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89-把东条英机送上绞刑架的中国人- 第1部分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在这样的纪念里，要有胜者的欣喜，要有光荣的回忆，要有团结的感动，要有对死难者的祭奠与缅怀，要有于百死之间觅一活的家国情怀。但这些还不够，在庆祝胜利的同时，还要牢牢铭记胜利之前的失败与艰难，记得深刻感受去时不远的贫弱与屈辱。本书旨在用铁的史实再现这段严酷而真实的历史，并以此来缅怀英雄、慰藉亡灵、警示世人。惟有如此，在悲喜交集的纪念里，爱好和平的人们才能捍卫历史，才能期许未来。　　　　
　　　　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之一，残暴的日本法西斯分子在十几年的侵略战争中犯下了滔天罪行，深受其害的中国人民、亚洲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伤痕累累，几千万亡灵沉冤九泉。而中国是被日本侵略最久、伤害最深的国家，日本对华的觊觎之心由来已久，早在明清之际，中国国力尚未完全衰落之时，日本的侵华意图就已经非常明显，甚至绵延400年而不绝，每逢时局之变则愈彰。中华民族可谓备受屈辱，生灵涂炭。好在这个民族从未屈服。终于，他们看到了侵略者的下场。　　　　
　　　　1948年12月23日凌晨，狂热的军国主义头子、二战的罪魁东条英机等七名罪恶昭彰的日本甲级战犯踏上了通往地狱的十三级台阶，在正义的绞刑架上结束了他们罪恶的一生。而把东条英机送上绞刑架的中国法官正是我的祖父梅汝璈。祖父全程参加了对二战期间远东地区主要战犯的审理，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11名法官中惟一的中国人。　　　　
　　　　1945年8月15日，随着穷途末路的日本法西斯战败投降。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屡次抗击外国侵略首次取得了完全的伟大胜利。中国法官也随即有了首次参与军事法庭审判的雪耻机会。　　　　
　　　　为了伸张正义、严惩战犯；为了教育民众、警示后人；为了维护持久的世界和平，中、苏、美、英等11个战胜国在日本东京组织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一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了公开审判，史称“东京审判”。东京审判声势浩大、举世瞩目，令日本法西斯分子威风扫地，使进步人类扬眉吐气，对战后60年来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1946年3月20日，祖父在上海江湾机场登上飞机。当天南京路上的报童挥动着报纸边跑边喊：“看报！看报！清算血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梅汝璈飞东京！”东京审判提审的日本战犯共有28人，主要是策划、发动侵略战争，造成被侵略国家巨大损失，制造滥杀无辜的屠杀惨案的头面军国主义分子。　　　　
　　　　1946年5月3日，东京审判正式开庭。晚上，祖父在日记中写到：“这些人（战犯）都是侵华老手，毒害了中国几十年，我数百万、数千万同胞死于他们手中，所以我的愤恨便是同胞的愤恨。我今天能高居审判台上，惩罚这些元凶巨憝，都是我千百万同胞用血肉换来的，我应该警惕！我应该郑重！”　　　　
　　　　从1946年5月3日至1948年12月23日，在历时近两年半的庭审过程中，法庭共开庭818次，创下了国际刑事审判的记录；英文庭审记录4。8万余页，包括日本在内的12个国家共有419名证人出庭作证，779人书面作证，有关证据资料达8　000件，其中检察方提供的证据资料21　200页，辩护方提供的证据资料26　800页。法庭判决书长达1　212页，列举了详细判罪理由，用7天时间才宣读完毕。最终28名甲级战犯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其中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坂垣征四郎、广田弘毅、武藤章、木村兵太郎等7名罪大恶极的甲级战犯被判处绞刑，其余18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　　　　
　　　　在这场马拉松式审判里，祖父肩负祖国的重托，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凭着他丰富的经验和渊博的法律知识以及对正义事业的高度责任感，进行着这场为千百万受害者伸冤雪耻的艰苦斗争。祖父始终坚持法律原则，有理有节，在“法官席位之争”、“起草判决书”和“坚持死刑处罚”等多个关键时刻，竭尽全力用自己的智慧、勇气和学识维护了祖国的尊严和人民的利益，赢得了世界的赞赏与尊重，让世界记住了这位来自中国的大法官。周恩来总理对祖父的出色表现曾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梅汝璈先生为中国人民办了件大好事，为国家增了光。全国人民都应该感谢他。”　　　　
　　　　随着时间的流逝，历史已经证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是严肃、公正的，它向世界表达了这样的信念：正义必将战胜邪恶，阴谋侵略是最大的犯罪，这是必定要受到惩罚的。　　　　
