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票，爸爸的工资上积攒一些，我再摆个摊攒点钱就够了。
妈妈摆的小摊主要是卖一些小孩吃的零食，如蛋卷、瓜子、花生、红薯干、小桔子等等，做红薯干很麻烦，要火烤，因为放外面晒的会有苍蝇，很不卫生，妈妈就用煤火在家里烤，妈妈把红薯煮熟再把它捣烂，然后刮成薄薄的薯片放纱布上，用竹篮放火上烤干再用油炸，又香又甜，不光是儿童，大人也爱吃。可是这样家里就时刻都冲满着煤烟味，爸爸夜里常常打喷嚏和咳嗽。妈妈说这样下去对爸爸身体不好，不要再摆这摊了，可是爸爸为了家里经济宽裕些，再说他也想有个电视机，说自己没事，摊还是罢着好。不但这样，爸爸还主动地帮着妈妈做点事。
第二批电视机又来了，舅舅真的给我家留了一张票，去买电视机那天，我和爸爸都非常激动，这件事真的不比现在买套房子容易，我和爸爸走十里多路去背电视机，早上清晨就起床，走到那又请人调试，下午背着电视机走回家，一路上招来了不少羡慕的目光。天刚黑家里就坐满了看电视的邻居，打开电视，整个屏幕全是雪花点，爸爸拿着那电视机上伸出来的天线左右摇晃，终于出来了图像，也只能模糊的看，因为万山当时还没有转播台，接收的是湖南怀化转播的。就是这样，从此以后，晚上家里还是宾朋满坐，特别是有了霍元甲的片子上演，更是得天天把电视机搬出去。爸爸很乐意邻居们来家看电视，说实话，在经历了那些年的‘阶级斗争’风浪以后，现在邻里间的和睦气氛让爸爸十分高兴，脸上时时挂着笑容。
妈妈的小摊摆到家里买了电视机不久就不摆了，因为当时很多学生从家里拿来饭菜票换零食，有些是家长不知道的，妈妈不给换，可孩子们上别的地方去换，有些为了想吃妈妈做的红薯干又把饭票换成钱来买妈妈做的红薯干，一天妈妈无意中听到过路的老师说，这些小摊以后会让很多孩子成为家里的小偷，那天后，妈妈再也不摆摊了，妈妈说不能为自己家日子过得好点害了别人家孩子，其实我理解妈妈，妈妈不光是怕害了别人的孩子，也是怕别人看不起自己的做人，妈妈一生很在乎名誉。妈妈不摆摊了，很多孩子的家长都对妈妈说，孩子们回家说，只有妈妈做的东西好吃，又给得多，建议妈妈还是摆摊，可妈妈为了爸爸不再嗅煤烟味而咳嗽，也怕被老师们误会和看不起，决心不做小生意了。
在我的记忆中，爸爸没有过上几天好日子，就是妈妈做生意和家里买电视机的这一两年，爸爸过得开心一些。可这些日子爸爸也常常为姐姐的婚事生气不开心，爸爸特别的爱姐姐的儿子小波，有好菜常常在放学的路上拦小波，只要看到小波爸爸就打心里开心。爸爸对姐姐的情感也常常处于矛盾之中，只要一提起姐姐，爸爸就会咬牙切齿的骂，可是背地里爸爸又常常关注着姐姐的言行，关注着单位领导对姐姐态度，姐姐在当时的单位里算是最有文化的女生了，可是落实政策回去的人们还是会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歧视，姐姐接了爸爸的班，就被分到坑口农副业组种菜，天天担大粪；后来又分去食堂，再后来又分去管煤，天天和煤打交道，满身满脸全是黑的。爸爸对坑口的领导很不满意，可爸爸恨姐姐，不愿意为姐姐出面说话，有一天姐姐在给人分煤，全身全脸都是黑的，爸爸看到了，回来心里很难过，爸爸就对我说了，春妹子在个人问题上是个不争气的东西，但是她有很多的长处，你看看她，单位放她在哪里她都能好好的干，她不嫌脏厌臭，她做什么都不屈不挠，她总有一天会站在别人前面。爸爸还举例说韩信能受胯下之辱，不久姐姐真的考上了电大，用自己的实力证实了自己，爸妈知道后还是很开心，只是不愿意表露出来。
1982年自然减员我大闹矿办公室后，情绪特别的不好，完全封闭自己。贵阳的舅妈来了，带来了很多的尼龙布，那时的市面上都是全棉的东西，大家对化纤布特别感兴趣，舅妈让我和她一起去广州做生意，舅妈带来的尼龙布每一块能卖9元钱，能做被面，花色也很好看。可是这些尼龙布实际上是一些包装布，有个远房表哥文革初跳水逃到了香港，后来在新加坡的一只船上当了大副，远房舅母听说我没工作，就想让我过去做些走私生意，把表哥带过来的一些不值钱的东西拿到内地来卖。其实这是个发财的机会，但是爸爸和妈妈都不同癔，说是违法的，怕出事，我自己很想做，可是因为长期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也没有这个胆量，心里十分的矛盾，就在家里闹情绪，爸爸妈妈都让着我，一天晚上我突然控制不住自己，半夜里放声大哭。