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史》亦有繁冗处《南》、《北史》本李延寿承其父大师遗意，刊究南北各朝事迹，勒成此书。《新唐书》谓其有条理，删落酿词，过本书远甚。今按其书，较各朝史实为简净，然亦有采摭新奇荒诞之事，增多于旧者。如叙宋武帝、齐高帝微时符瑞各数千字，梁武帝、陈武帝符瑞则又不总叙在前，而间段插叙于纪中，亦各数千字，此皆好奇之过也。史称宋武微时多符瑞，及贵，史官审以所闻，皆拒而不答。延寿之识反不及此耶？又叙齐东昏荒纵之事，亦较《齐书》增多数千字。《沈约传》叙约先世几至三千余字。《魏收传》叙先世亦如之。《李谧传》后亦叙其先世，累幅不尽，皆未免繁费。
○《南》、《北史》多复句《南》、《北史》虽善叙事，然句法重复处太多。如《何远传》：远归家，口不言荣辱，士类益以此多之。《任孝恭传》：孝恭以才能尚人，于流辈中多有忽略，世以此少之。《何子平传》：子平学行坚明，不求荣进，好退之士弥以此贵之。《戴传》：不为矫介，众论以此多之。《诸葛璩传》：璩教弟子孳孳讲诵不辍，时人益以此宗之。《刘苞传》：苞与人交，面折其非，退称其美，及卒，士友以此叹惜之。《王敬则传》：敬则与王俭同日拜三公，王俭有“老子、韩非同传”之戏，敬则闻而不恨，朝士以此多之。《江┙传》：┙任寄虽重，而不忘财利，论者以此少之。《豫章王妃庾氏传》：妃能烹饪，香净适口，又不妒忌，上亦以此贵之。《萧子云传》：子云风神闲旷，而兄弟不睦，时论以此少之。《虞传》：与人交，皆有始终，世以此称之。《梁安成王秀传》：秀于帝布衣昆季，而小心畏敬，帝益以此贤之，《杨公则传》：公则虽在军旅，手不释卷，士大夫以此称之。《夏侯夔传》：夔性豪侈，然爱好人士，宾客常满座，时亦以此称之。《曹景宗传》：张敬儿诛景宗，遣人收葬其尸，乡里以此义之。《邵陵王纶传》：纶轻财爱士，士亦以此归之。《郑绍叔传》：绍叔矜躁，然能倾心接物，士亦以此归之。《江革传》：革旁无姬侍，家徒壁立，时以此高之。《王琳传》：琳虽本图不遂，齐人亦以此重之。《刘彦节传》：彦节保护其弟遐，不肯证其毒母之事，众以此称之。又彦节既贵，士子非三署不得上方榻，时人以此少之。《彭城王义康传》：义康聪识过人，一闻必记，人物以此益推服之。《徐羡之传》：羡之工弈棋，观戏常若未解，当世倍以此推之。《何敬容传》：敬容出宅，竟无余财，时亦以此称之。《荀伯子传》：凡所奏劾，莫不深相诃毁，或延及祖祢，世人以此非之。《庾仲容传》：仲容好危言高论，士友以此少之。《江智深传》：智深承孝武深眷，未尝有喜色，论者以此多之。《沈攸之传》：攸之平寻阳，约勒所部，不犯毫芥，诸将以此多之。《江湛传》：湛在选职，颇刻核而公平无私，论者以此称焉。此《南史》之复句也。《魏广阳王建传》：建爱敬人物，时人以此称之。《谷浑传》：浑不以富贵骄人，时人以此称之。《唐和传》：和决讼不加楚，获实者甚多，世以是称之。《裴骏传》：骏子修居丧以孝闻，二弟一妹，抚养训诲，甚有义方，时人以此称焉。《宇文贵传》：贵好施爱士，时人颇以此称之。《裴伯茂传》：伯茂与兄别居，殆同行路，世以此贬薄之。