乖僻缺点。世人原谅瓦格涅的疏狂，可是他们不会原谅我。
加上一点美国式的宣传，也许我会被誉为神童。我三岁时能背诵唐诗。我还记得摇摇摆
摆地立在一个满清遗老的藤椅前朗吟“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眼看着他的泪
珠滚下来。七岁时我写了第一部小说，一个家庭悲剧。遇到笔划复杂的字，我常常跑去问厨
子怎样写。第二部小说是关于一个失恋自杀的女郎。我母亲批评说：如果她要自杀，她决不
会从上海乘火车到西湖去自溺。可是我因为西湖诗意的背景。终于固执地保存了这一点。
我仅有的课外读物是《西游记》与少量的童话，但我的思想并不为它们所束缚。八岁那
年，我尝试过一篇类似乌托邦的小说，题名快乐村。快乐村人是一好战的高原民族，因克服
苗人有功，蒙中国皇帝特许，免征赋税，并予自治权。所以快乐村是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大家
庭，自耕自织，保存着部落时代的活泼文化。
我特地将半打练习簿缝在一起，预期一本洋洋大作，然而不久我就对这伟大的题材失去
了兴趣。现在我仍旧保存着我所绘的插画多帧，介绍这种理想社会的服务，建筑，室内装修
，包括图书馆，“演武厅”，巧克力店，屋顶花园。公共餐室是荷花池里一座凉亭。我不记
得那里有没有电影院与社会主义——虽然缺少这两样文明产物，他们似乎也过得很好。
九岁时，我踌躇着不知道应当选择音乐或美术作我终身的事业。看了一张描写穷困的画
家的影片后，我哭了一场，决定做一个钢琴家，在富丽堂皇的音乐厅里演奏。
对于色彩，音符，字眼，我极为敏感。当我弹奏钢琴时，我想像那八个音符有不同的个
性，穿戴了鲜艳的衣帽携手舞蹈。我学写文章，爱用色彩浓厚，音韵铿锵的字眼，如“珠灰
”，“黄昏”，“婉妙”，“ｓｐｌｅｎｄｏｕｒ”，“ｍｅｌａｎｃｈｏｌｙ”，因此常
犯了堆砌的毛病。直到现在，我仍然爱看《聊斋志异》与俗气的巴黎时装报告，便是为了这
种有吸引力的字眼。
在学校里我得到自由发展。我的自信心日益坚强，直到我十六岁时，我母亲从法国回来
，将她睽违多年的女儿研究了一下。
“我懊悔从前小心看护你的伤寒症，”她告诉我，“我宁愿看你死，不愿看你活着使你
自己处处受痛苦。”
我发现我不会削苹果，经过艰苦的努力我才学会补袜子。
我怕上理发店，怕见客，怕给裁缝试衣裳。许多人尝试过教我织绒线，可是没有一个成
功。在一间房里住了两年，问我电铃在哪儿我还茫然。我天天乘黄包车上医院去打针，接连
三个月，仍然不认识那条路。总而言之，在现实的社会里，我等于一个废物。
我母亲给我两年的时间学习适应环境。她教我煮饭；用肥皂粉洗衣；练习行路的姿势；
看人的眼色；点灯后记得拉上窗帘；照镜子研究面部神态；如果没有幽默天才，千万别说笑
话。
在待人接物的常识方面，我显露惊人的愚笨。我的两年计划是一个失败的试验。除了使
我的思想失去均衡外，我母亲的沉痛警告没有给我任何的影响。
生活的艺术，有一部分我不是不能领略。我懂得怎么看《七月巧云》，听苏格兰兵吹ｂ
ａｇｐｉｂｅ，享受微风中的藤椅，吃盐水花生，欣赏雨夜的霓虹灯，从双层公共汽车上伸
出手摘树巅的绿叶。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
这种咬啮性的小烦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
童言无忌
从前人家过年，墙上贴着：“抬头见喜”与“童言无忌”
的红纸条。这里我用“童言无忌”来做题目，并没有什么犯忌讳的话，急欲一吐为快，
不过打算说说自己的事罢了。
小学生下学回来，兴奋地叙述他的见闻，先生如何偏心，王德保如何迟到，和他合坐一
张板凳的同学如何被扣一分因为不整洁，说个无了无休，大人虽懒于搭碴，也由着他说。我
小时候大约感到了这种现象之悲哀，从此对于自说自话有了一种禁忌。直到现在，和人谈话
，如果是人家说我听，我总是愉快的。如果是我说人家听，那我过后思量，总觉得十分不安
，怕人家嫌烦了。当真憋了一肚子的话没处说，惟有一个办法，走出去干点惊天动地的大事
业，然后写本自传，不怕没人理会。这原是幼稚的梦想，现在渐渐知道了，要做个举世瞩目