爸爸没招了，冲我大吼，爸爸说：“你老这样，我们好难侍候你的，我和你妈为你没工作也很担心，平日里你是个孝顺的孩子，可现在你为了没有工作在家里这样，我和你妈也没办法为你解决，你越是这样，只能让我们越为你担心，我们现在天天小心翼翼的，怕让你不开心，我们也这个年龄了，能为你做的也做了。你这样下去让我和你妈怎么过，我们就是死，只要能让你解决工作，我们也愿意这样去做，可是我们就是死了也没办法帮你，你要是真有志气，你别这样让我们跟着你难受，现在政策开放了，你可以自己去闯条路出来，你不能自己找自己的饭碗？一定让共产党给你个碗才能活？你要是我女儿就自己站起来，活个人样给大家看，那才叫出息。”
爸爸的一通骂，把我给骂醒了，我决定不再这样消极，好好的干活，走自己的路，我觉得愧对父母，我觉得爸爸妈妈真的很可怜，不想再让他们为我担心。
做生意赔了本
听了爸爸的话，我决定振作起来，寻找自己的出路。可是出路在哪里？我看不到。我想试着去做点生意，但是做什么呢？我是一个刚从农村出来的乡下妹子，还是一直被人踩着在歧视下长大的乡下姑娘，更没有做生意的经验和见识。
那时政策刚开始开放，在我们万山这样的小地方做生意发起来的还没有，有的也只是刚起步，而且这些人的背景和我完全两样。我时时想起姐姐曾经说过的话，她说我就像压在块砖头下面的一株小草，虽然也在长，可是有些弯曲，一些事完全不懂，一些事反应特快，一些事胆大包天；一些事胆小无比。我从小看到的大多都是谁谁因投机倒把挨批斗，甚至被判刑。我身边的亲友里也没有做生意的榜样，该如何做生意，做些什么？我心里一点底也没有，只是想自己闯。怎么闯呢？没有一个人能帮助我，给我一点提示，朋友和熟人中也没有一个有做生意经验的。想起舅妈说过的远房表哥，可我没有这勇气，想着想着就自己害怕起来。
虽然文革过去了，可我还没有从那恐惧中完全走出来，我像一个刚从黑暗中走出来的人，见到阳光还眯着眼，看不清眼前的一切，只能用手挡着阳光，看着眼前模糊的东西。
我见市场上有人卖衣服，一些花花绿绿的晴纶毛衣，好看，也好卖，就打听是从哪里弄来的，他们说是上贵阳提的货，我便起了做服装生意的念头。借了300元钱，上哪呢？广州，太遥远了，为爸爸落实政策这些年我们姐妹虽然也在外面闯荡，可是我们始终只是往返于贵州和湖南之间。除了这些熟习的地方，再远的路让我一人去我还是感觉害怕，特别是带上这么多的钱，我一生口袋里还从来没有装过这么多钱呢。
在爸爸妈妈的允许下，我约和平一起上了贵阳，这么多的钱在身上得有个保镖呀，等到和平倒班时我俩就上贵阳采购衣服去了。
和平家里也穷，他常年都穿工作服，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就是他家给他和他弟弟一人做了一条深蓝色‘的确卡’的裤子，那时不像现在，衣服裤子都是成品，那时的裤子全是自己扯布做，很多人为了省钱就扯宽扣的布料套栽，他家也这样为了省布就扯段布让他和他小弟套栽，可布还是不太够，他弟有些胖不能穿，就两条都给了他。和平不管是冬天还是热天，只要休息时就穿上蓝的确卡裤子，妈妈常说，和平穿上这蓝裤子白衬衣好漂亮啊！
我和和平到了贵阳先上我舅母家，舅舅和舅妈都喜欢和平，说他看上去忠厚老实，可舅妈又悄悄的对我说，看你穿得这么洋气，和平和你走在一起很不般配，你要是有了工作，一定会找个比和平强的。舅妈说话从来就是想到哪说到哪，可我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说实话，我对和平更多的是同情。我们的恋爱没有书上写的电影里看的那些浪漫，我们两人相处时，在我心里平静得没有一点初恋的冲动；和他走在城里的市场上，他那小心翼翼、缩手缩脚的样子，活脱脱一个乡巴佬。看到他那样，我心里有些痛苦，我不嫌弃他穷，我在心里对自己说，我们真的成了家，他一定不会是这样子，他一定会穿上漂亮衣服，大大方方帅气展示在我的亲友面前；我很可怜他，可以说有些心痛他，可另一方面我也有些虚荣和空虚，我感觉心里没有依赖，我心里的梦想，就是找一个感情的肩膀和港湾，可和平出门处处都得我关照着他。这些我只能埋在心里，他常常不说话，我不知道他是深沉还是没有思想，我希望他是深沉，我尽可能把他往好里想，但是有一点我相信爸爸说的，他是个善良的对家庭有责任心的人。