　　　　但是，不能不看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也存在着无法回避的遗憾与不足。祖父也一直认为那是“一场差强人意的审判，留有众多遗憾”。　　　　
　　　　美国政府根据自己全球战略的需要，在审判前后操纵了检察和执行大权，不仅将天皇裕仁排除在被起诉战犯的名单之外，而且还基于冷战需要，对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实行了大赦。致使那些在策划、发动侵略战争中担负主要或重要责任的战争嫌疑犯再次回到社会，继续在日本政治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发挥重要影响。　　　　
　　　　积贫积弱、饱受欺凌的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的善良老百姓不会忘记日本侵略者给他们带来的灾难。但是，美国出于一己之需，在战后迅速改变了对日本的态度，由势不两立转而大力扶持，致使日本经济在战后迅速崛起，实力仅次于美国。随着经济大国地位的确立，日本的天皇制意识、皇国史观、军国主义、狭隘民族主义等极右思潮重新抬头。他们变本加厉地为军国主义歌功颂德，为日本侵略中国和亚洲的历史翻案。他们极端荒谬的言论、极其猖獗的行为，严重伤害了深受日本侵略之苦的中国和亚洲各国人民，这不仅对中国和东南亚各国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而且也为战后日本右翼政要拒绝正视那段侵略历史埋下了祸根。　　　　
　　　　对于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中存在的问题，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早已表明了态度和看法。1948年11月20日，延安就十分明确地、严肃地指出：“对于这次审判的结果是绝对不满意的。”但从大的方面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是中国人民、亚洲、太平洋地区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胜利记录。它洗雪了中国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不断受外邦侵略的耻辱，给后人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　　　　
　　　　东京审判这页历史，虽然翻过去了近60年，中国和世界的形势都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及各种友好往来也不断加深，和平、正义的力量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但值得世人高度警醒的是，当前，日本政治明显右倾，屡屡出现修改历史教科书、政要参拜靖国神社、武装力量为突破战后日本的和平主义“藩篱”而一试再试……作为有侵略战争“前科”的日本的这种变化，必然会对世界多极化格局中的各种政治力量竞争的主战场———亚太地区，产生重要的影响。因而，阻遏日本社会右倾势力，防止日本复活军国主义，是日本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与责任。　　　　
　　　　梅朝荣　　　　　　　　　　
　　　　2005年8月15日


《把东条英机送上绞刑架的中国人》　“靖国”问题40年代，亚细亚（1）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而亚太地区特别是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直接关系到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与世界其他地区不同，东亚是具有世界影响力大国的集中地带。世界公认的五大力量中的四个国家———俄罗斯、日本、中国和美国都处于该地区或在该地区拥有重大的安全利益，导致彼此之间的利害关系十分复杂，而且作为地区局势的主角，四大力量之间的安全关系以及它们对地区安全的态度和政策取向，会对东亚的整体安全和局势产生重大影响。　　　　
　　　　◆　如此邻邦　　　　
　　　　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两国关系历史源远流长。东汉时期，日本北九州一位国王，曾派使者向汉光武帝进贡，并获赐金印一块，被光武帝册封为“汉倭奴国王”。在隋唐时代，日本已派出“遣隋使”、“遣唐使”，到中国来留学，吸收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以及中医药、农耕、织造等先进技术，同时，学到中国封建王朝的治国之法，从而使日本稳步发展成为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　　　　
　　　　早在明清之际，中国国力尚未完全衰落之时，日本的侵华意图就已经非常明显，甚至绵延400年而不绝，每逢时局之变则愈彰。　　　　
　　　　日本战国年代的权臣丰臣秀吉侵略朝鲜，就在《答朝鲜国王书》中明言：“吾欲假道贵国，超越山海，直入于明，使其四百州尽化我俗，以施王政于亿万斯年，是秀吉宿志也。”幸而明朝派大军援助朝鲜，两国并肩抗日，才有效地遏制了日本的狼子野心。　　　　
