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称不上“不厌精”、“不厌细”，但也确实尽可能地加工得精细些，这是玛雅妇女日常工作的最首要内容。
玛雅人利用造化之赐，作出了许多重要的开发。比如说，他们从生活在一种仙人掌上的昆虫里，提取出红色染料。这一技术的广泛运用的意义，无疑可以在玛雅绚丽的壁画中最直观地感受到。
关于玛雅人如何创造发明还有一个小小的例子，那是一个美丽而又富有哲理的传说。
曾经有一天，伊扎王到野外采药，突然被一种像剑一样的植物刺伤了。他很生气，就命人拼命地抽打这种植物以泄胸头无名怒火。不料却抽打出了洁白坚韧的纤维。后来，玛雅人就用这种纤维制作绳索，派上了极大的用场。伊扎王从中感悟到什么，他说：“生命的诞生总是伴随着痛苦啊！”这种植物就是龙舌兰（century
plant，又名世纪树），从中制成的坚韧绳索，乃是玛雅人一项至关重要的发明。
假如没有这种绳索，那么也就无法拖运巨大的石料，也就无法想象玛雅先民该如何创造那些高大的金字塔、观天台、纪年碑等一切辉煌的文明业绩。龙舌兰的美丽传说恰好浓缩了玛雅人适应自然、利用造物、创造文明的艰辛欢乐的历史。
水的主题
有一派文化学者认定，人类文明史关键的社会政治体制的起源是因为大规模治水的需要。且不说赞同与否，但是，水成了文化学者的主题词。
玛雅文明是否有关乎“水”，显然不无关系。他们的世界观就是洪水灾难余悸的曲折反映，这一点可参看本书《第四世界》一节。实际上，他们的宗教演变史也是水的主题变奏史。至于玛雅人治水意义，我们不动脑筋也可以想到，在沼泽丛林里的玉米地曾养活了二三百万人口。
玛雅地区的水资源分配是非常不平衡的。尤卡坦半岛的整个北部地区几乎没有河流，干旱的气候与美国佛罗里达中部、南部相似，降水量极为有限。越往东、南越湿润，热带雨林气候明显。降水的地区性变化与地形地貌的差异相结合，造成了玛雅地区多姿多彩的动植物以及各具特色的生存环境。
从北部广大的平原说起，这片土地上现存着玛雅后古典时期（也即新王国时期）最重要的几个城市中心奇岑伊扎、玛雅潘和乌斯马尔的遗址。10世纪以后，玛雅文明的重心转移到这里。这片土地的自然条件与古典期文明中心所在地区完全不同，这也就使得后古典期玛雅文化出现异变。
干旱地区的玛雅人，生存的第一问题是水，所以，辉煌的奇岑伊扎城就建在两个大型石灰岩蓄水坑边上，这两口天然井成了玛雅人的“圣井”。奇岑伊扎若逐字转译，即是“伊扎人的井口”。人们最担心的就是天不下雨，于是，玛雅宗教史上一个重要的新现象出现了——雨神恰克（chac）日益受到崇奉，地位大有凌驾第一大神天神伊扎姆纳（Itzamna）之势。这就好比说中国常为祈雨操心的古代农民变得不敬玉皇大帝，专奉龙王爷一样。玛雅祭司们的主要工作变成了求雨，这种情况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还被来访者目击。小村子里一位年届八旬的老祭司主持祈雨迎神活动，他向恰克祈祷；“啊！云，我恳求你马上来临，带给我们生命。雨神恰克啊，我奉献面饼和肉食给你………，我对你的请求是给农民以生命，下雨吧，在他们劳动的地方，重新给他们以生命吧！”
从这个事例中，可以想见玛雅宗教在后古典期的变化。我们固然可以把这些变化归之于来自中墨西哥托尔克特人的影响，但是，从“水”这个主题不也能有所发现吗？正是因为玛雅人对神祇的请求（实则是对水源的渴求）变得极为迫切，才使得他们的献祭活动愈演愈烈，献祭的规格越来越高，出现血淋淋的人祭。退一步说，即使人祭活动确系舶来品，那么其“发扬光大”也与水的迫切渴求有关。
让我们把视线从后古典期转向在它之前更为重要的年代。在那个玛雅文明的黄金岁月（古典期，公元3世纪至9世纪），玛雅先民生活的环境又是另一种面貌。那里不愁旱，只怕涝。
在这片低地种植玉米，玛雅人要解决排涝问题。当然，他们可以选择山坡开垦梯田，以保证主食玉米这种旱地作物所要求的土壤条件。他们确实这样做了，直到今天在玛雅地区仍能见到，但这种山坡地都不大。根据学者们研究，该地区地力不足，一块土地种植几年就必须休耕废弃。这样一来，人们所需的耕地总量就要乘上好几倍，以供休耕轮作。
要养活日益增多的人口，这种办法肯定捉襟见肘。而玛雅文明如此辉煌，特别是遗存的如此众多的大型石建筑，必然要有成比例的人口数量才能自圆其说。古典期玛雅人口，大约达到二三百万。这么多人的吃饭问题如何解决，正显出文化创造的智慧。
