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鬼，快走吧，部队出发了，我很后悔，当时没有去送他……”
“他叫什么名字？”毛泽东问。
“我没有问，桑木垭的人也不知道，只好把他的坟叫'红军坟'。”
毛泽东沉入到深深的感动里，半晌没有言语，过了一会儿才说：
“多好的孩子！为我们的红军增了光了。”
说过，稍停了停，又说：
“这次打遵义，三军团的参谋长邓萍同志也牺牲了，就埋在小龙山上。我正准备去一下，离那个小鬼的坟不远吧！”
“不远，两个坟挨着呢！”
发已经理完，理发员象打了一个胜仗似地露出轻松的微笑。毛泽东向他点点头，站起来。他看看天气尚早，就同杜铁匠、金雨来等一起向小龙山走去。
小龙山紧挨着遵义城，是一座不高的秀美的山冈子。树木蓊郁，几乎把整个山都遮住了。因为天气和暖，满地都是青草的绿芽，不少小草花都耐不住性子悄悄地开放了。不知什么鸟儿已在树枝间悠闲地啼唱。
毛泽东来到邓萍墓前，脱下八角红星军帽，深深地鞠了一躬。
“那边，就是小卫生员的坟墓了。”杜铁匠往旁边一指。
毛泽东转脸一看，那座坟头果然很大，上面堆着各色各样大大小小的石头。坟前满是香火纸钱的灰烬，好几挑也挑不完。毛泽东慢慢踱到这座坟前，沉默了一会儿，说：
“向我们的小菩萨也鞠一躬吧！”
说过，又深深地鞠了一躬。
（二十五）
遵义大捷的震波，深深震撼了石头城。蒋介石深夜命令陈诚前来密议。
陈诚，这时正红得发紫。由于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的成功。陈诚在他的权力奋斗史上，跨上了有决定意义的阶梯。他除了任预备兵团总司令，对中央苏区继续清剿外，还任命为陆军整理处长，负有整编全国陆军的重任。实际上已把军政部和训练总监部的大部权力抓取到手。很明显，要不了多长时间，就会是参谋总长了。这对于“大丈夫不可一日无权”的少年将军，真可说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了。
在国民党军人中，陈诚的精明强干，善观风色，善抓机会，善抓兵权、人权、财权，以及手段的辛辣果决，发展上的一帆风顺，都是令人景慕的。一九二四年在黄埔军校时，他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区队长，某天晚间访友，归来时已近拂晓，不便再睡，遂挑灯夜读《三民主义》，正好为查夜的蒋介石遇见，蒋立即大加奖饰，予以提升，这就成为他一生幸运的起点。也是事有凑巧，天假其便，国共分裂前夕，陈诚在二十一师当团长，该师师长严重站在著名的革命派邓演达一边，他唯恐蒋介石借口解散该师，遂将师长让陈诚代理。陈诚感激得五体投地，他含着眼泪说：“现在凡是积极肯干的，都被看作共产党，谁还敢干！”还说，“师长，你走了我是没有法子干的！”
这位“没有法子干的”师长，不久就投入蒋氏怀抱，屡建功勋，不到一年就升任了南京警备司令，一举跃居中将。此后，他又参与了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的军阀大会战，率部抢先进入济南、郑州，进一步取得蒋介石的宠信，被提升为十八军军长。从此他就成为蒋介石嫡系中的一名红人了。
可是，当他参与了剿共战争之后就不那么顺利了。一九三三年第四次“围剿”前，他的十八军由两个师扩大为六个师，共八九万人。担任中路军总指挥的陈诚，真是信心百倍，满以为可将江西“赤区”一鼓荡平；谁知刚刚开进，五十二、五十九两个师就连续被歼，一个师长被打死了，一个师长被活捉了。这对总指挥的脸面，未免太不好看。但是陈诚颇有一点硬劲儿，在蒋介石面前，仍然坚持按原计划进行，令他的十八军继续向原地区推进。本来希图侥幸取胜，挽回面子，结果更糟，他赖以起家的十一师也大部被歼，师长肖乾也被打伤。陈诚在接到这个噩耗时，几乎昏倒在地。战后他觉得无颜见人，径回南昌私寓，闭门不出。这时国民党内部舆论哗然，对这位不可一世的少壮派军人表现了极大地不敬。竟有人提出要撤消他的本兼各职，对他的十八军进行改编。但是，蒋介石环顾左右将领，或者优柔寡断，或者暮气沉沉，没有可与共产党较量者，思之再三，还是把这副剿共重担放在陈诚肩上。陈诚果然不负重托，在五次“围剿”中掏出了吃奶的力气，行军时穿草鞋，扎大皮带，吃大锅饭，背干粮袋，真是带着头干。五次“围剿”的成功，怎能不使这位少壮派以英雄自许，以进步军人自命，夸耀于人呢！他本来个子很矮小，但他的胸脯却挺得高高的，至少要比别人的胸脯要高出一倍。他在四次“围剿”中遭受的创痛，似乎也渐渐淡漠了。
