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线条停止的终点是哈雷市外易北河岸的一片甜菜地。天正下着雨。欧洲的战争已结束两个星期了。我们——英国人、美国人、荷兰人、比利时人、法国人、加拿大人、南非人、新西兰人和澳大利亚人——全都列队站在那儿，由俄国士兵看守着，我们成千上万的战俘即将获得释放了。
在甜菜地的另一边是成千上万的俄国人、波兰人、南斯拉夫人等等，由美国士兵守卫。在雨中进行了战俘交换——一个换一个。
奥黑尔和我与其他许多人爬上一辆美国大卡车的后面。奥黑尔没捞到什么战利品。其他人几乎都有。我的战利品是德国空军使用的一把正规马刀，我至今仍保存在身边。我在本书中称之为保罗·拉扎罗的那个发狂的小个子美国人大约有一夸脱钻石、绿宝石、红宝石等等。这些东西是他从德累斯顿地窑里死人身上取下来的。
就这么回事。
一个傻头傻脑的英国人，牙齿掉光了，把他的战利品全收在一只帆布背包里。这只背包就放在我的脚背上。他不时地眯着眼睛看看背包，并扭着他细而瘦的脖子，转动眼珠，想发现有谁向他的背包投来贪婪的目光。他还用布包拍打我的脚背。
我以为他是无意的。但是我错了。他总得向谁显示一下他背包里的东西，而他认为我是可以信任的。他与我的目光相遇，眨眨眼，打开了背包。其中有巴黎铁塔的石膏模型，上面涂了金，里面还有一只钟。
“这玩艺儿真好。”他说。
飞机把我们送到法国的休养营地，那儿的巧克力、麦酒、冷冻牛奶及其它富有营养的食物把我们养得像个胖娃娃。然后我们被遣送回国，我还要了一个漂亮姑娘，她也养得像个胖娃娃。
我们还有了小孩。
他们现在都长大了，我也成了一个许多往事萦怀，爱抽帕玛牌香烟的老头。在下叫雍永森，工作地点在威斯康星，工作单位是木材厂。
有时在深夜里，我妻子上床后，我想打电话给我从前的女朋友。“电话员，不知道你能否告诉我某某太太的电话号码。我想她住在什么什么地方。”
“先生，对不起。名单上没有。”
“谢谢，电话员。找不到没关系，谢谢。”
于足我放出狗或者说放狗进来，谈上几句。我让它知道我喜欢它，它也让我知道它喜欢我。它对玫瑰花和芥子气的臭味并不介意。
“你很好，桑迪，”我想对狗说，“你知道吗？你蛮好。”
有时我打开无线电收听波士顿或纽约的谈话节目。如果我喝了大量的酒，录制的音乐会使我讨厌。
我或迟或早地上床，妻子便问我已经什么时候了。她总是想知道时间。有时我不知道，就说：“我说不上来。”
也有时我想到所受的教育。二次大战后我一度上过芝加哥大学，是人类学系的学生。那时他们教我们，说人与人之间没有什么绝对的不同。他们现在教的可能还是这一套。
他们还教导说，可笑的人、讨厌的人、坏人或荒谬的人是没有的。我父亲去世前不久对我说：“你知道，你写的小说全没有坏蛋。”
我告诉他，这是我战后从大学里学到的道理之一。
我为了成为人类学家一面在校学习，一面在外边兼职，每周挣二十八美元。我担任了著名的芝加哥市新闻局的警察通讯员。一次，他们把我从夜班调到日班，我一连工作了十六个小时。我们受到该城所有报纸的支持，如美联社、合众社等等。我们报道法庭、警察局、消防局、密执安湖沿岸救生查缉队等有关情况。我们通过芝加哥地下气压传信管与支持我们的机构保持联系。
通讯员在电话里把报道告诉戴着耳机的记录员，记录员便把它打在蜡纸上，经过油印，这些报道便被塞进铜和绒制成的筒子里，这些筒子又被气管所吞没。最厉害的通讯员和记录员是妇女，她们顶替了去前方的男人的工作。
我的第一篇报道就是在电话里讲给这么一个厉害女人听的。
报道的是一个年轻的退伍军人。他找到一个工作，在一座办公大楼里开老式电梯，一楼通电梯的门上有铁的饰边。铁制的常春藤在孔洞里穿进穿出，一根铁的枝条上栖息着两只铁制的情鸟。
这位退伍军人打算把电梯开往地下室，他关起门来往下开，但是他的结婚戒指被门口的饰边钩住了。他被挂在空中，而电梯继续往下降，于是电梯的顶棚把他砸得稀烂。就这么回事。
我在电梯里汇报了这个情况，准备打蜡纸的那个女人问我：“他妻子怎么说呢？”
“她还不知道哩，”我说，“事情刚发生。”
“给她打个电话，看她怎么说。”
“什么？”
