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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来我就长时间地赖在这个讲经堂里不愿离开了。讲经堂分两层，与中国式的庙宇有很大差别，全是泥砖建造，极其古朴。爬上山坡后首先进入一个拥挤的底层，四周密密地排着一个个狭小的打坐间，中间厅堂里则分布着很多打坐台，我们只能在打坐台之间的弯曲夹道中小心穿行。看得出来，坐在中间打坐台上的僧人，在级别上应该高一点，他们已经可以把个人小间里的打坐，挪移到大庭广众中来了。中间打坐台也有大小，玄奘的纪念座属于最大的一种。这一层的壁上还有很多破残的佛像，全都属于犍陀罗系列，破残的原因可能很多，不排斥后来其他宗教兴盛时的破坏，但主要是年代久远，自然风化。这些佛像有些是泥塑，有些由本地并不坚实的石料雕成，这与希腊、埃及看到的“大石文化”相比，有一种材质上的遗憾。这是没有办法的，一种从两河流域就开始的遗憾。
第二层才是真正讲经的地方。四周依然是一间间打坐听经的小间，中间有一个宽大平整的天井，便是一般听讲者席地而坐的所在。由此可知，拥有四周小间的，都应该是高僧大德，这与底层正好相反。天井的一角有一间露顶房舍，现在标写着“浴室”，当然谁也不会在庄严的讲堂中央洗澡，那应该是讲经者和听讲者用清水涤手的地方。与讲经堂一墙之隔，是饭厅和厨房，僧人们席地而坐，就着一个个方石墩用餐，石墩还留下四个。饭厅紧靠山崖，山崖下是一道现在已经干涸的河流，隔河有几座坡势平缓的山，据说当时来听讲的各地普通僧人，就在对面山坡上搭起一个个僧寮休息。我们的玄奘，则不必到山坡上去，一直安坐在底楼的打坐台上，待到有讲经活动，也能拥有楼上的一小间，偶尔则在众人崇敬而好奇的目光中，以讲经者身份走到台前。
玄奘抵达犍陀罗大约是公元六三○年或稍迟，他是穿越什么样的艰难才到达这里的，我们在《大唐西域记》里已经读到过。他在大戈壁沙漠上九死一生的经历且不必说，从大戈壁到达犍陀罗，至少还要徒步翻越天山山脉的腾格里山，再翻越帕米尔高原，以及目前在阿富汗境内的兴都库什山，这些山脉即便在今天装备精良的登山运动员看来也是难于逾越的世界级天险，居然都让这位佛教旅行家全部踩到了脚下。当他看到这么多犍陀罗佛像的时候立即明白，已经到了“北天竺”，愉悦的心情可想而知。他把一路上辛苦带来的礼物如金银、绫绢分赠给这儿的寺庙，住了一阵，然后开始向印度的中部、东部、南部和西部进发。这里是他长长喘了一口气的休整处，这里是他进入佛国圣地的第一站。因此，我在讲经堂的上上下下反复行走的时候，满脑满眼都是他的形象。我猜度着他当年的脚步和目光，很快就断定，他一定首先想到了法显。法显比玄奘早二百多年已经到达过这里，这位前代僧人的壮举，一直是玄奘万里西行的动力。
法显抵达犍陀罗国是公元四○二年，这从他的《佛国记》中可推算出来。法显先是穿越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然后也是翻过帕米尔高原到达这里的。他比玄奘更让人惊讶的地方是，玄奘翻越帕米尔高原时是三十岁，而法显已经六十七岁！法显出现在犍陀罗国时是六十八岁，而这里仅仅是他考察印度河、恒河流域佛教文化的起点。考察完后，这位古稀老人还要到达今天的斯里兰卡，再走海路到印度尼西亚北上回国，那时已经七十九岁。从八十岁开始，他开始翻译带回来的经典，并写作旅行记《佛国记》，直至八十六岁去世。这位把彪炳史册的壮举放在六十五岁之后的老人，实在是对人类的年龄障碍作了一次最彻底的挑战，也说明一种信仰会产生多大的生命能量。
站在塔克西拉的犍陀罗遗址中，我真为中国古代的佛教旅行家骄傲。更让我敬佩的是，他们虽然是佛教徒，但他们也是中国人，中国文化的史记传统使他们养成了文字记述的优良习惯，为历史留下了《佛国记》和《大唐西域记》。结果，连外国历史学家也承认，没有中国人的这些著作，一部佛教史简直难于梳理。甚至连印度的普通历史，也要借助这些旅行记来填补和修订。
