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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苏轼牵连的人中，有三个人的处罚较重。驸马王诜首当其冲。他因为事先泄露机密给苏轼，且交往亲密，在御史台调查时不主动交出苏轼的诗文，被削除一切官爵。其次是王巩，被御史附带处置，发配西北。第三个是苏辙，他曾奏请朝廷赦免兄长，自己愿意纳还一切官位为兄长赎罪，遭受降职处分，调到高安，任筠州酒监。其他人，张方平与其他大臣都是罚红铜三十斤，司马光和范镇及苏轼的其他的朋友，都各罚红铜二十斤。喧嚣一时的“乌台诗案”终告结束。
王诜是皇亲国戚，尤其王诜妻子宝安公主（后改为蜀国公主，累改秦、荆、魏三国）为宋神宗亲妹，都是高太后所生，兄妹感情极为深厚。有如此关节，王诜却被处罚得最重，这就格外令人纳闷了。宋神宗在贬黜王诜的手诏中说：“王诜内则朋淫纵欲而失行，外则狎邪罔上而不忠，由是公主愤愧成疾，终至弥笃。”由此推断，除了受到苏轼牵连的因素外，宝安公主病重才是王诜被贬的主要原因。王诜虽然娶了金枝玉叶的宝安公主，宝安公主也极为贤惠，然而名士风流，王诜还是先后娶了几个小妾。宝安公主因此被冷落，经常郁郁寡欢，而唯一的儿子又在三岁时夭折，最终使她忧伤成疾。宋神宗恼恨王诜，因此才借“乌台诗案”从重处罚妹夫。王诜被贬的第二年，宝安公主已经病入膏肓，高太后前来探望，宝安公主从昏迷中醒来，悲伤地告诉母亲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母女二人抱头痛哭。片刻后，宋神宗匆忙赶来，亲自为妹妹诊脉，又亲手给妹妹喂粥。宝安公主为了不辜负兄长的情意，勉强将粥喝完。宋神宗赏赐给宝安公主六千金帛，又问妹妹有何要求。宝安公主说：“复诜官而已。”意思是请皇帝让丈夫王诜官复原职。第二天，宝安公主去世，年仅三十岁。宋神宗听说后，还来不及吃饭就赶往公主府邸吊祭。结果，刚刚望见公主府的府门，皇帝就忍不住开始痛哭流涕，并因此而罢朝五日。兄妹的手足情深，由此可见一斑。为了满足宝安公主最后的愿望，宋神宗打算召回王诜，但就在这个时候，宝安公主乳母告发说王诜经常不检点，甚至纵容小妾有不尊重公主的行为。宋神宗闻之大怒，下令杖责王诜的小妾，并全部发配给士卒。王诜则再次被贬往筠州，一直到宋神宗死后才被放还。
乌台诗案发生的前后，励精图治的宋神宗始终没有停止改革的进程，亲自对熙宁年间的变法措施加以调整，继续推行，并着手对官制进行了一次大的改革，使变法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宋神宗在内外交困中病死，在位十八年，年仅三十八岁。一位心有大志想有所作为的皇帝，就这样地英年早逝。远在江宁的王安石作诗哭悼说：“老臣他日泪，湖海想遗衣。”这泪不仅是为宋神宗而哭，也是为政局的逆转而哭，为新法的命运而哭。王安石心中非常明白，宋神宗一死，新法的命运就走到了尽头，他们君臣的理想终将彻底破灭。之后，王安石一直非常不安，当他听到免役法也被废除时，不禁悲愤地说：“亦罢至此乎！？”不久便郁然病死。
二 女中尧舜
元丰七年（1084年）秋，在一次宴会上，宋神宗突然开始抽搐，把酒杯都打翻了。这是皇帝生重病的前兆。但开始还不是很严重，一直到元丰八年（1085年）正月，宋神宗突然卧床不起，不能处理朝政。二月，宋神宗疾病日趋恶化，愈来愈严重。三省枢密院长官到内宫问疾时，宰相王珪请宋神宗早日立延安郡王赵煦为皇太子。此时宋神宗已经不能说话，只是点头表示同意。王珪又建议让皇太后高氏暂时处理朝政，等宋神宗身体康复后再还政，宋神宗也点头认可。当时，皇太后高氏、皇子赵煦和朱德妃（赵煦生母）都在场。
等到退出宋神宗卧室后，宰相王珪等人跪在高太后面前，要求她处理朝政。高太后慌忙躲避，但宦官张茂则对高太后说：“太后应当为国家社稷着想，不应竭力逃避责任。”于是高太后同意垂帘听政。
虽然宋神宗同意立皇子赵煦为太子，但一直未下立太子的诏书。赵煦原名赵傭，为宋神宗第六子，母亲为德妃朱氏。他既非嫡出，又非长子，不过因为向皇后没有儿子，前面五个哥哥又早夭，他年纪最大，因此才被拥立为皇太子。这时候，赵煦才十岁，而宋神宗的两个弟弟雍王赵颢三十六岁，曹王赵頵三十岁，正是年富力强的年纪。尤其关键的是，赵颢、赵頵和宋神宗都是高太后亲生，论地位和出身，这二人也都具备了做皇帝的资格。宋朝又有宋太宗“兄终弟及”的先例，于是，一些人开始蠢蠢欲动了。