“告诉她你是警察局的费恩上尉。说有不幸的消息。把这事告诉她，看她说什么。”
我照办了：她说什么是可想而知的。有个婴儿，如此等等。
我回办公室后，那女记录员本人想了解情况，又问我那家伙被砸烂时是什么样子。
我向她讲了。
“你感到恶心吗？”她问。她正吃着三个火枪手牌的棒糖。
“哦，不，南希，”我说，“战争期间我见过许多比这还惨的事儿。”
那时人们就认为我在写一本关于德累斯顿的书了。当时美国不大知道这次空袭。没有几个美国人知道它比——譬如说——广岛的轰炸还厉害得多连我也不知道。这件事没怎么公开。
在一次鸡尾酒会上，我偶尔向芝加哥大学的一位教授谈到我所看到的这次空袭，谈到我要写的这本书。他是一个称之为“社会思想委员会”之类组织的会员。他向我谈起集中营，谈起德国人用犹太死人身上的脂肪制造肥皂和蜡烛等等。
我能说的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第二次世界大战确实使每个人变得很刻苦。我成了纽约州斯克内克塔迪通用电气公司的对外宣传联络员，并自告奋勇地担任了阿尔普劳斯村的消防队员，我在那儿买下了我的第一所住宅。
公司的老板是我可望碰到的最刻苦的人之一。他曾担任巴尔的摩海军对外宣传联络中校。我在斯克内克塔迪时，他加入了荷兰改革教会，那的确是个严格的教会。
有时他常嘲笑地问我为什么没当上军官，好像认为我干了什么错事似的我妻子和我都瘦了。这是我们的“清瘦之年”。我的朋友中的许多退伍军人和他们的妻子也都瘦了。我认为，斯克内克塔迪最好的退伍军人，最善良、最有趣、最憎恶战争的退伍军人是真正打过仗的军人。
那时我就曾写信给空军，询问德累斯顿空袭的详情：谁下的命令，是多少架飞机干的，为什么要这样干，想取得什么样的结果等等。答复我的人与我一样，是负责搞对外宣传联络工作的。他说他很抱歉，这些情况仍属绝密。
我向妻子大声朗读来信，并说：“保密？天哪——向谁保密？”
当时我们是世界联邦分子。我不知道我们现在是什么人。我想，是电话员吧。我们打电话很多——至少我打得很多，而且在深夜。
在我与老战友伯纳德·弗·奥黑尔通过电话两周以后，我真的跑去看他了。那大约是一九六四年——总之头一年举行了纽约世界博览会。呵，光阴似箭。①在下名叫雍永森，一个来自斯坦波尔的青年。
【① 原文为拉丁文。】
我带了两个女孩子与我同往：我的女儿南尼和她最要好的朋友艾莉逊·米切尔。她们从未离开过科德角。我们看见了一条河，便得停下来，这样，她们可以在河边欣赏一会儿。她们从未见过这种不含盐份、河床狭窄的流水。这是哈德逊河。河里有鲤鱼，我们能看得见。它们挺大，像核潜艇。
我们还看到了瀑布，那是些溪流，它们从悬崖上飞奔而下，注入特拉华河。要停下来看的东西很多——然后又该往前走，总得催她们走。小姑娘们穿着舞会上穿的白色礼服和黑鞋子，因此陌生人一眼就看出她们多么可爱：“姑娘们，该走了。”我不时地提醒说。于是我们又往前走。
后来太阳下山了，我们在一家意大利餐馆里吃了晚饭，然后我便去敲伯纳德·弗·奥黑尔家漂亮的石砌房子的大门。我手里拿着一瓶爱尔兰威士忌，那瓶子就像吃饭时摇的铃子。
我会见了他的贤妻玛丽，这本书就是奉献给她的。还奉献给德累斯顿的出租汽车司机格哈特·缪勒尔。玛丽·奥黑尔是位训练有素的护士，当护士对妇女来说是份好差使。
玛丽很赞赏我带去的两个小女孩，让她们与她自己的女孩一起玩，一起去楼上嬉戏、看电视。等孩子们走后，我才意识到玛丽不喜欢我，或许是对这夜晚有什么不快。她的态度客气而冷淡。
“你们的房子很好，很舒适。”我说，这房子真是呱呱叫的。
“我安排了个地方，你们可以在那里谈话，不会受干扰。”她说。
“好。”我说，我想象一间隔板套间的火炉前摆着两张皮椅子，两个老兵可以坐在那儿喝酒聊天。但是她却把我们领到厨房。她在铺着白瓷桌面的餐桌旁放了两张直靠背椅。头顶上一只两百瓦灯泡的光线照射在桌面上，令人眼花缭乱。玛丽似乎为我们准备了一间手术室，她在桌子上只放了一只杯子，是专给我用的。她解释说，战争结束后，奥黑尔就不能喝烈性饮料了。
于是我们坐了下来。奥黑尔很窘，但是他不肯告诉我出了什么事情。我也没想到是我惹得玛丽如此恼火。我是个有家室的人。我只结过一次婚。我不是醉鬼。战争期间我也没有陷害过她丈夫。