的大人物，写个人手一册的自传，希望是很渺茫，还是随时随地把自己的事写点出来，免得
压抑过甚，到年老的时候，一发不可复制，一定比谁都唠叨。
然而通篇“我我我”的身边文学是要挨骂的，最近我在一本英文书上看到两句话，借来
骂那种对于自己过分感到兴趣的作家，倒是非常切当：“他们花费一辈子的时间瞪眼看自己
的肚脐，并且想法子寻找，可有其他的人也感到兴趣的，叫人家也来瞪眼看。”我这算不算
肚脐眼展览，我有点疑心，但也还是写了。
钱
不知道“抓周”这风俗是否普及各地。我周岁的时候循例在一只漆盘里拣选一件东西，
以卜将来志向所趋。我拿的是钱——好像是个小金镑吧。我姑姑记得是如此，还有一个女佣
坚持说我拿的是笔，不知哪一说比较可靠。但是无论如何，从小似乎我就很喜欢钱。我母亲
非常诧异地发现这一层，一来就摇头道：“他们这一代的人”我母亲是个清高的人，有
钱的时候固然绝口不提钱，即至后来为钱逼迫得很厉害的时候也还把钱看得很轻。这种一尘
不染的态度很引起我的反感，激我走到对面去，因此，一学会了“拜金主义”这名词，我就
坚持我是拜金主义者。
我喜欢钱，因为我没吃过钱的苦——小苦虽然经验到一些，和人家真吃过苦的比起来实
在不算什么——不知道钱的坏外，只知道钱的好处。
在家里过活的时候，衣食无忧，学费、医药费、娱乐费，全用不着操心，可是自己手里
从来没有钱。因为怕小孩买零嘴吃，我们的压岁钱总是放在枕头底下过了年便缴还给父亲的
，我们也从来没有想到反抗。直到十六岁我没有单独到店里买过东西，没有习惯，也就没有
欲望。
看了电影出来，像巡捕房招领的孩子一般，立在街沿上，等候家里的汽车夫把我认回去
（我没法子找他，因为老是记不得家里汽车的号码），这是我回忆中唯一的豪华感觉。
生平第一次赚钱，是在中学时代，画了一张漫画投到英文《大美晚报》上，报馆里给了
我五块钱，我立刻去买了一支小号的丹琪唇膏。我母亲怪我不把那张钞票留着做个纪念，可
是我不像她那么富于情感。对于我，钱就是钱，可以买到各种我所要的东西。
有些东西我觉得是应当为我所有的，因为我较别人更会享受它，因为它给我无比的喜悦
。眠思梦想地计划着一件衣裳，临到买的时候还得再三考虑着，那考虑的过程，于痛苦中也
有着喜悦。钱太多了，就用不着考虑了；完全没有钱，也用不着考虑了。我这种拘拘束束的
苦乐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的。
每一次看到“小市民”的字样我就局促地想到自己，仿佛胸前佩着这样的红绸字条。
这一年来我是个自食其力的小市民。关于职业女性，苏青说过这样的话：“我自己看看
，房间里每一样东西，连一粒钉，也是我自己买的。可是，这又有什么快乐可言呢？”这是
至理名言，多回味几遍，方才觉得其中的苍凉。
又听见一位女士挺着胸脯子说：“我从十七岁起养活我自己，到今年三十一岁，没用过
一个男人的钱。”仿佛是很值得自傲的，然而也近于负气吧？
到现在为止，我还是充分享受着自给的快乐的，也许因为这于我还是新鲜的事，我不能
够忘记小时候怎样向父亲要钱去付钢琴教师的薪水。我立在烟铺眼前，许久，许久，得不到
回答。后来我离开了父亲，跟着母亲住了。问母亲要钱，起初是亲切有味的事，因为我一直
是用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我母亲的。她是位美丽敏感的女人，而且我很少机会和她接触
，我四岁的时候她就出洋去了，几次回来了又走了。在孩子的眼里她是辽远而神秘的。有两
趟她领我出去，穿过马路的时候，偶尔拉住我的手，便觉得一种生疏的刺激性。可是后来，
在她的窘境中三天两天伸手问她拿钱，为她的脾气磨难着，为自己的忘恩负义磨难着，那些
琐屑的难堪，一点点的毁了我的爱。
能够爱一个人爱到问他拿零用钱的程度，那是严格的试验。
苦虽苦一点，我喜欢我的职业。“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从前的文人是靠着统治
阶级吃饭的，现在情形略有不同，我很高兴我的衣食父母不是“帝王家”而是买杂志的大众
。不是拍大众的马屁的话——大众实在是最可爱的顾主，不那么反复无常，“天威莫测”；
不搭架子，真心待人，为了你的一点好处会记得你到五年十年之久。而且大众是抽象的。如
