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卡坦编年史》、《玛雅人编年史》之类，参考价值更高些。当然，后者成书于征服时期开始后不久，并且还可以同有关文物、口传文化相互参证，也是玛雅研究的重要资料来源。但是，和《波波尔·乌》一书相比，参考价值的位次还要略往后排。
《契兰·巴兰》丛书的产生较富戏剧性。它起源干西班牙传教士的传教目的，最后却变成保存玛雅文化的重要工具。真是歪打正着。西班牙人入侵、征服的尘埃刚刚落定，天主教传教上们就尝试让玛雅人接受西班牙语。他们想用西班牙文本教玛雅人认字，让玛雅人口说自己的语言，但记录书写时完全采用西班牙文字系统。他们希望以这种方式最终促进玛雅人向天主教皈依，让他们慢慢摆脱魔鬼的异教以及附属于那种异教的一切。
当他们开始实施这一做法时，还有一个因素增进了他们的信心。西班牙人发现，用西班牙语记录玛雅语言，在音系上只须添加极少的音素。确切他说，只需在西班牙语音体系中加上两个音素，一个是葡萄牙语中的调，发音如同汉语的“西”；另一个采用创造的符号つ来表示，发音如同汉语中的“兹”，现在这个古怪的符号被dz取代。加上这两个音，西班牙语的字母表就完全可以为玛雅语记音了。西班牙人的这种文字改革很像给象形文字引进表音的拼音系统。所不同的是，他们将玛雅人的文字系统毁掉，把自己的字母拼写系统强加于人。实在是强盗相。
所以，玛雅人在无奈中采取了“曲线救国”的办法。那些原来希望被用来为天主教张扬教义的西班牙字母，现在被用以记录玛雅人的历史和文化。玛雅人真的将它们变成自己语言的新的记音符号系统，用它记录和传承自己的文化。《契兰·巴兰》丛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这套丛书是由许多村庄各自的史书组成的。它们共同的特点是，用欧洲人的纸张、西班牙文的字母，写玛雅人的语言，记玛雅人的历史和文化。
玛雅自己的文献已经没有人能看懂；现有的玛雅文献全都是用西班牙字母写的。然而，最奇的还是玛雅文献中留下的内容。所谓Chilan
Balam，直译是预言家、美洲豹。预言家指玛雅祭司集团中的一种，他们能经常与神沟通，将神的启示或谕告传达给人们；他们还能占卜，预言未来的天上人间之事。美洲豹是玛雅神的化身，它象征着神藏的神秘的东西。整个书名可以意译为通神者说神，讲解各种神秘的知识。它可能是那些幸存的掌握文化历史的玛雅人，向他的同胞讲述自己民族古老的知识。以前这些知识是贵族和祭司阶层的专利，千百年来都是用象形文字记录在图谱上的。现在，说书人未变，但改成了西班牙语记音，内容也大致地保留下来。
《契兰·巴兰》丛书有许多本，每本都是写某一个村镇。比如，《马尼的契兰·巴兰》（The Book of Chilan Balam
ofMani），就是在马尼村写成的。现在知道的有十一、二本《契兰·巴兰》的片断，最重要的几本分别是马尼（Mani）、提兹明（Tizimin）、除马那尔（Chumayel）、卡乌阿（Kaua）、伊西尔（Ixil）、涂斯伊克（Tusik）等。
这些文献的内容非常丰富。有预言、神话、祈祷，有首领的考试、仪式，有天文学资料、咒语、歌曲，还有时事记录（比如，处决、流行病等），最重要的是，还有对玛雅古代历史的编年概述。文体、资料来源也很复杂。由于它们毕竟是西班牙征服之后的产物，而且经过了语言上的转记，所以，将这些混杂文集中的所有记录都当作玛雅文献的原件，是过于草率的。但是，目前学术界一般都认可其中的编年史记载，认为这是对一些图原件内容的抄录，而那些原件已经失传。至于其他内容很可能是抄录、回忆和口传文化的综合产物。
《波波尔·乌》是以西班牙史家的眼光编译成的，因此，它不仅记载了书中原有的许多玛雅神话和史诗，而且也多少反映了外来文化人对玛雅文化古迹的观察心得。从形式上讲更为规范有序，从内容上讲也更加连贯易懂。
总之，这两本意外地成为玛雅文献核心的奇书，成为学者们参考最多的资料。
这两本书，虽然有这样那样毫不搭界的特点，但是在性质和内容上具有一种共性。一本是圣书，另一本是占卜者的预言。它们都是得自于玛雅祭司集团的真传。正是因为这个具有专业性的来源，增加了它们的权威性。这两本书包含了文化人类学家们最关心的玛雅文明的核心部分，那些已被时间淹没或已被西班牙入侵者毁掉的部分。书中记述的那些久远的神话、编年的历史大事、天文学知识、以及那些曾一度秘传于小圈子内的仪式知识，是无法在现代玛雅人的生活中观察到的，也是最有价值的。