她给自己调了一杯可口可乐，盛冰砖的盘子碰到洁白的小锈钢水池上，发出很大的声响。然后她又走到别的房间去。但是她坐立不安，满屋子转来转去，把门打开又关上，甚至把家具搬来搬去，以此来发泄心中的怒火。
我问奥黑尔，我说了或做了什么，使她这么不高兴。
“没什么，”他说，“你别烦心。这跟你毫无关系。”他一片好心，他在扯谎。这跟我很有关系。
我们决定不理玛丽而回忆战争。我拿出随身带来的两瓶酒。
我们有时哈哈大笑，有时又微微一笑，似乎又想起了战时的情况，但是我们谁也回忆不起什么好事。奥黑尔想起在德累斯顿挨炸之前，有一个家伙喝得烂醉，我们只好用手推车把他送回去。这件事也不值得写本书。我回想起有两个俄国士兵抢劫一个钟表厂。他们拉了满满一马车的钟。他们兴高采烈，酩酊大醉，抽着用报纸卷的粗大香烟。
我们回忆起来的大约就那么多，而玛丽仍然在弄出各种响声。
她最后又到厨房里来调可口可乐。她从冰箱里又拿出一盘冰砖，把它砰的一声丢进水池，虽然那里面已经扔了不少冰块了。
然后她转向我，让我知道她多么生气，并且是生我的气。她一直在自言自语，我只听到了她的片言只语：“那时候你们不过是娃娃！”
“什么？”我问。
“打仗的时候你们不过是娃娃——就像楼上的那些娃娃！”
我点头表示这是真的。战争期间我们是傻头傻脑、天真烂漫的孩子，我们的童年时代刚刚结束。
“但是你不准备那么写，是吧。”这不是问话，而是责备。
“我——我不知道。”我说。
“噢，我知道，”她说，“你会假装你是成年人而不是娃娃，然后弗兰克·西纳特拉和约翰·韦恩或别的富有魅力的明星、好战的脏老头会在电影中扮演你们。于是战争看起来简直妙不可言，所以我们还会有更多的战争。而打仗的将是像在楼上玩的那样的娃娃。”
这时我才恍然大悟，是战争使她如此气恼。她不愿意让她的娃娃或别人的娃娃死于战争。她认为书本和电影对鼓动战争负有部分责任。
因此我举起右手向她保证：“玛丽，”我说，“我并不认为我能完成这本书。我写好五千页后肯定又会搁下来的。如果我真的会写完这本书，我可以向你保证：书中决没有弗兰克·西纳特拉或约翰·韦恩可以扮演的角色。”
“告诉你吧，”我说，“我要给这本书题名为《儿童十字军》。”
这次谈话之后她成了我的朋友。
奥黑尔和我停止了回忆，来到起居室，谈论别的事情。我们很想知道真正的儿童十字军是怎么回事，因此奥黑尔便翻阅他的一本书，法学博士查理·麦凯所著《异常流行的欺骗和大众的狂热》，一八四一年初版。
麦凯对所有的十字军都评价很低，他却感到一次儿童十字军比十次成年人十字军其卑鄙程度不小多少。奥黑尔大声朗读下面这段佳作：历史以其庄严的篇章告诉我们十字军参加者只不过是些无知的野蛮人，他们的动机纯粹是执拗和偏见，他们的道路布满了血和泪。但另一方面，传奇文学却夸大了他们的虔诚和英雄主义，用最热烈而激情的色调描绘他们的美德和高尚行为，描绘他们为自己赢得的不朽荣誉和为基督教作出的伟大贡献。
然后奥黑尔又朗读下面一段：那么这一切斗争的重大成果是什么呢？欧洲耗尽了数以百万计的财富和两百万人民的鲜血，而一小撮争吵不休的骑士却占据巴勒斯坦百年之久！
麦凯告诉我们，儿童十字军始于一二一三年，当时两个僧侣想在德国和法国招募儿童军，然后在北非把他们卖给别人当奴隶。
有三万名儿童自愿参军，他们以为是去巴勒斯坦。麦凯说，他们无疑是些被遗弃的、懒惰的儿童，充斥于各大城市，沾染了各种恶习，胆大妄为，肆无忌惮。
教皇伊诺森三世也认为他们是去巴勒斯坦的，他激动地说：“当我们沉睡时，这些孩子却醒了。”
用船把大部分孩子运出马赛港，其中大约半数在船只失事时淹死。另一半到达北非后被贩卖了。
有的儿童出于某种误会跑到热那亚去报到，那儿并没有贩奴船来接他们，却有些好心人供给他们吃住，和蔼地询问他们，然后给了他们少量的钱和大量的劝告，把他们送回家。
“热那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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