果必须要一个主人的话，当然情愿要一个抽象的。
赚的钱虽不够用，我也还囤了点货，去年听见一个朋友预言说：近年来老是没有销路的
乔琪绒，不久一定要入时了，因为今日的上海，女人的时装翻不出什么新花样来，势必向五
年前的回忆里去找寻灵感。于是我省下几百元来买了一件乔琪绒衣料。囤到现在，在市面上
看见有乔琪绒出现了，把它送到寄售店里去，却又希望卖不掉，可以自己留下它。
就是这样充满了矛盾，上街买菜去，大约是带有一种落难公子的浪漫的态度吧？然而最
近，一个卖菜的老头秤了菜装进我的网袋的时候，把网袋的绊子衔在嘴里衔了一会儿。我拎
着那湿濡的绊子，并没有什么异样的感觉。自己发现与前不同的地方，心里很高兴——好像
是一点踏实的进步，也说不出是为什么。
穿
张恨水的理想可以代表一般人的理想。他喜欢一个女人清清爽爽穿件蓝布罩衫，于罩衫
下微微露出红绸旗袍，天真老实之中带点诱惑性，我没有资格进他的小说，也没有这志愿。
因为我母亲爱做衣服，我父亲曾经咕噜过：“一个人又不是衣裳架子！”我最初的回忆
之一是我母亲立在镜子跟前，在绿短袄上别上翡翠胸针，我在旁边仰脸看着，羡慕万分，自
己简直等不及长大。我说过：“八岁我要梳爱司头，十岁我要穿高跟鞋，十六岁我可以吃粽
子汤团，吃一切难于消化的东西。”越是性急，越觉得日子太长。童年的一天一天，温暖而
迟慢，正像老棉鞋里面，粉红绒里子上晒着的阳光。
有时候又嫌日子过得太快了，突然长高了一大截子，新做的外国衣服，葱绿织锦的，一
次也没有上身，已经不能穿了。以后一想到那件衣服便伤心，认为是终生的遗憾。
有一个时期在继母治下生活着，拣她穿剩的衣服穿，永远不能忘记一件黯红的薄棉袍，
碎牛肉的颜色，穿不完地穿着，就像浑身都生了冻疮；冬天已经过去了，还留着冻疮的疤—
—是那样的憎恶与羞耻。一大半是因为自惭形秽，中学生活是不愉快的，也很少交朋友。
中学毕业后跟着母亲过。我母亲提出了很公允的办法：如果要早早嫁人的话，那就不必
读书了，用学费来装扮自己；要继续读书，就没有余钱兼顾到衣装上。我到香港去读大学，
后来得了两个奖学金，为我母亲省下了一点钱，觉得我可以放肆一下了，就随心所欲做了些
衣服，至今也还沉溺其中。
色泽的调和，中国人新从西洋学到了“对照”与“和谐”两条规矩——用粗浅的看法，
对照便是红与绿，和谐便是绿与绿。殊不知两种不同的绿，其冲突倾轧是非常显著的；两种
绿越是只推扳一点点，看了越使人不安。红绿对照，有一种可喜的刺激性。可是太直率的对
照。大红大绿，就像圣诞树似的，缺少回味。中国人从前也注重明朗的对照。有两句儿歌：
“红配绿，看不足；红配紫，一泡屎。”《金瓶梅》里，家人媳妇宁蕙莲穿着大红袄，借了
条紫裙子穿着；西门庆看着不顺眼，开箱子找了一匹蓝绸与她做裙子。
现代的中国人往往说从前的人不懂得配颜色。古人的对照不是绝对的，而是参差的对照
，譬如说：宝蓝配苹果绿，松花色配大红，葱绿配桃红。我们已经忘记了从前所知道的。
过去的那种婉妙复杂的调和，惟有在日本衣料里可以找到。所以我喜欢到虹口去买东西
，就可惜他们的衣料都像古画似的卷成圆柱形，不能随便参观，非得让店伙一卷一卷慢慢的
打开来。把整个的店铺搅得稀乱而结果什么都不买，是很难为情的事。
和服的裁制极其繁复，衣料上宽绰些的图案往往被埋没了，倒是做了线条简单的中国旗
袍。予人的印象较为明晰。
日本花布，一件就是一幅图画。买回家来，没交给裁缝之前我常常几次三番拿出来赏鉴
：棕榈树的叶子半掩着缅甸的小庙，雨纷纷的，在红棕色的热带；初夏的池塘，水上结了一
层绿膜，飘着浮萍和断梗的紫的白的丁香，仿佛应当填入《哀江南》的小令里；还有一件，
题材是“雨中花”，白底子上，阴戚的紫色的大花，水滴滴的。
看到了而没买成的我也记得。有一种橄榄绿的暗色绸，上面掠过大的黑影，满蓄着风雷
。还有一种丝质的日本料子，淡湖色，闪着木纹、水纹；每隔一段路、水上飘着两朵茶碗大
的梅花，铁划银钩，像中世纪礼拜堂里的五彩玻璃窗画，红玻璃上嵌着沉重的铁质沿边。
市面上最普遍的是各种叫不出名字来的颜色，青不青，灰不灰，黄不黄，只能做背景的
，那都是中立色，又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