当年由玛雅人中的通神者秘密记录、讲授的东西，在外族入侵者强权蛮力的逼迫下，成为永远的秘密，或者公开的秘密。当年在玛雅人心目中神圣超凡的东西，在今天的文化研究者眼中，正好是解开玛雅文化之谜的一把关键的钥匙。历史由这么多偶然事件组成，重新发展一次，也未必是现在的格局。当年的通神者精心构建、维护起玛雅的“神”，今天的研究者费尽心机要去抓往玛雅文化的魂。这些文化的制谜者和解迷者，谁能预说这些历史的偶然？
国旗上的克沙尔鸟
危地马拉的国旗上绘有一只振翅欲飞的克沙尔鸟，国家发行的纸币上也有它的图案，甚至市值单位就叫克沙尔。
克沙尔鸟是中南美的特产，与玛雅人有着不解、缘。这种鸟非常美丽，它长着彩色的羽毛，胸脯洁白如雪，最可爱的是那蓝绿相间、高雅华贵的长长尾翎。古代玛雅贵族和祭司就用这美丽的尾翎作装饰，它成为这些政治领袖和精神领袖高贵品质的象征，成为他们高贵形象的一部分。
克沙尔鸟生性刚烈，宁可死去，也不愿被囚在笼中。它的这一性格，成为玛雅人热爱自己的文明，反抗殖民压迫的象征。伟大的古巴革命家兼诗人何塞·马蒂在危地马拉漫游时，曾经写下这样的诗句：“克沙尔鸟之至美，乃是它决不屈从任何人。”这并非无惑而发，原来还有一段英勇悲壮、令人荡气回肠的故事。
1523年末，西班牙殖民强盗埃尔南多·科尔特斯派他手下上尉军官佩德罗·德·阿尔瓦拉多征服玛雅人。他带领由骑兵、步兵、炮兵组成的殖民军耀武扬威地向玛雅人居住的地区进发，不料遇到了强有力的抵抗。
克沙尔鸟意象除了表面这层坚贞不屈，它还有什么深层的意味吗？换言之，我们应怎样通过它来透视玛雅文化心理呢？
让我们把目光再次投向数百年前那血与火的战场。在传说与神话的虚光里，原来英勇悲壮同时也是不忍正视、不堪回首的耻辱。阿尔瓦拉多上尉属下只有120名骑兵、300名步兵，战马173匹，大炮4门，另外还有一些已归顺的持拉斯卡拉和乔卢拉人。与之对阵的是7万玛雅大军，这真是众寡悬殊的对比。然而，玛雅人却遭到惨败。神话般的英勇不屈意象的背后，却是屈辱地被征服的事实。
玛雅大军首先在第一回合就败给西班牙人的军事计谋，他们被诱骗到平原开阔地带，这是便于骑兵驰骋、火器施展的有利地形。阿尔瓦拉多把弱变成了强，玛雅人却把强变成了弱。他们的文明没有给他们以近代军事武器的知识，却给了他们神灵崇拜的观念。他们没见过火炮，甚至对骡马也一无所知。炮火轰鸣自然地被看成天神施威，骑兵也被当成半人半马的天兵天将。按理说1523年时的所谓军事优势也真有限得很，西班牙人使用的还是长矛刀剑，直到16世纪后半时才产生枪弹，17世纪才发明把弹丸与装火药结合起来的办法。前装式滑膛枪装弹时，先要咬掉纸弹壳的底盖，向药池内倒少许火药，余下的由枪筒口倒入，再推入弹丸和纸壳。真是不胜其烦。史料表明，即便是很原始的火绳枪，殖民军也没有几支。
这就给我们头脑中先入为主、笼而统之的印象提出了挑战。玛雅人并不是败于军事技术上不如人，而是败在心理和文化的战场上。7万大军敌不过区区几百人这个事实，当时怎样刺伤了玛雅人的心灵，我们可想而知。
我们从经过文化“文饰”的克沙尔鸟意象中，可以找到某种属于玛雅文化传统的东西。正像克沙尔乌千百年来作为玛雅祭司头顶的标志那样，寻求安慰与解脱的愿望也找到了玛雅神灵世界这一象征。以克沙尔鸟为中介，古代玛雅人从宗教中寻找庇护、慰藉的努力，就与近代玛雅民族从神话般的意象中寻求精神寄托、解脱与升华的努力，达成了千年一系的完整统一。
心理学告诉我们，人总要在“事实”与“认知”之间找到某种平衡。当惨败、被征服的“事实”与玛雅人自尊自爱的民族情感发生矛盾时，当“事实”无法更改时，他们就不自觉地试图改变“认知”。神话般的克沙尔鸟飞升而去，给黑暗的“事实”涂上了亮色。
现在的危地马拉，是古老玛雅民族的发祥地之一，也是通向玛雅其他地区的必经之路。在这里，玛雅文明与西方世界悲剧性地相遇了。头戴翎盔，手持盾牌的玛雅武士，用弓箭、石矛这样的原始的武器，与西班牙殖民军血战。军事上的失利是无可避免的，然而他们在酋长特库姆－乌曼的领导下，前仆后继，屡败屡战。
在一次空前惨烈的战斗中，特库姆－乌曼牺牲了。悲恸的玛雅人说，他们的酋长化成了美丽的克沙尔鸟飞升而去，他的鲜血染红了克沙尔鸟洁白的胸脯。这个满含深情的传说，安慰了玛雅人的心灵，也显示了他们不屈的民族精神，成为今天危地马拉这个中美玛雅国度的优美神话和永恒意象。
一个文化，说到底就是营造出了它自己的“意象”。
