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也。
○颜师古注《汉书》颜师古注《汉书》，考核固详，然亦有纰缪者。《韩信传》：项梁渡淮，信杖剑从之。师古曰：直带一剑，更无余资。此特因上文历叙信贫况，遂从而为之说耳。按许氏《说文》：杖，持也。然则《信传》之杖剑，与《张耳传》之杖马，《苏武传》之杖节牧羊，不过同一执持之义也。又《赵充国传》：两府白遣义渠安国行视诸羌，分别善恶。安国至，斩先零诸豪三十馀人，纵兵击其种人，斩首千余级。于是诸降羌及归义羌侯杨玉等，恐怒无所信乡，遂劫略小种，背畔犯塞。所谓恐怒无所信乡者，诸羌以安国肆威，皆恐惧愤怒无所信从归向，遂激而成旅拒之变耳。《王莽传》：五威将师出，改句町王以为侯，王邯怨怒不附。正与此相类。师古注乃谓：诸羌恐中国泛怒，不信其心而纳向之。其解抑何迂曲乎？又《萧望之传》：萧育为茂陵令，会课第六，而漆令郭舜殿，见责问。育为之请，扶风怒。及罢出，传召育诣后曹，当以职事对。育径出曹，书佐随牵育，育案佩刀曰：“萧育杜陵男子，何诣曹也！”此乃萧育自负之词，不能承顺上官，诣曹琐琐，犹孔文举谓曹操曰：“孔融鲁国男子，明日便当拂衣去。”韦孝宽谓祖曰：“孝宽关西男子，必不为降将军！”语气正相类耳。师古注乃谓：育自言欲免官而去，便是杜陵一男子，何须召我诣曹乎？觉转失语气矣。男子之称固有作无位之人之称者，如《后汉书。杨震传》河间男子赵腾，《晋书。忠义传》吴兴男子沈劲，然不可概论也。又《赵禹传》禹为人廉倨，公卿相造请，终不行报谢，务在绝知友宾客之请。此不过谓公卿有来谒者，禹终不往答也。师古注乃曰：以此意告报公卿。是竟以“报谢”二字属下句，谓禹自明此意于公卿间矣，不亦太迂远乎！又《路温舒传》：元凤中，廷尉光以治诏狱，请温舒署奏曹掾，守廷尉史。张晏曰：光，解光也。按《百官公卿表》昭帝元凤六年廷尉李光。此即举温舒为掾史者也。若解光者，哀帝初以明经通灾异得幸（见《孝寻传》），后为司隶，尝奏赵昭仪贼害王子，又劾王根、王况，其去元凤时已六十馀年，亦不闻其为廷尉也。张氏之解亦误。
○班书、颜注皆有所本葛洪云：家有刘子骏《汉书》百余卷，歆欲撰《汉书》，编录汉事，未得成而亡，故书无宗本，但杂记而已。试以考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刘书，其所不取者二万余言而已。王鏊因推论之，谓班书实史才，然其他文如《文选》中所载多不称，何其长于史而短于文？及观葛洪所云，乃知《汉书》全取于歆也。《新唐书》：颜游秦，乃师古之叔，尝撰《汉书决疑》，师古注《汉书》，多取其义。许观因追论之，谓游春（许观谓游春）所作《决疑》十二卷，时称大颜；师古为太子承乾注《汉书》，尽取其义。是师古注，实游春注也。按古人著述，往往有先创者不得名，而集之者反出其上，遂因以擅名者，固不特此二书也。《北史》：萧该撰《汉书音义》，又有包恺，亦精《汉书》，学者以萧、包二家为宗。《新唐书。姚班传》：班祖察撰《汉书训纂》，后之注《汉书》者往往窃其文为己说，班乃著《绍训》以发明之。是唐以前注《汉书》者已多，并不止游秦也。师古同时又有刘伯庄、刘讷言及秦景通兄弟，皆名家。景通，晋陵人，与弟俱精《汉书》，时号大秦君、小秦君，学《汉书》者非其所授以为无法。此又师古同时之精《汉书》者也。又房玄龄以师古注太繁，令敬播撮其要为四十篇，后王勃以师古注多误，又作《指瑕》以摘其失。