但是，今天蒋介石的突然召唤，却使他心中踌躇。他敏锐地觉察到，这必定和遵义前线的失利有关。这次失利不但对自己的脸面不好看，而且薛岳和吴奇伟这些人都是自己推荐的，都已经是自己圈子里的人物。如果对他们有什么措施，对自己也很不利。
他在汽车里一路想着，来到了黄埔路蒋介石的官邸。他下了车，整整他那身黄呢军服，摸了摸屁股后刻有“蒋中正赠”的小剑，然后挺着胸脯，迈动锃亮的马靴，拿出十足的军人姿态跨进了客厅。客厅宽敞明亮，灯光柔和。这里一共有两个人。一个是蒋介石，他光着头，穿着深枣色的纺绸长衫，满脸怒容地在地毯上走来走去。另一个是陈布雷，他那瘦小孱弱的身子埋在沙发里，手指上夹着一支香烟。
陈诚早已脱去军帽，挺胸收腹，脚跟卡地一磕，向他的上司行了一个相当标准的室内敬礼。
“遵义前线的事，你知道了吗？”蒋介石严肃地望着陈诚，并没有立刻让他坐下来。
一般将军都很害怕蒋介石那双深陷的眼睛。他常常能把人看得心中发毛。过去有一个旅长被召见时，看见他那双眼睛浑身战抖得说不出话来。但陈诚却并不如此，他心里紧张一些，态度上却很从容。
“校长，知道了。”陈诚说。他是习惯地称蒋介石为校长的，而自己不言而喻就是校长的学生。
“这简直是追剿以来的奇耻大辱！”蒋介石几乎是吼叫地说。他的秃头在电灯下闪着亮光。“听说薛岳并没有上前线，他在贵阳花天酒地！”
“校长，”陈诚脸上堆着笑容说，“贵州那地方，王家烈的势力很深，中央要想站住脚，薛岳恐怕还要经营一番。”
蒋介石既没有点头，也没有反驳，似乎接受了这个解释。
他示意陈诚坐下，但仍然怒气未熄：
“共匪只剩下三四万人，被我们追到川南一个小角角里，北有长江，南有横江，我们几十万大军围着他，哪里有这样的好机会？娘西皮，都叫那些蠢猪放过去了，还叫人咬了一口！”
瘦小的陈布雷，胆子也小，他最怕蒋介石发脾气。现在看到蒋介石怒火不熄，就偷偷地看了陈诚一眼，示意他暂时先不要申辩。
陈诚接受了这个友好的示意，坐在那里默不作声。
陈布雷本来是个文人，早年在上海《商报》当过记者。自一九二七年追随蒋氏，蒋的各种文章电令，差不多都由他捉刀代笔，逐渐成为蒋的智囊人物。说起他的工作，真可以说是人世间最苦最累的工作了，因为他经常要写那种以黑作白，以无作有的文章，真是弄得呕心沥血，身心交瘁。见了人，他好象站不起来，眼睛也好象睁不开的样子。脸上只有那么一层干皮，乍一看就象一个瘦小干枯的老太婆。
蒋对贵州战事的不满一直发泄了半个钟头，最后又冷古丁地冒出了一句：
“那个广东佬吴奇伟，为什么一出师就这样丧气？他是在江西吓破了胆，还是心里还想着张发奎？”
这个问题提得尖锐，陈诚不能不答复了。
“他自从过来以后，对委座一直忠诚不二，戴笠科长也从来没说过什么。”陈诚郑重说道，“不过，这个人手太软，象个老阿婆，军纪掌握不严。以前我的十一师守归德，冯军舞着大刀冲上来，全线动摇，我杀了一个团长，阵线立刻就稳住了。我就不信有守不住的阵地！”
“我要撤他的职！”蒋介石厉声说。
“先生，不可！”陈布雷终于欠了欠他那瘦小的身子，细声细气地说了一句。
“为什么不可以？”蒋介石问。
陈布雷正正身子，带笑说道：
“吴奇伟是个老军人，有此过失，必然心中有愧。如处置过分，反而容易招致不满。先生不妨亲笔致函慰勉，令其戴罪图功，这样，他就会衷心感激先生，进一步为先生所用了。”
陈布雷说过，又看了看陈诚。他脸上的笑容，虽然不甚雅观，而对陈诚却是一个支援。陈诚立刻会意，接上说：
“这个主意好。”
蒋介石没有反驳，象是默认。
他的火气似乎小了一些，同时往返踱步也有些疲倦，就走近中间的长沙发坐下来。他撩撩长衫前襟，把一条腿跷起来，露出圆口布鞋。停了片刻，又望着陈诚说：
“辞修，你准备飞机，明天一早我们三个就飞往重庆。”
辞修是陈诚的号，从称呼说，气氛已经平静下来。
“是去前线视察？”