大臣蔡确历来与宰相王珪不和，他见王珪打算拥立赵煦为皇太子，便与另一大臣邢恕密谋在雍王赵颢和曹王赵頵选立一人为皇帝，这样才可以有拥立之功。在这场皇储之争中，高太后的立场立即变得非常重要。两边都跟她有很近的血缘关系：一边是她的亲孙子，一边是她的亲儿子。无疑，做出选择并不容易。
高太后出身名门，其曾祖为宋初名将高琼，祖父是名将高继勋，母亲是北宋开国元勋曹彬的孙女，姨母是宋仁宗皇后曹氏。高氏小名滔滔，从小就被曹皇后视为亲生女儿，养在宫中，被称为“皇后女”。当时宋英宗赵曙年幼，也被抱养在宫中，被称为“官家儿”。两个小孩刚好同岁，宋仁宗对曹皇后说：“异日当以婚配。”这样，高滔滔和赵曙青梅竹马，有着很好的感情基础。长大后，宋仁宗和曹皇后亲自为两人主持婚礼，当时有“天子娶媳，皇后嫁女”的说法。赵曙即位为宋英宗后，立即立高氏为皇后，二人的感情一直很好。高氏自小在宫中长大，经历了许多重大政治事件，见识相当不凡，决非普通女子可比。
蔡确和邢恕也感觉到必须取得高太后的支持，才有成功的可能。二人经过一番精心策划，由邢恕出面，以赏花为名，邀请高太后的侄子高公绘和高公纪到府中。高公绘和高公纪应邀前来后，邢恕开门见山地说：“皇帝陛下的病情已重，御医都回天之力，延安郡王年幼，雍王和曹王都很贤明，有可能成为皇位继承人……”高公绘不等他说完，就大惊失色地说：“邢公这是想陷害我们全家！”然后与高公纪急忙离开了邢府。
蔡确和邢恕见软的不行，便决定杀死支持赵煦的宰相王珪。有一天，蔡确约王珪一起去探视宋神宗的病情，走到半路的时候，蔡确问王珪对立储之事的看法。此时，蔡确已经事先安排好开封知府蔡京率杀手埋伏在四周，只要王珪坚持立赵煦为帝，就将王珪杀死。
王珪，字禹玉，祖籍成都华阳，幼时随叔父王罕迁居舒州（今潜山县）。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王珪中进士甲科第二名（榜眼）。初任扬州通判，后入京都任起居注，又进知制诰等职。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兼任端明殿学士，得赐盘龙金盒。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拜参知政事（副宰相）；熙宁九年（1076年），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首相）。王珪“以文章致位通显”，“其文章博赡瑰丽，自成一家”，“揖让于二宋之间，可无愧色。王珪、谢及、陆游、杨万里等往往称之，殆非虚美”（《四库全书总目》）。他为宋朝廷起草诏书达十八年之久，其中重大典策多出自其手。欧阳修读王珪所起草的宋仁宗立太子诏时，忍不住赞叹说：“真学士也。”
王珪的后代中有几个极为著名的人物。王珪长女嫁给了著名文人李格非，生下的女儿就是大名鼎鼎的李清照。古往今来，李清照是公认的文学成就最高的女子。王珪第四子王仲岏之女嫁与秦桧为妻，就是臭名昭著的“长舌妇”王氏。因此，李清照是王珪的外孙女，秦桧妻王氏是王珪的孙女，这两个以不同方式留名青史的名女人，实际上是姑表姊妹的亲戚。
不过，王珪为人胆小怕事，一贯顺承帝意，以明哲保身处世，是出了名的“三旨相公”（他上殿奏事称“取圣旨”；皇帝裁决后，他称“领圣旨”；传达旨意是“已得圣旨”）。他见以阴险出名的蔡确询问立储一事，已经料到对方不怀好意。蔡确则原以为王珪胆小怕事，被自己这么一问，必然不敢轻易表态。没想到王珪慢吞吞地回答：“皇帝陛下有子。”言下之意就是要立宋神宗的儿子赵煦。
蔡确明明已经安排下杀手，不知道为什么原因却没有杀死王珪，大概见到王珪已经老朽，不杀他他也活不了多久了。就在三个月后，王珪病死。
显然，没有宰相和太后的支持，蔡确无法成事，无可奈何之下，他只好使出极为阴险的一招：四处宣扬说是他策立了太子赵煦，反而诬蔑说高太后和宰相王珪有废立赵煦的意思。蔡确此举并不明智，后来果然为他招来了巨大的灾难。