《杨素传》：素贪财货，议者以此鄙之。《宇文深传》：深抚从弟神举、神庆，义均同气，世亦以此称焉。《窦毅传》：毅虽任兼出纳，未尝有矜惰之容，时人以此称焉。《阎庆传》：宇文护之母，庆姑也，护虽擅朝，而庆未尝附，武帝以此重之。《韦孝宽传》：孝宽事兄嫂甚瑾，亲族有孤遗者，必加振恤，朝野以此称焉。《韦传》：帝赐以缣帛，惟取一匹，帝以此益重之。《梁椿传》：椿好俭素，不营资产，时论以此称焉。《唐永传》：永性清廉，妻子不免饥寒，世以此称之。《唐瑾传》：谨振恤宗族，所留子孙者并硗确之地，朝野以此称之。《张烈传》：烈遇俭岁，为粥以饲饥人，乡党以此称之。《颜之推传》：好饮酒，多狂纵，时论以此少之。《李业兴传》：性躁隘，无儒者之风，时人以此恶之。《柳昂传》：昂谦虚自处，未尝骄物，时论以此重之。《豆卢宁传》：宁未有子，养弟之子绩为嗣，已而生子赞，或请以赞为嗣，宁曰：“兄弟之子，犹子也。”仍以绩嗣，时人以此多之。《陆通传》：通虽处机密，愈自恭谨，周文以此重之。《杨ɡ传》：ɡ军败，遂就掳，以求苟免，时论以此鄙之。《赵肃传》：肃廉慎自居，不营产业，时人以此称之。《李彦传》：彦好施爱士，时论以此称之。《宋懔传》：懔博学有才，口未尝誉人，朋友以此少之。《辛术传》：术得法书名画，以遗贵要，物议此少之。《襄城景王传》：襄城颇引文艺之士，当时以此称之。《段孝言传》：孝言招致名士，美景良辰，未尝虚弃，时论复以此多之。《邢晏传》：晏为其兄弟之子皆乞官，而己子未从宦，时人以此多之。此《北史》之复句也。虽卷帙繁多，自不能无重迭，然亦何至累百其词，略无变换？观《史记》、《汉书》随笔成文，不拘一格，才分之相越，固不可道里计矣。
○《南史》叙事失检处《南史》叙事亦多失检处。如《江┙传》既云明帝辅改，┙每说以君臣大义，是┙不欲明帝之篡矣。下又云明帝胛上有赤痣，是日月相，常秘而不宣，┙劝出以示人，是┙又助逆之首也。《庾域传》既云域在巴西，魏军围之，域固守粮尽，将士皆草食土矣。下又云魏军退，域上表赈贷，不待诏辄开仓。夫既有仓，则草食土时何以不济饥军？若谓无诏不敢开，则兵退后又何以不待诏而辄开也？《萧摩诃传》：贺若弼济江，摩诃请于陈后主出兵逆战，后主不许。及弼至，摩诃请乘其未列击之，后主又不许。及将战，后主谓曰：“公可为我一决。”摩诃曰：“从来行阵，为国为身，今日之事，兼为妻子。”是摩诃之矢志决战可见矣。及下云后主通于摩诃之妻，故摩诃虽领劲兵八千，初无战意。后摩诃被擒，又请于弼曰：“今为囚虏，命在斯须，愿一见旧主，死无所恨。”弼许之，乃入见后主，俯伏流涕。由前而观，摩诃请战之意甚坚，何至临阵中变？由后而观，既以后主通其妻而无战志，何又恋恋于后主而涕泣求见乎？盖延寿好奇，凡有所闻事迹，皆欲胪列传中，遂不觉拉杂如此也。《章昭达传》既云昭达出征，厨传饮食并同群下，士以此附之，是昭达能与士卒同甘苦矣。下又云昭达出征，每饮食必盛设女妓，音律姿容，皆极其妙，虽临敌弗之废也，岂妓乐佐食能尽供一军耶？《陈书。武帝纪》：杜僧明等围广州，武帝率兵救广州，贼众大溃，僧明遂降。《南史》则云：贼众大溃，僧明后有功业，遂降。其意不过带叙一语，谓僧明降后能立功耳，乃云“僧明后有功业，遂降”，成何语耶？岂僧明预知后有功业而降耶？此皆叙事之失检也。