“不，我要去亲自指挥！”蒋介石在沙发上挺挺身子，显出一种凛然不可或夺的气概。说过，又接着发挥道：“我们花费了四五年的时间，前后兴师数百万，动用了全国的人力财力，才把朱毛从江西赶出来。目前他们被困在贵州穷山恶水之间，正是完成剿匪大业的最好时机。如果时机失去，让他们在一个地方扎下根，以后再剿灭他就很难了！”
“先生考虑得既深又远，非有杰出眼光者是想不到的！”陈布雷不绝地点头赞叹。“但是，似乎稍呆些时日，对一些重大问题处理一下再去不迟。”
“有啥重要事体？”蒋介石横过来一眼。
“最近，舆论方面不大好。尤其是华北。”
“什么舆论？”
陈布雷不无气愤地列举了一些报纸的名字，指责他们乱发消息，乱发议论。例如说特务乱抓人，宪兵三团在北平每天要抓三、五十人；谁说了一句抗日的话，就上了黑名单，不是活埋，就是扔到永定河里；说是北平有几口干井，死尸堆得满满的，永定河漂着死尸多少多少。陈布雷最后叹口气说：“这些舆论当然煽动性很大，使得各界都对政府和先生不满。
……”
“这是造谣！”蒋介石不等陈布雷说完，就愤愤然打断了他。
陈布雷笑笑说：
“尽管是造谣，但普遍有这种舆论，对政府、对先生也非常不利！”
一句话把蒋介石说火了，他把袖子一甩，愤然叫道：
“什么舆论、舆论、舆论！我拿出三万块钱开十个报馆，我叫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什么狗屁舆论！”
蒋介石说过，还用那双深陷的眼睛盯住陈布雷不放。陈布雷平时就很怕那双眼睛，他自己也说不清那里面隐藏着什么东西。只要那双眼睛直直地射过来，他的眼光就躲开去了。尽管他们朝夕相处，这一点并没有改变。今天亦复如是。再加上蒋介石竟说舆论等于狗屁，他不由一惊，把瘦小的身躯往沙发里一缩不言语了。
蒋介石也许觉得话说过了，把语调放得和缓了一些。说：
“叫何应钦去处理。……我叫他坐镇北平，为什么他回到南京还不回去？”
“也难怪咧！”陈布雷又试试探探地接上说，“一个中华民国堂堂的军分会负责人，北平行营主任，一个日本兵就敢闯进他的办公室直呼其名，唾了他一脸，这个官也够难当的了。
他怎么还有脸回去？”
“怕死就不要穿军服！”蒋介石又愤然说。
陈诚一向与何应钦不睦。从一九二七年十月，何应钦免去他的师长职务起，他就一直没有淡忘；何况未来的参谋总长究竟谁属，更是丝毫不能相让的显赫目标。陈诚听到这里，立刻义愤填膺地插进来说：
“如果国家的大员，都不愿为领袖分忧，那还算什么同志！”
陈布雷不愿在陈、何的矛盾上表示什么，又把问题拉回来，进谏道：
“现在全国要求抗日的空气这样高，反对内战的呼声这样强烈，为先生计也总要有个处置，暂时稳定一下华北政局……”
这几句话调子很柔和，说话的声音更是那么细声细气，谁知蒋却象挨了针刺一般，立刻转过脸，瞪着陈布雷说：
“拿什么处置？抽部队去？你看抽什么部队？哪个部队能和日本人顶？共产党把我们的人力财力物力都消耗完了，我拿什么去打日本？”
一连几个连珠炮式的问句，轰得陈布雷面红耳赤，不言语了。陈布雷即刻低下眼睛，那张本来枯黄很少见过血色的脸，竟一时泛起了红色。蒋介石还觉得意犹未尽，继续教训道：
“一些人老是空喊，抗日，抗日，我倒问问，用什么抗日？我们枪不如人，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我们拿什么去同日本人打仗呢？恐怕不打还好，要打顶多三天就亡国了。也许有人以为我的话是危言耸听，其实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准备，没有国防，就是从现在起准备个三十年，我们想靠物质的力量战胜日本，也还是等于做梦。
何况日本并不给我们准备的机会呢？”
这是蒋介石在抗日问题上的一个基本观念，陈布雷和陈诚以及他们国民党的同志们，当然都不是第一次听到。陈布雷也无意于今晚同他讨论这些问题，不过出于对领袖和恩人的忠诚，仅仅想对不利的形势有些补益罢了。他的这一点拳拳之心，也是颇为动人的。
“先生，”他万分诚恳地说，“即是搞点表面文章也好。”
“表面文章？”蒋介石略一沉吟，脸色和蔼了一些，而且微露笑意。“那你们就搞一些么！多搞点文章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