在中美几个玛雅国度中，无疑危地马拉是最值得骄做的。玛雅文明最辉煌的岁月是在这块土地上度过的，古典时期遗址蒂卡尔（最大的玛雅城市）在危地马拉的境内，直到今天，玛雅后裔在这里有着最高的人口比例，几近六成。所以，作为现代政治国家的危地马拉，特别地看重自己作为玛雅文明国度的特征，特别地把克沙尔鸟意象作为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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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Buckland；“Four as a Sacred
Number”；J。A。I。；xxv。PP。96～9，引自《原始思维》（〔法〕列维一布留尔）第205页，商务印书馆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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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大雄》玛雅的智慧》第六章 文化显像
第六章 文化显像
文字：象什么形
人人都知道玛雅人使用象形文字，但实际上，象形文字只是从埃及那儿借用来的说法。象形文字（hieroglyphicwriting）一词，初见于公元前1世纪希腊人迪欧多勒斯·希库罗斯的著作。按希腊语拆解开来，指“神圣的雕刻”。然而，“神圣的雕刻”的说法倒是出奇地符合玛雅象形文字的情形。
玛雅象形文字都是“神职人员”专门主持刻写的，其高深莫测非普通玛雅人所能了解，更不要说外部观察者了。19世纪一位年轻的美国外交官约翰·劳埃德·斯蒂文斯，醉心于玛雅文化的高深莫测，但他的最大障碍是不可逾越的文字关，他无法知道这些神秘精致的图画符号讲述着怎样神奇的往事。他在现今洪都拉斯境内那个“浪漫与辉煌之谷”靠近古玛雅城市中心科潘遗址的地方停下脚步，以50美元的高价（要知道那还是19世纪70年代后实行黄金本位的时期）买下一块地，作长期研究的打算。但他对玄奥晦涩的玛雅象形文字实在感到“超出智力所及”。他说：“我无法假充解人。当我凝望着它们之时，想象力常常痛苦不堪！”
诚如其言，直到今天，文字学家们还是谈不上对这些文字全部识读。已知850余个玛雅象形字，只有三分之一仰仗当年西班牙随军主教兰达的记述而被了解，其余三分之二数百年来都未能“起死回生”。现代学者或驰骋想象，或钩玄考据，或者祭起“战无不胜的科学”法宝，乞灵于大型计算机每秒上百万次的运算分析，结果依然照旧。间或有性急自信的人跑出来宣称破译了谜底，但也都查无实据、不了了之。
谜一样的玛雅象形字，你究竟像什么！
现存的玛雅象形文字是被刻在石碑和庙宇、墓室的墙壁上，雕在玉器和贝壳上，也用类似中国式毛笔的毛发笔书写（或者叫描绘）在陶器、榕树内皮和鞣制过的鹿皮上。总量相当多，单在科潘遗址一座金字塔的台阶上，就有2500多个。这就是世界巨型铭刻的杰作之一“象形文字梯道”，古怪而精美的象形文字布满8米宽、共90级的石头台阶。
金字塔坛庙与象形文字的结合，清楚表明其宗教的性质。四部存世抄本上的象形文字，也无疑是宗教为主的用途。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象形文字似乎像是从天下掉下来，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一样，我们只能看到它从头至尾一成不变的成熟完美，而不像其他古老民族的文字有一个逐渐从简到繁的发生发展的轨迹。比如汉字在成熟的方块形态之前，经历了许多不成熟不确定甚至简陋的形态，如甲骨文、金文以及半坡陶器上的刻划纹。戴维·迪林格指出：“玛雅文字……在被我们发现时已经非常成熟，因而可以推想，它必然有过一段我们尚无从知晓的进化过程。”
然而按文字学的理论看，玛雅文字又仅仅停留在一个简陋初级的阶段。就世界范围说，文字都经历了三个不同发展阶段，一是图画或象征的文字，由画面来讲述整个故事；二是会意文字的阶段，用符号代表一定的意义；三是表音文字，这时文字与语言真正结合到一起。玛雅显然要被归入第一阶段，但实际上它的形式完美性远远超过了甚至像半记音字母化的古埃及那样的象形文字。我们是否能在认可上述文字发展阶段理论的同时，另外再找寻一下玛雅文字自身特殊的发展契机和动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