　　　　19世纪，在西方霸权争夺亚洲时，日本幕府也曾被迫签订了不平等条约。1868年，在推翻幕府的腐朽统治后，日本实行“明治维新”，改向欧洲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想及科技，建立律令制度，大力发展经济，因而迅速强大起来。　　　　
　　　　地球自有生物以来，就是弱肉强食。人类历史更是充满竞争。强者若不自律，弱者必然倒霉，“落后就要挨打”。强大起来的日本实行了“脱亚入欧”的国策，采取了与强者西方为伍、所谓“远交近攻”、侵略亚洲大陆的帝国主义政策。明治维新时期的所谓“志士豪杰”，诸如西乡隆盛、木户孝允、板垣退助，再提“征韩论”，依然认为“朝鲜北连满洲，西接中国，使之屈服，实为当前保全皇国之基础，将来经略各国之根本。”而一旦谋定朝鲜，日本对于中国的侵略步骤则正式展开。日本参谋本部在拟定的《征讨清国策》中，将北京和长江中下游的战略要地列为“占领区”，而将从辽东半岛到台湾的沿海地区和岛屿以及长江下游两岸地带，则列为“吞并区”，中国其余国土“宜被肢解”，使之成为日本的属国，或者直接在“中国内地建立一大日本”。　　　　
　　　　最为露骨的《田中奏折》出台显示，田中义一无疑成为这一脉相承中“再接再厉”的接棒手，并有了“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皆已实现。唯第三期征服满蒙以征服中国全土……则尚未完成”的总结。奏折甚至明目张胆地提出：“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如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占领中国之后，“再利用中国的资源，征服印度及南洋群岛，并进而征服中小亚细亚以及欧洲”，便是对日本侵略盘算的准确定位。上述的日本人物，不是无知妄想、能量有限的日本“愤青”，而是手持国家重器的政权代表者。同时，甲午海战、割占台湾、谋求辽东半岛、炮制“满洲国”，频频得手，更是助长了日本军国主义征服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嚣张气焰。　　　　
　　　　1929年至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不仅加深了各国的社会矛盾，而且引起了世界局势的变化。在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影响下，德、日相继走上法西斯道路，形成欧、亚战争策源地，不断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导致了整个亚细亚局势长时间的动荡不安。　　　　
　　　　为了摆脱外交孤立状态、共同对外侵略扩张，1936年11月25日，德国和日本在柏林签署《德日反共产国际协定》。次年11月6日，意大利加入《反共产国际协定》，从而形成了“柏林…罗马…东京轴心”。德、日、意三个法西斯国家实现初步联合后，进一步相互支持，加紧勾结，国际局势更加紧张，整个亚细亚随即被卷入战争的深渊。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半壁河山沦陷在日军的铁蹄之下。但在中国军民的顽强抗击下，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神话彻底破产。日本不得不为进一步扩大侵略寻找出路，它一方面向中国海南岛和东南亚一带推进，加紧向美、英、法等国的势力范围渗透；另一方面则开始作“北进”的试探。1936~1938年，侵华日军对苏联进行了230余次武装挑衅。1938年7月29日，日军在中、苏、朝交界处的张鼓峰（哈桑湖）地区向苏军发动进攻，挑起大规模的武装冲突。苏军进行猛烈的反击。日军被迫同意停止敌对行动，并于8月11日在莫斯科与苏缔结停战协定。1939年5月11日，日军和伪满洲国军队又在诺门坎（哈勒欣河）地区向苏军发动进攻。日本关东军主力则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东部集结，企图伺机占领海参崴、伯力等地。8月20日，苏军进行反攻，日军大败。9月15日，日、苏在莫斯科再次缔结停战协定。　　　　
　　　　1939年9月1日凌晨，德国入侵波兰。9月3日，与波兰有互助协定的英、法两国对德宣战。以后，英国的殖民地印度及其自治领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联邦、加拿大也先后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战争初期，德军以“闪击战”相继占领波兰、北欧和西欧大片土地。德国横扫欧洲大陆的军事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日本的侵略势力，他们希望进一步在亚洲扩大侵略，同德国共同瓜分世界。由于日本北进的试探受阻，而英、法在东南亚的防御力量又十分薄弱，致使日本国内“南进派”占了上风，他们叫嚷“不要误了公共汽车”，主张抓住千载难逢的南进良机，攫取东南亚的自然资源，切断英、法对中国的供给线，迫使中国政府投降。1940年7月27日，日本政府和大本营联席会议通过《处理时局要纲》，确定了南进方针和加强同德、意勾结的路线。8月1日，日本外相松冈洋右首次公开提出要在亚太地区建立一个处于其控制之下的“大东亚共荣圈”，范围从朝鲜半岛一直延伸至印尼。　　　　
　　　　为此，1940年6~7月，日本同泰国签订亲善条约，取得在泰国修建军用机场、仓库和战略公路的特权。9月23日，日军入侵法属印度支那北部。对此，美国政府立即采取向日本施加压力的措施，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