○《北史》叙事失检处《赵郡王元谌传》既谓谌与尔朱荣争庄帝迁洛事，荣怒曰：“何关君事？且河阴诛杀大臣，君亦应在其内。”谌曰：“天下事，天下论之，何至以河阴之役来恐人！元谌宗室近属，位居常伯，生既无益，死亦何损！”是谌亦能执志抗暴者。乃传末何以又云“谌无才识，时人忽之”耶？元遥讨擒妖僧法庆，并其妻尼惠晖等斩之，传首京师，后擒其党李归伯，戮于都市，《魏书》所载甚明。《北史》则云：斩法庆，传首京师，戮于都市。则似法庆一人既斩首又戮都市矣。《魏书。安同传》：同被诬，太宗释之。世祖监国，以同为左辅。《北史》则但云：群臣请治同罪，世祖监国，以同为左辅，则遗却太宗释之，竟似世祖违群议擢用矣。《元嶷传》：城人王奉伯等煽逆，嶷出走，悬门发，断嶷腰而出。诏尉景讨平之，嶷乃复任。腰既断矣，尚能逃出复任耶？《毛修之传》：修之从太武讨和龙，宋故将朱修之亦从驾，谋欲为逆。以告修之，不听，乃止。修之遂奔冯弘。修之以军功迁特进。奔冯弘者，朱修之也；迁特进者，毛修人也。名同则应以姓别之，而《北史》概书修之，使观者何以辨别耶？《陆俟传》：太武征赫连昌，诏俟督军备蠕蠕，与西平公安颉攻克虎牢。按蠕蠕在北，虎牢在南，何以备北而克南耶？《魏书》则备蠕蠕后，太武既还，俟又与颉南讨。《北史》不析言之，遂致斯谬。《刁雍传》，《魏书》谓刘裕微时为刁畅所挞，既得政，先诛刁氏。雍为畅故吏所匿，遂奔姚兴。《北史》删“所匿”二字，但云“雍为畅故吏遂奔姚兴”，则似雍本畅之吏矣。且上既云先诛刁氏，是雍之逃，以诛刁氏而逃也，如《北史》所云，则似因为畅吏惧株累而逃矣。司马消难尚齐神武女，后叛入魏，其妻亦随行。《北史》本传云：消难与公主不睦，公主尝于文宣帝。是在齐时已不睦矣。下文又云：其妻神武女也，在邺极加礼敬，入关便相弃薄。则又似睦于前而隙于后。《段韶传》：太和谷之战，《北齐书》谓周人以步军上山逆战，韶且引且却，待其力疲，乃下马击之。是上山者周人也。《北史》则云：韶为左军，兰陵王为中军，斛律光为右军，上山逆战，韶且引且却。则上山者又是齐人矣。
○《南》、《北史》自叙有失实处李延寿作《北史》，自叙其家传，载邢子才为李礼之墓志云“食有奇味，相待乃飧。衣无常主，易之而出。赵郡李荣来吊，叹曰：此家风范，海内所称，今始见之”云云。然《魏书。李冲传》：李氏自初入魏，人位兼微，因冲宠遇，遂为当世盛门。而情礼浅薄，期功之服，殆无惨容，相视窘乏，不加拯济，识者以此贬之。则延寿自叙又未可深信。或李氏素以家风著，而魏收诬蔑之耶？○《南史》编次失当处始安王遥光之反也，刘讽、柳叔夜虽甘为之死，终属助逆，乃列之《孝义传》。董僧慧以晋安王子懋死非其罪，奋身殉难，而《孝义传》反无之。吉翰为刺史，典签欲活一囚，因翰八关斋日呈其事，以斋日不行刑也。翰明日谓典签曰：“卿意欲活此囚，但此囚罪重，不容全贷，既欲加恩，卿便当代任其罪。”乃命左右收典签杀之，特原此囚。夫囚果应死，不听典签可也，即典签欲法出之，亦自有应得之罪，要不至于死。乃转脱重囚而杀签帅，实为轻重两失。乃反以此事列翰于循吏之首，何其谬耶！
