朝义传》亦云：朝义走幽州，贼帅李怀仙于莫州生擒之，送款来降，枭首至阙下。《新书》本纪则云：史朝义自杀，其将李怀仙以幽州降。《朝义传》亦云：朝义先奔莫州，田承嗣绐令还幽州，以怀仙兵来再战。朝义遂出，而承嗣即以城降官军。朝义至范阳，怀仙部将李抱忠不纳，谋奔两番。怀仙招之。至幽州，自缢死。怀仙斩其首，传长安。据此则朝义先至莫州，后又至幽州缢死，非被擒于莫州也。《纲目》书此事云：贼将田承嗣以莫州降，李怀仙杀朝义，传首京师。《分注》亦云：朝义屡败，田承嗣说令往幽州起兵。朝义既出，承嗣即降。时朝义范阳节度使李怀仙已降，朝义至，不得入，乃东奔，欲入契丹。怀仙遣兵追之，朝义乃自缢，怀仙斩首以献。所记虽与《新书》小异，然其为至幽州自缢则同，非擒于莫州也。当以《新书》为据。
《旧书。杨复光传》：黄巢犯江西，复光遣吴彦宏谕降之，巢即令尚君长奉表归国。宋威害其功，击之。巢怒，复乱。朝廷诛尚君长。《新书。复光传》则云：宋威击王仙芝，复光遣使约贼降。仙芝遣尚君长如约。威疾其功，密请诛之，故仙芝怨，复叛。《黄巢传》亦云：复光遣吴彦宏以诏谕贼，仙芝遣蔡温球、楚彦威、尚君长来降。威阳许之，上言与君长战，擒之，乃斩君长。仙芝怒，还攻洪州。据《旧书》则遣尚君长者黄巢也，《新书》则王仙芝也。按《纲目》明书乾符四年冬，王仙芝遣尚君长请降，宋威执以献，斩之。而三年之冬《分注》谓仙芝攻蕲州，刺史裴渥许为奏官，授以左神策军押牙。仙芝喜甚，黄巢大怒，谓仙芝独取官去，使此五千馀众将安归。仙芝遂不受命，分其军二千馀人从仙芝及君长，二千人从巢，各分道而去。是蕲州分兵之后，君长常随仙芝，不复在巢所也，然则遣君长降者，乃仙芝，非巢也。当以《新书》为是。
《新书。沙陀传》：天复元年，李克用为汴兵所败。朱友宁长驱围太原。克用与李嗣昭、周德威谋奔云中，李存信谓不如奔北番。国昌妻刘语克用曰：“王尝笑王行瑜失城走而死，奈何效之？”克用悟，乃止。据此则劝止克用者，国昌妻也。国昌乃克用之父，其妻乃克用母也。然《五代史。唐家人传》云。克用正室刘夫人，明敏多智略，当存信劝走入北番时，夫人曰：“存信牧羊儿，安足计成败？公常笑王行瑜弃州为人所擒，今乃自为此乎！”则刘夫人乃克用妻也。《通鉴》及《北梦琐言》亦谓克用妻刘夫人劝克用固守。其下又云：夫人无子，姬曹氏生存勖，夫人待曹加厚。是刘夫人之为克用妻也明矣。乃《新书》以为国昌妻，不知何据。又《通鉴》谓是时克用甚惧，嗣昭、德威曰：“儿辈在此，必能固守。”《五代史。嗣昭传》亦云：存信劝奔云州，嗣昭为争以为不可。是二人亦不主出奔之策者也。而《旧书》谓与二人谋奔云州，亦误。
《旧书。朱传》：汴师来攻，与妻出奔，为野人所害，传首汴州，妻至汴为尼。《新书》：出奔，野人执以献，朱全忠斩之而纳其妻。《纲目分注》又谓：弃城走，野人执以献。其弟朱瑾时守兖州，留其将康怀贞守城，自出掠粮以给军。全忠遣将袭兖州，获瑾妻子。瑾奔淮南。全忠纳瑾妻还，张夫人请见之，瑾妻拜，夫人亦拜且泣曰：“兖郓与司空约与兄弟，以小故起兵相攻，使吾姒辱于此。他日汴州失守，吾亦如吾姒之今日乎！”全忠乃出瑾妻而斩。《五代史。梁家人传》：太祖已破朱瑾，纳其妻以归。张后见瑾妻云云（与《纲目》同），太祖乃送瑾妻为尼，后常给其衣食。合二书以观，则全忠所纳者瑾妻，而非妻也。《旧书》谓妻至汴为尼，《新书》谓全忠斩而纳其妻，则皆谓妻也。独是《五代史》本欧公所作，《唐书》亦欧公总裁，何以并不参订耶？又按《五代史。瑾传》：瑾归淮南后，以杀徐知训被族，妻陶氏临刑而泣，其妾曰：“何为泣乎？今行见公矣。”陶氏收泪欣然就戮。此盖逃奔江南后再娶之妻也（《北梦琐言》亦以为瑾妻）
○南诏涉海及铜柱之误《南诏传》：杨国忠当国，使李宓将兵十万击南诏，涉海而疫死者相踵。按南诏虽有滇池、洱海，然自蜀至大理皆陆路，初不渡此也。又云：玄宗使何履光以兵定南诏，复立马援铜柱。铜柱在林邑国，相距七八千里，南诏安得有之？此皆传闻之误。盖宋时南诏已不入版图，故子京无从考订耳。
○《顺宗诸子传》《旧书》：冀王纟求本名淮，初封宣城郡王。和王绮本名氵胥，初封德阳郡王。福王绾本名，初封河东郡王。《新书》则纟求本各氵胥，初封岐阳郡王，绮本名，初封河东郡王。
