傲角ā薄＃�3）注重并精心运用“细胞”政策。即根据共产党人的气节特点，注重提高特务的“劝降”水平，从理论上“说服”被捕人员，以期通过釜底抽薪的办法，引诱其背叛，然后再将其放回去，求得破坏范围和破坏效果的扩大。陈立夫、徐恩曾“虚心”采用上述办法后，果然收效巨大。1933年春天，中共临时中央被迫迁往中央苏区，尔后的中共上海中央局迭遭破坏，以致到了1935年年底，上海中共组织除留下一个“文委”外，几乎被破坏殆尽。
顾顺章的结局很悲惨。他先是被复兴社特务处长戴笠借用，培训起幼稚期的“军统”特务。顾顺章遂趁这个机会，却加紧筹组他的什么“新共产党”组织。徐恩曾是什么人？国民党里最狠的角色啊，他当即指示顾顺章的手下、中共叛徒童国忠和张文农密切监视顾的一举一动。童、张二人为了洗脱自身嫌疑，自然不敢有丝毫懈怠。大约到了1934年的时候，徐恩曾突然下令把顾顺章关押到镇江看守所，随即又命解送苏州监狱关押。在解往苏州途中，因传说顾顺章会魔术和催眠术，怕他在途中施“妖术”逃跑，故临行前竟给他穿了琵琶骨以镇其“妖术”。翌年，徐恩曾活动陈立夫向蒋介石报告说顾顺章有“反骨”。蒋介石当即亲下手谕：顾顺章既怙恶不悛，着即枪决。于是，顾顺章抱着创建“新共产党”的伟大“理想”而毙命于苏州监狱。
史济美是顾顺章一手培养出来的头牌大弟子。史济美，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生，1930年6月进入党务调查科，1931年6月起接受顾顺章培训三个月，系统地接受了顾氏的反共技巧。CC系（中统）特工总部成立大半年后，陈立夫建议徐恩曾向上海派出特务进行活动。1932年6月，徐恩曾指派史济美前往上海筹备特工总部上海区，11月正式任命他为上海区区长，全面主持国民党CC系（中统）在上海地区的特务工作。史济美到上海后，考虑到特工总部尚系秘密机构，为遮人耳目，先是以马绍武的化名取得了国民党中央党部驻上海特派员的公开身份，用以改善同上海各个方面的关系。比如与上海公安局的关系。又比如与上海租界捕房的关系，这些机关都为他今后肆无忌惮的暴力活动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可以想见，当年共产党人为了结识同样的关系，又费尽多少心机，已经没有人愿意去考证了。
史济美及其继任者徐兆麟、韩达等指使特务们采用下述两种方法对付中共组织及中共人士：一是采用“三打一”盯梢方法跟踪发现目标。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共人士为了对付特务盯梢，行动极为谨慎，他们时常回头，看看有无尾巴跟踪。而一旦发现有可疑人跟踪，便想方设法予以摆脱。特别是在去机关或回家的路上，总是多转些弯多跑些路，直到肯定安全后，方才进门。为此，史济美想出了一个“三打一”的盯梢绝招：即先由一人跟踪目标，人多的地方靠近一些，以免失去目标，人稀的地方就离远一点，以免被怀疑；一旦目标进入里弄，第一线特务就只到里弄口，注意目标进弄后的动向，然后，让第二线特务跟上。这样，一线换二线，二线换三线，很容易使中共人士大意，以为甩掉了眼线。当然，特务在确定了目标的住址以后，并不就万事大吉，而是伪装找人或借口送东西上门进行查证，一旦弄清楚，即招呼守候侦查的特务，一拥而上，一网打尽。
1932年12月，即史济美正式就任上海区区长尚不到一个月的时候，由于内线“细胞”提供情报，卢福坦被密捕。1931年6月下旬，向忠发被捕后，卢福坦一度代理过总书记职务。特务们考虑到卢福坦的特殊身份，没有将他立即交给上海公安局，而是带到了安静舒适的东方旅社，进行秘密审讯、劝降。卢福坦遂成为中共历史上包括顾顺章、向忠发在内的少数几个叛变投降的高级领导人之一。他很快就供出了全总党团、铁路总工会、江苏省委以及临时中央的秘密。
1933年6月，史济美被邝惠安领导的特科“红队”除去。
1933年9月间，继任史济美任特工总部上海区长工作的是徐兆麟，徐后是韩达。徐本身就是特工总部的原情报科长。他看到史济美利用“细胞”连破大案，遂专门组织了一个“细胞”工作委员会，由中共叛徒周光亚具体负责，继续发展隐藏在中共组织内部的“细胞”，还专门研究如何培植和培训“细胞”等问题，为“细胞”进一步打入中共高层次创造条件。如沪西区的徐阿六、闸北区的姚长庚，就是在徐兆麟的帮助下，逐步掌握了区委的大权，从而有机会得到中共江苏省委的情报，为上海区特务进行更大的破坏提供了便利。史济美及其继任的徐兆麟、韩达等人的共同特点，就是善于利用中共叛徒。这一点，他们大概是受了徐恩曾重用顾顺章的启示吧。1934年6月27日，由于内线“细胞”的告密，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在公共租界马立斯新村中央机关开会时，和与会的同志一同被捕。李竹声被捕后，上海区区长韩达也曾派劝降特务向他劝降。但在理论上辩不过李竹声。徐恩曾闻讯，要求韩达将李竹声押往南京特工总部，改由训练科的特务出面劝降。