记得我和孟广美坐在塞卡普遗址的讲台前聊天时，她曾奇怪，为什么这些融会多种文明的浮雕中没有中华文明的信息？我说，喜马拉雅山和帕米尔高原太高，海路又太远，中华文明在公元前与这一带的关系确实还没有认真建立，但你可知道这些遗址是靠什么发现的？靠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和法显的《佛国记》。中国人的来到虽然晚了一点，但用准确的文字记载填补了这里的历史、指点了这里的蕴藏、复活了这里的遗迹，这说明，中国人终究没有缺席。
第三部分余秋雨：千年一叹（节选2）
洁净的起点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印度瓦拉纳西，
夜宿TajGanges旅馆
终于置身于瓦拉纳西（Varanasi）了。
这个城市现在又称贝拿勒斯（Benares），无论在印度教徒还是在佛教徒心中都是一个神圣的地方。伟大的恒河就在近旁，印度人民不仅把它看成母亲河，而且看成是一条通向天国的神圣水道。一生能来一次瓦拉纳西，喝一口恒河水，在恒河里洗个澡，是一件幸事，很多老人感到身体不好就慢慢向瓦拉纳西走来，睡在恒河边，只愿在它的身躯边结束自己的生命，然后把自己的骨灰撒入恒河。正由于这条河、这座城的神圣性，历史上有不少学者和作家纷纷移居这里，结果这里也就变得更加神圣。我们车过恒河时已经深夜，它的夺人心魄的气势，它的浩浩荡荡的幽光，把这些天在现实世界感受的烦躁全洗涤了。
贴着恒河一夜酣睡，今早起来神清气爽。去哪里？这要听我的了，向北驱驰十公里，去鹿野苑（Sarnath），佛祖释迦牟尼初次讲法的圣地。
很快就到，只见一片林木葱茏，这使我想起鹿野苑这个雅致地名的来历。这里原是原始森林，一位国王喜欢到这里猎鹿，鹿群死伤无数。鹿有鹿王，为保护自己的部属，每天安排一头鹿牺牲，其他鹿则躲藏起来。国王对每天只能猎到一头鹿好生奇怪，但既然能猎到也就算了。有一天他见到一头气度不凡的鹿满眼哀怨地朝自己走来，大吃一惊，多亏手下有位一直窥探着鹿群的猎人报告了真相，这才知，每天一头的猎杀已使鹿群锐减，今天轮到一头怀孕的母鹿牺牲，鹿王不忍，自己亲身替代。国王听了如五雷轰顶，觉得自己身为国王还不及鹿王，立即下令不再猎鹿，不再杀生，还辟出一个鹿野苑，让鹿王带着鹿群自由生息。
就在这样一个地方，大概是在公元前五三一年的某一天，来了一位清瘦的中年男子，来找寻他的五位伙伴。这位中年男子就是佛祖释迦牟尼，前些年曾用苦行的方法在尼连禅河畔修炼，五位伙伴跟随着他。但后来他觉得苦行无助于精神解脱，决定重新思考，五位伙伴以为他想后退，便与他分手，到鹿野苑继续苦修。释迦牟尼后来在菩提迦耶的菩提树下真正悟道，便西行二百公里找伙伴们来了。
他在这里与伙伴们讲自己的参悟之道，五位伙伴听了也立即开悟，成了第一批弟子。不久，鹿野苑附近的弟子扩大到五十多名，都聚集在这里听讲，然后以出家人的身份四处布道。因此这个地方非常关键。初次开讲使一人之悟成了佛法，并形成第一批僧侣，佛、法、僧三者齐全，佛教也就正式形成。
佛祖释迦牟尼初次开讲的地方，有一个直径约二十五米的圆形讲坛，高约一米，以古老的红砂石砖砌成。讲坛边沿是四道长长的坐墩，应该是五个首批僧侣听讲的地方；讲坛中心现在没有位置座位，却有一个小小的石栓，可作固定座位之用，现在不知被何方信徒盖上了金箔，周围还撒了一些花瓣。
讲坛下面是草地，草地上错落有致地建造着一个个石砖坐墩，显然是僧侣队伍扩大后听讲或静修的地方。讲坛北边有一组建筑遗迹，为阿育王时代所建，还有一枚断残的阿育王柱，那是真正阿育王立的了，立的时间应在公元前三世纪七十年代初，那时这里已成为圣地。这份荣誉带来了热闹，差不多热闹了一千年，直到公元七世纪玄奘来的时候还“层轩重阁，丽穷规矩”，《大唐西域记》中的描写令人难忘。
佛教在印度早已衰落，这里已显得过于冷寂。对于这种冷寂，我在感叹之余也有点高兴，因为这倒真实地传达了佛教创建之初的素朴状态。没有香烟缭绕，没有钟磬交鸣，没有佛像佛殿，没有信众如云，只有最智慧的理性语言，在这里淙淙流泻。这里应该安静一点，简陋一点，藉以表明，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在本质上是一种智者文明。
先有几个小孩在讲坛、石墩间爬攀，后来又来了翻越喜马拉雅山过来的西藏佛教信徒，除此之外只有我们。树丛远远地包围着我们，树丛后面已没有鹿群。听讲石墩铺得很远，远处已不可能听见讲坛上的声音，坐在石墩上只为修炼。