1980年6月2日，美国卫星探测系统透过茂密的丛林发现了纵横交错，规模宏大的沟渠网络。这不是幻觉！为了证实图片上的“网络”，一批大学教师亲往考察。他们或步行或乘独木舟，进入现今的危地马拉国和伯利兹（英属洪都拉斯）境内的低地热带雨林。他们亲眼目睹了奇观，原来这“网络”是玛雅先民的排水沟渠网，它们平均宽度1至3米，深半米。沟渠是用石锄刨挖而成，用于排水，这显然是玛雅人对付沼泽地的淹涝，开辟旱地的对策。经科学方法测算，证明这些沟渠确系玛雅古典时期所为。这也就解了公元3世纪至9世纪玛雅人在这片低地的生计问题。
现存遗址中有一种人称“高地”的花畦，它就是玛雅人针对大雨淹涝而开辟的；无论雨水是否过多，它都可照样耕种玉米。玛雅人的邻居阿兹台克人，在文化上是玛雅人的模仿者。他们一种叫作“水中田畦”（Chinampas）的人工地块，制作方法是先用树枝芦苇编成排筏，用淤泥并掺上其他泥土，敷在筏上。然后种植菜蔬花卉。排筏放弯水域中，通常若干排筏相连，用木桩插入水底来固定。再有填湖泊水洼修造的小块土地也叫“水中田畦”阿兹台克人的这些做法，是否也有玛雅人的渊源呢？
无论怎样说，自然环境迫使玛雅先民采取了一些文化的策略。倘若没有进行大规模关乎生计的工程（排涝渠网系统）的客观需要，那么恐怕也不会有玛雅社会组织体系的进步。由这种集体劳动的组织管理中积累的经验，促成了玛雅古代社会进行宏大的文明创造的气魄和能力。
有个别学者陷入概念的圈套，把一种合理的理论演绎错了方向。他们认为既然地球上大多数农业文明都兴起于大河流域（埃及尼罗河、印度恒河、中国黄河、中东两河流域），并且由大规模灌溉系统的建设促进了高度组织化的官僚管理体系，那么，为什么玛雅文明会出现在不该出现的低地热带丛林呢，那里并不需要灌溉呀？
其实，这些学者把到手的真理又轻易地扔开了。低地玛雅人不需引水浇灌，但他们却需要排水排涝。大型水利工程对他们来说，同样不可缺少。这不正是他们的社会文明的绝好契机么？
进一步说，玛雅地区的大量石建筑都有巨大的台基，这是不是为了在洪水到来时高出水面呢？联系玛雅人的世界观，他们特别强调人类多次毁于洪水的灾难，那么一级一级升高的金字塔是否就是他们坚不可移的“方舟”呢？
水，无论对玛雅人的生存、文明、信念，都有绝大的意义。
可可豆本位
当代世界一体化的大潮流，使我们心态成熟的现代人都完全懂得贸易的重要性，自给自足的经济使得政治上割据、文化上隔绝的状态成为可能，而相互间经济上的巨大需要却似一股无形伟力，把不同地域分布、不同种族归属、不同文化渊源的人们拉拢到一起，形成共同的市场、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文化。
贸易活动本质上是资源的交流。切莫狭义地理解资源二字，资源不仅是经济上的，而且也是文化上的概念。民族文化共同体的生成总要仰赖“资源”的交流。人们常说玛雅文明地处新大陆，在被欧洲人扰动之前乃是个“独立发展的智慧实验室”，此话不错。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文明是凝滞的。
在没有大规模的异质文明之间的交流的情况下，一个文明同样能够获得必要的文化刺激。这种刺激来自其内部。缺乏外部交流，则内部的交流（包括交换资源）也成为文化发展的动力。内部交流范围的边际，也就是一种文明达成统一性的界限；内部交流的过程，也就是一种文明达成同质化的过程。
玛雅文明，玛雅地区，玛雅民族，这些都是历史的概念。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玛雅文化所达到的同质化程度和范围，才是我们理解上述概念的依据。古代玛雅人没能突破他们那个三面环海、两端窄陆的“半封闭”“独立实验室”，但在实验室的屋墙内却有着相当多的“化学过程”。
玛雅地区的自然资源分布绝不是整齐划一的，不同地域间的物资交换始终是十分重要的。要是没有联结其各部分的货物交换网络，那么，玛雅地区就决不会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