○《隋志》应移《南、北史》之后陈寿《三国志》、习凿齿《汉晋春秋》皆无志，故沈约《宋书。志》并前代所阙者补之。《南。北史》亦但有纪、传，无表、志，《隋书》诸志则兼载梁、陈、周、齐各朝制度。盖唐初修梁、陈、周、齐、隋五代史时，若每史各系以志，未免繁琐，且各朝制度多属相同，合修一书，益可见沿革之迹，故梁、陈、周、齐但作纪、传，而志则总列之于《隋书》也。然即曰《隋书》，而纪、传专记隋事，制度兼及四朝，名实殊不相称。是《南、北史》之无志，既属缺典，而《隋书》之兼志前代，又多赘词。似应以《隋书》各志移于《南、北史》之后，以成完书。然则观《南、北史》者，当参观《隋志》也。
●卷十○《新、旧唐书》书年号各有得失各史遇一岁数改元之年，书法不一，有以最后所改之号冠于岁首，而其下仍按月书明所改号于每月之下者。顾宁人谓司马温公《通鉴》创为此例，非也，乃温公仿宋子京《新唐书》，而《新唐书》又本之李延寿《南、北史》耳。唐以前各史，凡一岁改元者，皆以下诏之日为始，按月顺书。如陈寿《魏志。三少帝纪》上书嘉平六年十月庾寅，下书正元元年十月壬辰，《吴志。三嗣主传》上书太平三年十月己卯，下书永安元年十月壬午。沈约《宋书》前废帝即位之次年书改元永光，八月书改元景和，十一月被弑，明帝即位，书改元泰始。刘句《旧唐书》中宗即位，正月书改元嗣圣，二月武后废之，书改元文明，九月书改元光宅是也。此最为得实，然亦有不明析者。即如唐高宗显庆六年三月改元龙朔，是年既以六年书岁首，而三月以后即为龙朔元年，故次年岁首即以二年起，竟似六年之后继以二年，几令阅者不甚了了。《南史》、《新唐书》、《通鉴》以最后所改之号书于岁首，诚足以醒眉目矣，然又有窒碍而难行者。如宋前废帝永光元年，正月以下永光也，八月以下景和也，十一月明帝即位，泰始也。若以最后所改之号冠于岁首，则是岁即应书泰始元年。然其时废帝尚在，明帝未立，何得抹煞一帝？故《南史》以废帝后改之景和书于岁首似矣，而十一月以后则另书泰始元年，不几于以一年作两年乎？《南史》又惧其如此，乃于泰始元年之下书云：是岁即大明九年也。大明孝武年号，止有八年，并无九年。《南史》即欲醒眉目，只应书是年即景和元年，乃虚架以大明九年之号，不亦诬乎？《新唐书》则并不嫌抹杀一二帝，以曲就其成例。即如睿宗即位之岁，五月以前中宗神龙年号也，六月韦氏弑中宗立少帝重茂，改元唐隆，则少帝号也，七月少帝被废而睿宗立，始改元景云。则景云以前尚有中宗、少帝二君，何得尽行抹煞，而预书景云于岁首乎？究不如旧史书法为正。若恐所改年号不见岁首，如唐高宗显庆、龙朔故事，本年既以六年起，次年又以二年起，不见年号，恐阅者疑误，则不如每年岁首皆书年号，则断不虑其瞀目矣。
按《旧书》又有自紊其例者。高宗开耀二年二月改元永淳，若循其顺书之例，则岁首应书二年（开耀之二年也），至二月始书改元永淳，乃是年岁首不复书二年，而即以永淳起，则又何也？及永淳二年十二月改为弘道元年，是夕帝崩，则弘道年号仅得一月，且已书于永淳二年内矣，而《中宗纪》又特书弘道元年，另作一行，不几于以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