李竹声终被劝降成功。李竹声随即供出了上海中央局组织部长盛忠亮的住址。1934年10月，特务们到继任的上海中央局书记盛忠亮家里将其抓获后，还特意保持警号，结果又在他家里抓住了前来汇报工作的程祖怡。这个程祖怡，有的史料上说他叫武子明，可能和当时人物化名重重有关系吧。程祖怡当时担任中共上海秘密电台台长，兼管国际台。他被捕后旋即叛变，又供出了其他五名报务员的姓名、住址和全部六部电台——也可能是三部——的位置，从而使敌人一网破获了上海的中共地下电台。据毛齐华回忆：当敌人破获这些电台设备时，还惊奇地说：想不到没有工厂设备，凭手工能制造出这样小巧玲珑、高效率的发报机。这样一来，江西苏区的党中央不仅失去了与上海中央局的联系，更失去了经由上海地下电台中转的与共产国际的联系。
再说说一个典型的中共叛徒人物陈蔚如。1932年6月，敌人破坏了印刷临时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的地下印刷厂，负责人陈蔚如被捕。不久，陈蔚如秘密自首。这样的人物一旦自首叛变，都会想方设法扩大对中共组织的破坏，来求取升官发财，比起原本的敌人来的更为凶狠。受已调往上海筹建特工总部上海区的史济美指使，陈蔚如继续在中共内部活动。
7 月上旬，陈蔚如在四马路遇到了沪东区委书记尹某，遂谎称自己被捕后，被国民党拉去当兵，并在军队中建立了几个组织。他还说有封信要请对方代转临时中央，并与尹某约好了下次见面的时间、地点。过了两星期，两人再次见面时，陈蔚如便将预先拟好的信交给尹某。尔后，他故意说：“你穿的怎么还是这套条子斜纹布短衫，太马虎了！这样的话，你到哪儿都太打眼，怎么能在上海活动呢？”尹某一听，先是觉得羞赧，随即嗫嚅着说没钱买衣服，陈蔚如便把他引到特务黄柏生作掩护所开的成衣店，帮他挑了几件新衣，趁机将他交给黄柏生跟踪。不久，尹某被逮捕。几天后，临时中央派人跟陈蔚如接上了头，说过几天会有人跟他联系，并留下联络暗号，还给了他十元钱生活费。第三天，果然有人到陈蔚如家里来联络。陈遂以谎言敷衍，并借口买点水果招待来人，赶到外面报告了守候在外的史济美，要他派人跟踪此人。
两天后，此人在法租界西门里25号被急于邀功的上海公安局侦缉总队副队长刘槐和上海市党部“肃反专员”黄永华抓获，并搜走一大箱文件。经审讯，此人是临时中央宣传部长李必刚。陈蔚如知道此事后，向史济美大发牢骚，说本来还可顺藤摸瓜、抓到大鱼的，真是太可惜了。1932年9月，陈蔚如又参加了侦查破坏小沙渡路中共沪西区委的活动，逮捕区委干部朱秋白夫妇。朱秋白以后自首，也成为“中统”特务，并被徐恩曾点名，协助顾顺章编纂特工教材。11 月，朱秋白又协同史济美破坏了团中央机关，逮捕了胡大海、胡均鹤、姜子云、袁炳辉等人。四人先后自首。1933年4至5月，胡大海等两度参与破坏中共江苏省委、共青团中央机关，逮捕了鲍志明、高其度、王忆马等人。这年10月，陈蔚如被“红队”击伤，此事引起了上海区特务们的恐慌。徐兆麟因害怕被“红队”暗杀，匆匆向徐恩曾要求调离上海。不久，韩达接手上海区，并将伤愈的陈蔚如提拔为特工总部上海区副区长。
史济美、徐兆麟、韩达并不把邝惠安看做是真正的对手，而红队领导人邝惠安却是他们三个的死对头。邝惠安是广东人，1925年“五卅”大罢工时到上海，同年加入共产党。顾顺章叛变后，周恩来决定他参加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并指名由他接任“红队”队长一职。韩达被徐恩曾从特工总部北方工作局调任上海区区长的时间是在1933年底。次年6月，韩达经由内线“细胞”盯梢，一举破获了中共上海中央局、江苏省委以及刚从中央苏区迁回上海的中华全总等重要机关，抓捕了包括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江苏省委书记赵立人、中华全总党团书记袁孟超三人在内的十六名中共高级干部。中央特科“红队”怀疑是内部报警员出卖情报所致，故对此人采取了严厉的镇压行动，居然在韩达派人重重看护下，枪杀了此人。此事激怒了韩达，他发誓一定要破获“红队”，把这支突击队的队员们一个个绞死！南京的徐恩曾接到韩达的报告后，经请示陈立夫同意，回电韩达，限令10天内侦破此案，捉拿“红队”队员一体归案。