○《后汉书》一《后汉书》撰述家最多，是以范蔚宗易于藉手。其先有班固、陈宗、尹敏、孟冀作《世祖本纪》，及光武时功臣列传。后有刘珍、李尤杂作建武以后至永初间纪传，伏无忌、黄景又奉命作诸王、王子恩泽侯、单于、西羌、《地里志》，边韶、崔、朱穆、曹寿又作《皇后外戚传》、《百官表》及《顺帝功臣传》，成一百十四篇，号曰《汉纪》。熹平中，马日、蔡邕、杨彪、卢植续为《东观汉纪》，吴武陵太守谢承作《后汉书》百三十卷，晋散骑常侍薛莹作《后汉纪》一百卷，泰始中秘书丞司马彪始取众说，首光武至孝献，作《续汉书》。散骑常侍华峤删定《东观汉记》为《汉后书》九十七篇，祠部郎谢沈作《后汉书》一百二十二卷，秘书监袁宏作《后汉纪》三十卷，宏自叙所采书除谢承、司马彪、华峤、谢沈外，尚有《汉山阳公记》、《汉灵、献起居注》、《汉名臣奏》及诸郡《先贤传》等书。是后汉之纪载不下数十种。成书既多，采择自易，兼有迁、固为之成式，益得斟酌，以求至当。如改《外戚传》为《皇后纪》，而外戚之事附之。又增文苑、方术、列女、宦者诸传，皆前史所未及，而实史家所不可少者也。其自负谓传论皆有精意深旨，循吏以下及六夷序论实天下之奇作。然其编辑亦多所未当。如郑康成一代大儒，郑兴、贾逵亦深于经学，乃不入《儒林传》。兴、逵仕于朝，有事迹可纪，入之列传犹可也，康成屡征不仕，不入之儒林而编为列传，可乎？卓茂、鲁恭、郭、张堪、廉范，皆以吏绩著，而不入之《循吏传》。或以其官不以吏终也，然班书《循吏传》黄霸不尝为丞相乎？朱邑不尝为大司农乎？阳球奏诛宦官王甫等，刚正嫉恶，不避权势，自当与李固、杜乔等同传，乃列之酷吏，可乎？既有《逸民传》矣、孔休、刘宣诸人避莽不仕，蜚Т终身，何以不列入，而仅附于《卓茂传》之末乎？既有《方术传》矣，而《杨厚传》通篇皆叙其占验之精，又何以不入之方术乎？光武起兵年二十八，明年为更始元年，又明年为更始二年，又明年而光武始即帝位，是年三十一矣；在位凡三十三年，则光武应是六十三岁。而本纪乃云六十二岁，误也。《虞诩传》：中常侍张防擅弄威柄；诩劾奏，反为所诬，下狱拷掠。宦者孙程、张贤知诩无罪，乃奏白其冤。时防在帝后，程即叱曰：“奸臣张防，何不下殿！”则程乃宦寺之贤者，此事至今凛凛有生气。程既另有传，此事何不载之本传中，乃反详于《诩传》乎？《徐犀稚传》：陈蕃为豫章守，请犀署功曹，蕃在郡不接宾客，惟犀来特设一榻，去则悬之。《陈蕃传》则云：蕃为乐安太守，郡人周ギ高士，前后郡守皆不能致，惟蕃能致焉，特置一榻，去则悬之。而叙蕃守豫章时，略不及徐犀事，何也？又《陈蕃传》：小黄门晋阳赵津乘势犯法，太原太守刘质案其罪杀之，则此乃刘质事也。而《王允传》云：允为郡吏，晋阳赵津放恣，为一郡患，允讨捕杀之。则又作王允事矣。盖是时质为郡守，允为郡吏，共成此事，而传不晰言之，竟似两事矣。又“十志”乃刘昭取司马彪所作以补范书者，增百官及舆服志，是矣，刑法、艺文亦史之所当载者，乃不为作志，则东汉之刑名及诸人著述于何考乎？此又补注者之失也。