●卷十三○《五代史》宋、金时，《五代史》尚用薛居正所修。金章宗始诏削薛史，专用欧史，事见《章宗太纪》。今欧史列于正史，自章宗始也。书法严洁，固为诸史之最。然韩通忠义，不为立传，前人已议之。此犹或为本朝讳也。《宋史。张昭传》：后唐张宪为北京留守，当庄宗遇难，明宗将入，或劝宪作表奉迎。宪不肯，遂死之。是张宪乃唐庄宗完节之臣，欧史既不列于《唐臣传》，又不入于《死节传》，亦属疏漏。朱温之篡也，唐相杨涉为押国玺使，其子凝式谓涉曰：“大人为唐宰相，而使国家至此，不可谓之无罪。况持天子玺与人，虽保富贵，奈千载何！”涉大骇曰：“汝灭吾族！”神色为之不宁者累日。此事《唐书》虽不载，而《通鉴》载之甚详，则应是宋初共见共闻之事。乃欧史绝不叙及，亦未免意存回护。又袁文《瓮牖闲评》云：南唐李后主既降，宋祖以其拒守久，封以违命侯。欧史凡说后主处，皆书违命侯。按陈寿《三国志》于孙权直称名，至蜀则必曰先主、后主，盖寿本蜀人，以父母之邦故也。欧公吉州人，正属南唐，其祖父皆南唐臣民也，而忍斥之曰违命侯乎？则《五代史》亦多有可议者。
○宋、辽、金三史宋、辽、金三史，总裁官皆列脱脱衔，以脱脱乃都总裁也。其馀则铁睦尔达世、贺惟一、张起岩、欧阳玄四人，皆总裁三史。吕思诚则第总裁《辽史》，而二史不与；揭斯则总裁辽、金二史，而《宋史》不与；李好文、王沂、杨宗瑞总裁宋、金二史，而《辽史》不与。今三史卷首具载，可考也。《续纲目》乃但记铁睦尔达世等四人，而思诚、好文等不载，未免疏漏。又《元史。阿鲁图传》：修三史，皆为总裁官。则阿鲁图亦总裁也。今《宋史》卷首进表尚系阿鲁图，而三史所列总裁衔名不载，而另列为领三史，盖其官位又在都总裁之上也。至纂修诸人，三史各有专官，不相搀越。《辽史》四人，则廉惠山海牙、王沂、徐、陈绎曾也。《金史》六人，沙刺班、王理、伯颜、赵时敏、费著、商企翁也。《宋史》二十三人，则斡玉伦徒、泰不华、杜秉彝、宋、王思诚、干文传、汪泽民、张瑾、麦文贵、贡师道、李齐、余阙、刘闻、贾鲁、冯福可、赵中翰、陈祖仁、王仪、余贞、张翥、吴当、危素也〔按：张翥：之前应补谭忄造一人〕。卷帙繁多，时日亦极迫促，自至正三年三月开局，至正五年十月即告成。以如许卷帙，成于二三年之间，宜其疏漏芜杂。且纂修诸人各修一史，不暇汇集三朝，参互考订，故凡南北交涉之事，一经勘对，辄见牾。今始摘数条于后，略可见当日漫无订正也。（明臣柯维骐以宋、辽、金三史合为一书，以辽、金附宋，而列二王于本纪，义例甚严，阅二十年始成书，名曰《宋史新编》。见《明史》本传。又周叙以宋、辽、金三史体例未当，欲重修之，正统中请于朝，诏许自撰，数年未及成而卒。）
○辽、宋二史相合处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为辽景宗乾亨元年，是时宋征北汉，辽救之。《宋史》是岁三月郭进大破契丹兵于关南，《辽史》是岁三月耶律绪等与宋战于白马岭不利，冀王敌烈及节度使都敏、黄皮室〔原漏“黄”字〕详稳唐皆死之。此即郭进关南战胜之事。刘继元降，六月，太宗乘胜自将伐契丹。《宋史》谓帝次幽州城南，契丹军城北，帝率众击走之。七月，帝率诸军及契丹大战于高梁河，败绩。《辽史》谓六月宋主来侵，北院大王奚底、统军使萧讨古、乙室王撒，合〔原漏“合”字〕战于沙河，不利（此即《宋史》击走契丹军之事）。七月耶律沙等及宋兵战高梁河，少却，休哥、斜轸横击，大败之，宋主仅以身免（此即《宋史》高梁败绩之事）。《辽史》是岁十月韩匡嗣与宋兵战于满城，败绩。《宋史》十一月关南言破契丹，斩首万级（此盖即匡嗣败绩之事，惟月日稍差）。《宋史》太平兴国五年，诸军与契丹战于莫州，败绩。《辽史》休哥败宋兵于瓦桥关，守将张师出战，休哥奋击败之。宋兵又阵于水南，休哥涉水击之，追至莫州，杀伤甚众（此即《宋史》莫州败绩之事）。《辽史》统和十七年十月，攻遂城不克，萧继远攻狼山镇石寨，破之。次瀛州，擒其将康昭裔。次遂城，杀宋兵殆尽。《宋史》咸平三年，契丹犯高阳关，都部署康保裔死之（此事相合，惟日月稍差）。《辽史》统和二十一年四月，萧挞凛获宋将王继忠于望都。《宋史》咸平六年契丹来侵望都。《宋史》咸平六年，契丹来侵望都，副都部署王继忠陷于敌。以上数事，二史皆相合。
○辽、宋二史不相合处《宋史》太平兴国四年取燕败还之后，七月刘廷翰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