我不知道历史是怎么回事，为什么长期安兵不动，却可以在十天之内灭此全军，我不能不怀疑红队和白队在此前达成一种什么样的“默契”，而邝惠安的行动本身打破了这种平衡。
此时已是1934年11月底。然而，韩达、陈蔚如侦骑四出后，却丝毫找不到“红队”的踪迹。正当韩达、陈蔚如及手下特务们一筹莫展、无计可施之时，这天，沪西分区主任苏成德向他们报告了一个重大情况。说他在街上邂逅了张阿四，此人已失踪了近一个月时间，目前正在“红队”接受训练。韩达、陈蔚如听罢，紧蹙的眉头顿时松弛了下来，脸上绽出了久违了的笑靥。原来，张阿四是一名早已秘密自首的内线“细胞”，隶属沪西分区，由苏成德直接掌握。但这年10月份以后，他却神秘地失踪了。这天，苏成德无意中在西藏路北泥城桥附近与他邂逅。张阿四一见是苏主任，忙心慌意乱地解释道：“10月份，我被中共调入了沪西区委，接着又被区委选拔到‘红队’，进入秘密的射击训练班，在北泥城桥东堍的一幢石库门房子的灶披间里，专门学习使用手枪。白天训练，晚上就睡在灶披间，绝对禁止外出，所以，我一直无法跟你们取得联系。这几天，训练班已结束，我因成绩合格，被收编进了‘红队’作预备队员，故而自由了许多，可以请假外出活动了。
就这样，还是因为细胞“张阿四”，邝惠安被捕了，他的故事是可以拍一部精彩电影的。几乎就在同时，红队孟华庭、赵轩、陈玉明、陈杰明等人均遭到逮捕，亦被押往戈登路巡捕房关押。到下午，其余三十名“红队”队员也全部在马路上被捕，并被押往戈登路巡捕房，与邝惠安等关押在一起。韩达、陈蔚如闻此喜讯，不由弹冠相庆，并当即给南京特工总部主任徐恩曾拍去电报邀功。可以设想一下，红队在最盛大的时期，也不过就四十人，这一次，包括主要领导人在内的红队几乎全军覆灭，来的太迅猛了，也来的太凶猛了。邝惠安等三十七人以“谋杀罪”被引渡给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1935年2月春节前夕，邝惠安、孟华庭、赵轩、陈杰明四人被执行绞刑处决。
几乎在邝惠安牺牲的同时，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又遭到了一次空前规模的大破坏，三十六名中共高级人士被捕。其中，包括上海中央局宣传部长朱镜我、宣传部下属文委书记阳翰笙和社联党团书记许涤新等。不久，原上海中央局军委系统干部刘仲华于3月份自行宣布成立了“临时中央局”，自任书记，负责全盘工作，并任命贺昌之负责组织工作、蒲化人负责宣传工作、毛齐华负责破坏部工作。上海中央局命武胡景负责中央特科的工作，又命王世英重组专门惩处叛徒和奸细的“红队”。为不辱使命，王世英迅速抽调一批身强力壮、枪法娴熟、经验丰富的地下党员，重新组建了“红队”。
王世英，1905年出生于山西洪洞县。1921年考入太原国民师范。1924年考入国民第二军学员队，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9月考入黄埔军校四期。1926年参加两次“东征”及省港大罢工。1928年组织皖北暴动。暴动失败后，一直在阎锡山部活动。直到1931年10月到达上海，找到党组织。
1935年7月底，上海临时中央局再次遭到大破坏，被搜查的机关达四十处，被捕三十九人。在这种情况下，临时中央局保存下来的领导在上海已无法存身。上海临时中央局只好决定让这些领导人离开上海或转移到苏联，并决定由王世英负责的“红队”代理上海临时中央局的工作。这时，上海临时中央局的处境已愈加险恶，不仅同中共中央、共产国际均失去了联系，而且活动经费也极度缺乏。王世英代理临时中央局的工作后，为同党中央、共产国际取得联系，做了很大努力，但一直未能如愿。据说，此前，上海临时中央局破坏部部长毛齐华按照负责人刘仲华的指示，于这年夏天重新组装了一部电台，并向中央苏区发出联系讯号，但一直未得到回讯。1936年初，毛齐华辗转抵达瓦窑堡时，当即问周恩来是否接到过上海发出的电台呼号。周恩来说：“那时我们正在紧张地长征，顾不得这些了。
虽然处境日益险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