在整个低地地区，石灰石无疑在建筑上有很大用处，这种质地的石料易于切割开采，也易于雕刻装饰。在许多地区，含有可以制成砍削工具的浅撞石矿床；而高地则出产更为上等的黑曜石，这种打制石器的好原料是高地火山喷出的熔岩，几乎全由玻璃质组成，一般为黑色、褐色，有明显的玻璃光泽和贝壳状断口，可作工艺品、装饰品。用于制造碾磨工具的坚硬火山石和火山矿物颜料，也只在玛雅山（Maya
Mountains）和高地才有所发现。在一切材质中最贵重的玉石（玛雅人对玉有特殊的情感），也只能在危地马拉的莫塔瓜谷地（Motaga
Velley）被找到。在尤卡坦海岸地带和沿着太平洋海岸以及沿危地马拉高地边缘的矿床中，盐可以很容易地加以利用，但在中部低地地带却难以找到。
不仅矿产如此，其他资源分布也不均衡。热带丛林的出产，包括取自各种树木的树脂（用于烧香敬神）、硬木和漂亮的鸟类羽毛，还有用作药材和香料的各种植物。
丰富多样的海产品乃是玛雅仪式活动中不可或缺的：贝壳、珊瑚、珍珠、鯆鱼脊骨。这份清单还不是全部，各地农业上的特产和制成品，如可可豆、蜂蜜、陶器、织物、玉雕、武器等等，进行着广泛而发达的贸易。
玛雅社会出现了专门的商人阶层，甚至在宗教观念上也有像北极星这样的商人保护神。商人一部分即是权贵人物，另一些则是普通社会成员。他们利用奴隶搬运货物。在各个重要城市之间，居然还铺着碎石道路相通。商人有特制的商路图。沿海居民剖木为舟，用这种木船从事贸易，每船可容40人之多。
通常在玛雅城市中心里还有规模庞大的交易场所，或许还有货栈，可供商旅住宿往来。交易的举行有一定的日期。可以说，到了玛雅文明的后古典期，商业贸易已成为其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趣的是，这种贸易经济所联系的货币体系非金非银，而是用可可豆作为本位。比如说，一只兔子值10粒可可豆，一个奴隶约值100粒可可豆。这就引出了一个疑问：既然用这种可年年收获的可可豆作“货币”，那么会不会引起“通货膨胀”？玛雅社会是如何阻止“私印伪钞”的？一般关于玛雅商贸的资料都不涉及这个问题，语焉不详。实际上，玛雅人的可可豆本位并不是一个可以与现代国家银行黄金储备相提并论的东西。它很可能只是一个便于计数的交换单位。比如前边那个例子，由10粒可可豆与100粒可可豆之间的比例关系，就可以准确获知一个奴隶等于多少兔子的价值。
可可豆显然不可能像“天然是货币”的黄金那样，成为跨越时空的一般等价物，可可豆本位的贸易经济或许非得有特定的情境、特定的政治保障和道德保障不可。事实正是如此，贝壳、布帛、铜铃、小斧等也偶作交换单位。可见玛雅世界内部各城市、各部族的贸易本质上是易物贸易；不是要长途跋涉赚回“外汇”，，而是要换回本部族本地区所需要的紧缺物资。所以，他们并不是要严格规定货币本位，而是把贸易中比较便于携带的部分用作象征。外来的观察者很容易把这部分交换货物（贝壳、布帛、可可豆、铜铃等）看成“货币”。
玛雅贸易在城市内部进行当然需要秩序和管理，这对其政治势力的消长不无促成；而在城市之间、部族之间进行的长途贸易，则必然是武装贸易。大规模、长距离的交换必定是关乎国计民生、关乎宗教仪式的重大需求，于是这种贸易就不是民间个人行为力所能及，而是需要集团政治军事力量的支持。有一种理论认为，玛雅文明在政治上的起源即是各部族问必须进行物资交流，或者战争，或者贸易，或者两种途径兼而有之。他们的生产生活离不开石器工具，他们的神灵需要特定土产的贡奉。这就是物资交流的必然性。
贸易把玛雅地区联成了网络，构成一个经济上、文化上都相互依存的关系，这就是玛雅人的共生圈。
从头到脚的“文化”
真正的玛雅文明逝去了，现代玛雅人及他们的居住地中再也看不到当年玛雅抄本和壁画上描绘的那些热烈而绚丽多彩的气息了。现代的玛雅人穿着美国式的便裤便装，女性头上的珠花也是从市镇上买来的，男人腕上有廉价手表，小孩子嘴里含着软糖，总之，当旅游者或文化学者来到他们中间时，可以立即感到，一种异国情调已经在世界文化大一统、大交流的背景中被冲淡了。而与此同时，美国士兵在海湾战争中把脸涂成黑、红两色，以示英武。美洲豹皮纹样、羽饰和头巾成为孩子们在万圣节时的穿戴行头。在这些戏剧性的场合人们以脸谱的方式再现着久已逝去的玛雅文明的影子。
翻开早期西班牙入侵者们的记录，首先让我们感受到玛雅文化独特气息的，也主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