赵颢和赵頵这两个引人瞩目的人物也时常去皇宫探望兄长病情，而这二人显然并非真心关心兄长，他们时常表现出窥测之意，甚至连卧病在床的宋神宗都觉察到弟弟们居心叵测，但此时他已经病入膏肓，只能“怒目视之”了。高太后在关键时候起了稳定人心的作用，为了以防万一，她下令关闭宫门，禁止两个亲生儿子赵颢和赵頵出入宋神宗寝宫。这实际上已经是高太后在明确表态：赵煦将是未来的皇帝。
有一天，群臣前来觐见，高太后当众夸皇孙赵煦聪明伶俐，还将赵煦为父亲祈福手抄的佛经拿出来给大臣们看。大臣们都表示称赞。高太后立即命人领着赵煦出来，宣读宋神宗诏书，立赵煦为皇太子，皇储之争由此而平。可以说，高太后在平定这场立储危机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这个时候，没有人能预见到，因为王安石变法而引起的党争，在将来会影响到这对祖孙的感情。
几日后，宋神宗病逝，皇太子赵煦即位为宋哲宗，改元元祐，当时曹太后已死，尊祖母高氏为太皇太后，尊宋神宗皇后向氏为向太后，尊生母德妃朱氏为皇太妃，军国大事由太皇太后暂时处理，一切按照宋真宗皇后刘娥听政的先例办理。从此，五十四岁的太皇太后高滔滔开始垂帘听政，执掌朝政大权达八年之久。
高太后一向反对王安石的新法，对儿子宋神宗大力推行新政非常不满，不过，按照中国的宗法制度，成年的皇帝主政，即使是亲生母亲皇太后也不可以干政。但现在不同了，她跟当年垂帘听政的刘太后和曹太后一样，手中已经掌握了无上的权力。
高太后垂帘听政后，立即起用王安石变法的反对者。她先是召回被变法派排斥在外的老臣司马光。随后，高太后废除了宋神宗和王安石推行的新法，将因为不支持新法而被下放贬谪的旧臣都召回京师，分别重用，这其中就有一直被贬斥在外的苏轼。
熙宁元丰年间，有一批重臣因为反对变法而被罢官，包括文彦博、司马光、范纯仁等人。这些人被免职后，与在洛阳的一些士大夫往来十分密切。当时洛阳有名士邵雍、程颢、程颐等人，均以道学家自居，文彦博等人待之如上宾。富弼、司马光等人仿照白居易九老会的故事，经常集中在一起，赋诗取乐。他们只按年龄大小排列顺序，不按官职高低来论资排辈。他们在经常聚会的地方专门修建了一所房子，将他们十三人的像全部画在房子里面，当时人称之为“洛阳耆英会”。这些“洛阳耆英”十分喜欢接纳宾客，经常召集士大夫在一起，谈论一些趣闻轶事或国家大事，然后喝几杯酒，吃一顿便饭，号称是“真率会”。洛阳人敬重这群人的学识和风度，也十分羡慕他们的生活方式。每次“耆英”聚会之时，总有不少人围观，竟然由此成为洛阳的一大景观。
而这些“耆英”中，最为人瞩目的要数司马光。司马光作为保守派的领袖，声望极高，当时民间早已流传一句话：“君实不出，如天下苍生何？”君实是司马光的字。在天下人的心目中，司马光才是“真宰相”。宋神宗去世后，司马光到京城开封吊唁宋神宗。刚到开封，宫廷卫士及京城老百姓争先恐后地拥在司马光身边，对他说：“相公不要回洛阳了，留下来当宰相，老百姓会生活更好。”围观者多达数千人。由此可见司马光声誉之隆。然而，司马光却消受不起这般众星捧月般的拥戴，十分恐惧，生怕因此而招来朝廷猜忌，急忙不辞而别，返回洛阳。高太后听说司马光回洛阳后，急忙派宦官梁惟简追到洛阳，代表太皇太后加以安慰，并向司马光问政。之后，司马光入朝拜相。
高太后一临政，便拜司马光为相，立即赢得了相当的人心。就连大宋的敌国契丹，听说司马光为宋朝宰相后，也大为敬畏，告诫己方的边关守将不要轻易挑起争端，要维持辽宋双方友好关系。
高太后垂帘后，“以复祖宗法度为先务，尽行仁宗之政”，尽量与民生息。她治下的九年，史称“元祐之治”，被认为是宋朝天下最太平、百姓最安乐的时代，堪比汉朝的“文景之治”和唐朝的“贞观之治”。
高太后本人却崇尚节俭，以朴实著称，“恭勤俭度越前古”，常对皇帝比喻：“一瓮酒，醉一宵；一斗米，活十口。在上者要尽量减少浪费，提倡节俭。”高太后衣饰除朝会典礼，在宫中常用补衣，不用丝锦。宫中膳食，只用羊肉，因为羊吃草，不需用粮食。但牛因能耕田，严禁食用。高太后过生日的时候，御厨别出心裁地用羊乳房和羊羔肉做成两道美的菜肴，献给高太后。高太后得知后，说：“羔羊在吃乳时期，杀母羊取其乳房，羔羊就要断乳饿死，羔羊幼小，烹而食之有伤天道，”即命将菜撤去并下旨不得宰羊羔为膳。高太后还常到御房，视食器刷洗是否干净，并戒以节俭以不可奢侈浪费。
高太后的弟弟高士林任内殿崇班时间很长，一直没有升迁。宋英宗都觉得过意不去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