○《后汉书》二史迁于各纪传后有太史公论断一段，班书仿之，亦于各纪传后作赞，是班之赞即迁之论也。乃范书论之后又有赞，赞之体用四字韵语，自谓体大思精，无一字虚设，以示独辟，实则仍仿《史记》、《汉书》末卷之叙述，而分散于各纪传之下，以灭其踵袭之迹耳。不知《史》、《汉》之叙述，篇各有引词，所以自明作书之本意，云为此事作某本纪，为此事作某年表，为此事作某世家、列传。班书因之，又谦而改作为述，亦所以明作某纪、某传之意，故论赞之外，以此系之于卷末，不嫌复也。范书之赞，则非为此，但于既论之后，又将论词排比作韵语耳，岂不辞费乎！
○《后汉书注》《后汉书注》，乃唐章怀太子贤集诸儒张太安、刘讷言、格希元、许叔牙、成元一、史藏诸、周宝宁等共成之，见《唐书。章怀太子传》。按梁时有王规，尝辑后汉众家异同，注《续后汉书》二百卷。又刘集后汉同异，注《后汉书》一百八十卷。吴均又注《后汉书》九十卷。则唐以前注此书者已多，章怀注盖又本诸书也。
●卷六○《三国志》陈寿《三国志》虽称善叙事，有良史才，然亦有舛误。《魏武纪》：建安元年，汝南颍川黄巾何仪、刘辟、黄邵、何曼等众各数万人，太祖进军讨破之，斩辟、邵等（《于禁传》同），仪及其众皆降。是刘辟已授首矣。乃五年又有汝南降贼刘辟等畔应袁绍，略许下。此一篇之中前后相戾者也。《蜀后主传》：延熙十六年，大将军费为魏降人郭循所杀（《费传》同），而《魏齐王芳纪》及蜀《张嶷传》俱作郭修（孙盛《魏氏春秋》亦作修）。《关壮缪传》：将军傅士仁使人迎权，而《吴主传》及《吕蒙传》俱作士仁（杨戏《季汉辅臣赞》亦同）。此一人之姓名彼此互异者也。《魏武纪》：建安十三年冬，孙权为刘备攻合肥，公自江陵征备，遗张熹救合肥，权乃走。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引军还。是救合肥在先而赤壁之战在后也。而《孙权传》：是岁命周瑜、程普与刘备俱进，遇曹公于赤壁，大破曹军。曹公遂北，还留曹仁等守江陵、襄阳。权自率众围合肥，逾月不能下。曹公遣张熹来救，权退。则又赤壁之战在先，而合肥之围在后矣。历考诸将传，先赤壁后合肥是，《吴志》为是。乃寿一手所撰，何以舛误若此！《吕蒙传》：权与蒙论取徐州，蒙对曰：“今操远在河北，新破诸袁，抚集幽、冀，未暇东顾。徐土守兵，闻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势陆通，骁骑所聘，操必来争。不如取羽，全据长江，形势益张。”按操破诸袁在建安九年、十年间，至关壮缪镇荆州则在十八年，是时操定幽、冀已久，安得尚有“新破诸袁，未暇东顾”之语？此更不待辨而见其牾者也。汉高祖母于起兵时死于小黄，高祖即位之五年，追谥为昭灵夫人，至吕后七年又尊为昭灵皇后，事见《汉书》。则皇后之称乃吕后所加也。而《蜀志。甘后传》云：高皇帝追尊太上昭灵夫人皇后。则又以皇后为高祖所追尊矣。又于魏、晋事多所回护。高贵乡公之被弑也。但云五月己丑高贵乡公卒，年二十。而贾充奉司马昭旨使成济刺帝之事，略无一字。虽寿仕晋，不得不为本朝讳，然齐王芳之废，先叙司马景王将谋废帝，以闻于皇太后，则高贵乡公之被弑亦何妨略见端倪？乃但书卒之月日，使无裴世期引《汉晋春秋》及《世语》以注之，竟似考终寝殿者矣。