我在讲坛边走了一圈又一圈，主持人李辉和编导张力、樊庆元过来问我在想什么。我说：“我见过很多辉煌壮丽的佛教寺院，更见过祖母一代裹着小脚跋涉百十里前去参拜。中国历史不管是兴是衰，民间社会的很大一部分就是靠佛教在调节着精神，普及着善良。这里便是一切的起点。想到这么一个讲坛与辽阔的中华大地的关系，与我们祖祖辈辈精神寄托的关系，甚至与我这么一个从小听佛经诵念声长大的人的关系，心里有点激动。”
作为一个影响广远的世界性宗教，此时此刻，佛教的信徒们不知在多少国家的寺庙里隆重礼拜，而作为创始地，这里却没有一尊佛像、一座香炉、一个蒲团！这种洁净使我感动，我便在草地上，向着这些古老的讲坛和石座深深作揖。
鹿野苑东侧有一座圆锥形的古朴高塔，叫达麦克塔（DhamekhStupa），奇怪的是塔的上半部呈黑褐色，下半部呈灰白色。一问，原来在佛教衰微之后，鹿野苑与这座塔的下半部都湮灭了，只留下塔的上半截在地面上，年代一久蒙上了尘污。十八世纪有一位英国的佛教考古学家带着猜测开挖，结果不仅挖出了塔，也挖出了鹿野苑。这个佛教圣地的重新面世还是在二十世纪，为时不久。
沉寂千年的讲坛又开始领受日光雨露，佛主在冥冥之中可能又有话说？
第三部分韩少功：空谷足音
韩少功
如同文学中良莠混杂的状况，佛经中也有废话胡话。而《六祖坛经》的清通和睿智，与时下很多貌似寺庙的佛教旅游公司没有什么关系。
佛学是心学。人别于一般动物，作为天地间物心统一的惟一存在，心以身囚，常被食色和沉浮所累。《坛经》直指人心，引导一次心超越物的奋争，开示精神上的自由和幸福，开示人的自我救助法门。《坛经》产生于唐，也是一个经济繁荣的时代，我们可以想象那时也是物人强盛而心人委颓，也弥漫着非钱财可以疗救的孤独、浮躁、仇憎、贪婪等等“文明病”。《坛经》是直面这种精神暗夜的一颗明敏、脆弱、哀伤之心。
追求完美的最好思辨，总是要发现思辨的缺陷，发现心灵无法在思辨里安居。六祖及其以后的禅学便大致如此。无念无无念，非法非非法，从轻戒慢教的理论革命，到最后平常心地吃饭睡觉，一次次怀疑和否定自身，理论最终只能通向沉默。这也是一切思辨的命运。
思辨者如果以人生为母题，免不了总是充当两种角色：他们是游戏者，从不轻诺希望，视一切智识为娱人的虚幻。他们也是圣战者，决不苟同惊慌和背叛，奔赴真理从不会趋利避害左顾右盼，永远执著于追寻终极意义的长旅。因其圣战，游戏才可能精彩；因其游戏，圣战才更有知其不可而为的悲壮，更有明道而不计其功的超脱——这正是神圣的含义。
所幸还有艺术和美来接引和支撑人们。有人问：什么是禅？法师回答：你来的时候经过了那条峡谷吗？峡谷里空空的脚步声就是禅。
能从思辨通向美。在这一点上，禅比当今很多心学都高出了一个品位。《坛经》从本质上说无须得到人们的尊宠，无意成为人们的人生最高法典和学术指导手册。《坛经》的清通和睿智在于它宣布自己什么也不是，一切禅理禅法什么都不是，充其量，只是对空谷足音之类禅境作一次又一次力不从心的诠释。
当然，这种诠释洞示着美的精神深度。当一切美都面临着商业化前景的时候，当空谷足音也可能成为皮鞋商们广告用语的时候，大心之人与其他人不同，他们在静静的峡谷里能听到更多。所闻皆佛，所闻皆我，这些独步者在刹那间顿入了美的永生。
第三部分周国平：信仰之光
信仰，就是相信人生中有一种东西，它比自己的生命重要得多，甚至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东西，值得为之活着，必要时也值得为之献身。这种东西必定是高于我们的日常生活的，像日月星辰一样在我们头顶照耀，我们相信它并且仰望它，所以称作信仰。但是，它又不像日月星辰那样可以用眼睛看见，而只是我们心中的一种观念，所以又称作信念。
提起信仰，人们常常会想到宗教，例如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等等。在人类历史上，在现实生活中，宗教信仰的确是信仰最常见的一种形态。不过，两者不完全是一回事。事实上，做一个教徒不等于就有了信仰，而有信仰的人也未必信奉某一宗教。
有一回，我到佛教胜地普陀山旅游。在山上一座大庙里，和尚们正为一个施主做法事，中间休息，一个小和尚走来与我攀谈。我问他：“做法事很累吧！”他随口答道：“是呵，挣钱真不容易。”一句话表明了他并不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