天气还很冷，和平穿条的确卡的裤子常常冻得不停的挤清鼻涕，上省城他更是没有一件能出客的衣服，那时社会上已经时兴中山装了，很有钱的人开始穿毛料了，和平只能穿一件蓝色的棉衣工作服。他除了万山就是去过下乡的地方，可以说他比我还老土。到了城里更是分不清东南西北，话也不太敢说，因为城里口音和外地口音有区别，特别是一些小贩，只要听出或看出你是外地人或小地方人，不宰你才怪呢，这样，到了进货的地方，和平只有一言不发的陪着我。而我呢，人家笑我是‘左脑发达’，到任何一个地方，只要呆上一个月，就能说一口流利的当地话，我在贵阳呆了这么久，早就一口的贵阳话了。和平只是一言不发的跟随着我，我时时关注人们对我和和平投来的目光，也时时骂自己虚荣，这可能是乡下人进城后的变化吧，也许因为受歧视的目光看多了，总想做个城里人。
我和和平从来没做过生意，不懂得批发与零售，砍了半天的价，在一些摊贩手里总算是买了一些小孩穿的鞋和女孩穿的漂亮毛衣。拿回万山后才知道没有执照不能上市场，而且我们买回来的衣服比市面上卖的便宜不了多少，怎么卖得出去？这次生意做得成了我一时的心病，只好背着300元买来的一堆东西，到乡下走街串巷，不光是叫卖，还常常自己穿给别人看，一会脱一会穿，农村人，看的多，买的少，有时试了半天，结果一件也不买，天天这样翻山越岭，走到家全身酸痛，夜里想着借的本钱更不能睡了，整整20多天才贴本卖完。
邻近有一女的买了一件红色毛衣，回家穿了些日子，洗时用洗棉布衣服的方法——洗好后用开水泡了半天，扯出来晾时全变了形，又长又大，拿回来找我麻烦，一口一句我骗人，家门前堆满了人看热闹，里面也有鄙视的目光，我真是无地自容，我只好说让她别闹，我把钱退她算了。这时出来一个年轻的女老师，穿着洋气，气质也很好，她说，这不能怪卖衣服的，你这衣服洗的时候是用开水烫的，这衣服上面写得有字，说是晴纶的，晴纶不比棉布，不能高温。其实我心里也明白这个理，可是我怕我这样说连围观者也会说我狡辩，那时人们对做生意的还很鄙视，我怕引起更多的人说我为人不厚道而攻击我，这老师帮我说话后，很多观看的人，有些也不知道是真懂还是刚懂，都说起了晴纶的性质，看我时没有了那鄙视的目光，那女士把衣服拿回去没让我赔了。我很感激帮我说话的老师，对她说谢谢，她走进我家站了一会，告诉我，她很早前就认识我们姐妹了，她一直佩服我们姐妹为爸爸落实政策的精神，她对我没有工作深表同情。她对我说，“你不能找些别的事做吗？做这事得有本钱，”她走了，那同情和怜悯的目光让我十分难过，说实话，我从来都不喜欢别人怜悯，甚至于讨厌，可是对这好心的怜悯我只有无奈。
生意做成这样，我真是万念俱灰，好在爸爸妈妈不但没有埋怨还安慰我。
和平每月的工资全交给他父亲，自己身上常常身无分文，别的女孩谈恋爱多少都会用一些男友的钱，可和平就是和我去看场电影也要问他父亲要钱，而我从来不懂得怪他什么，不会像一些女孩那样怪男孩不给自己买这买哪，看电影也是他买一场票我买一场票，感觉这就是爸爸妈妈常说的志气，自己也在心里说不欠他的人情，这次服装生意不但没赚钱，还贴了我和和平的路费，还感觉欠着和平一分人情，本想这次赚了钱给和平也买件衣服表示酬劳的，可做成了这样感觉很不好意思。
一天我上和平家，和平的父亲对我说“伙计，你带我和平去做生意赚的钱呢？也要分点给我和平哦，”我羞得脸红耳赤说不出话来，我以为老人在挖苦责怪我，可老人一会就开怀大笑，说了个笑话，他说有一个生意人，用一匹马换三头羊，再用三头羊换九只兔，一天看到一群天鹅，旁边有人问他“我拿这么多天鹅换你这九只兔好吗？”这人很高兴的答应了，等别人把九只兔子拿走后天鹅一下子全飞了，故事就是一马换三羊，生意做得强，三羊换九兔，生意是这样做，九兔换天鹅，阿呵！老人说完后用慈祥的目光看着我说，你俩都不是做生意的料，奸商奸商，你俩都这么傻，怎么能经商？我觉得老人说得对，便死了做生意的念头。
注1：的确卡：的确凉卡其
注2：没有一件能出客的衣服：出客，土话，意指可以穿得出去的像样的衣服
和平的父亲
在妻子在世时，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