然犹曰为本朝讳也，若魏郭后之死，由于明帝于追怨其谮杀己母甄后故逼杀之，令被发覆面以殡，如甄后故事。又华歆奉曹操令勒兵入帝宫，收伏后，后匿复壁中，歆发壁牵后出弑之。此皆魏朝旧事，亦复何所忌讳，乃于《郭后传》但云“青龙三年后崩于许昌”，绝不及被逼之事，而《华歆传》亦无一语及弑后。遂使暴崩者同于考终，行弑者泯其逆节，所谓善叙事者安在耶？使作史者凡有忌讳皆不书，必待后人之追注，则安用作史耶？至裴松之注《三国》，号称详核，其进书表云：奉旨寻详，务在周悉。《宋书》并记文帝阅其书曰：“此可为不朽矣。”然钟繇书法，妙绝古今，本传不载，注中自应补入，而裴注不及一字。华歆从逆奸臣，管幼安视之殆犹粪土，则其先割席捉金之事亦应附载，以见两人品识之相悬。本传既遗，而注亦并不及，则世期之脱漏亦多矣。
○《晋书》舛讹《旧唐书》云：房玄龄与褚遂良奉诏重撰《晋书》，乃奏取许敬宗、来济、陆元仕、刘子翼、令孤德、李义府、薛元超、上官仪等八人分功撰录，以臧荣绪《晋书》为主，而参考诸家成之。其体例则多德所定。书成，凡一百三十卷。太宗自著宣、武二帝及陆机、王羲之四论，于是总题曰“御撰”，当时号为详洽。李淳风深明象纬，所修天文、律历、五行三志尤精核，然论者犹谓史官多文咏之士，好采诡缪碎事以广异闻。又史论竞为艳体，此其体所短也。今更取其书按之，尚多有舛错者。《怀帝纪》：永嘉五年，东海世子毗及宗室四十八王没于石勒。而《东海王越传》：毗及宗室三十六王俱没于贼。此两处不同，必有一误也。又《安帝纪》：义熙十三年十一月，左仆射前将军刘穆之卒。十四年六月，刘裕为相国，进封宋公。十一月，赫连勃勃大败王师于青泥，雍州刺史朱龄石死之（是年十二月帝崩）。而《天文志。星变事验》云：十四年，刘裕还彭城，受宋公。十一月，左仆射前将军刘穆之卒。明年，西虏寇长安，雍州刺史朱龄石诸军陷没。纪、志所书，互相违错，今以《宋书。武帝纪》并刘穆之、朱龄石两传参考之，则穆之先卒，高祖后还，继受宋公九锡之命，及龄石被虏之岁月，与《安纪》无不吻合，则志文之叙事颠倒显然可知。又《天变事验》云：隆安五年闰月，天东南鸣。十六年九月戊子，天东南又鸣。按隆安之号止于五年，而此云十六年，尤舛。又《和峤传》：太傅从事中郎庾岂攵见而叹曰：“峤森森如千丈松，虽累多节目，施之大厦，有栋梁之用。”则此语本以称和峤也。而《庾岂攵传》则又以此语为称温峤之辞。盖因和峤、温峤二名相同，遂不觉两传错误耳。今考和峤历官多在武帝之世，其卒也在惠帝元康二年，而《庾岂攵传》云参东海王越太傅军事。《惠帝纪》司空越为太傅在永兴二年，峤佐府正当此时也。计和峤之卒已逾一纪，何从见叹之耶？惟时温峤官品甚卑，岂攵知其材堪大任，故为之延誉耳。则此语当属之温峤。而《和峤传》所云当从芟柞（《晋书》之误，本于《世说》）。《卞壶传》：王式继母前夫终，更适式父，父将死，母求去，父许之，遂终丧而还前夫家。前夫后妻之子奉养至终，遂合葬于前夫。此事甚不明晰，式之继母既因前夫死而嫁式父，则其前夫安得又有后妻？当是前夫之妾有子养之至终耳。乃称为后妻，措词殊混。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