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虽然崇信理学，也懂得西洋的天算之学，但文采方面，不过尔尔；却好高士奇也是半瓶醋，跟皇帝谈起来，程度深浅相似，趣味亦相仿佛，所以十分投机，加上他那一笔好字，着实可爱，便颇受信任。
高士奇事君，得个“小”字诀，皇帝只要找他，他一定在；皇帝问到什么，他一定能够回答——高士奇不是什么博学高才，他另有诀窍，每天一早进宫，先找在御前当差的小太监来问，皇帝昨天看了些什么书，说了些什么话，讲一件便送金豆一粒，多讲多送，往往一袋子金豆，到晚上倾囊而出。因为如此，皇帝有所垂询，他早有准备；同时皇帝的喜怒好恶，他亦无不了解，曲曲应付，自然合拍，成了皇帝左右少不得的一个侍从。
他在南书房的职司是缮写密谕，加上他从小太监那里所得到的有关皇帝的起居动向，因此他是最了解皇帝意旨的人，这就成了高士奇招权纳贿的凭借。祸福之间，往往决定于消息的灵通与否，高士奇在这方面独擅胜场，所以他用“门路独真”的话作招摇——这话不假，走别人的门路，力量达不达得到御前，大成疑问，亦无可究诘，只有高士奇，随时可以找到跟皇帝进言的机会；当然他是用旁敲侧击，迂回婉转的方式，使皇帝在不知不觉中听了他的话。
高士奇是很得意了，家赀巨万，在老家置了千顷良田；杭州西溪盖了一座很大的别墅。皇帝不论巡幸何处，都要带着他走，既富且贵，尊荣无比，但有两件事美中不足。一件是高士奇虽蒙特赐“同博学弘词试”而成为翰林，人值南书房，而肚子里“火烛小心”，翰林任缮写之事，岂不等于乡试会试阁中的“誊录生”？为此他发愤要著书，一本叫做《左传纪事本末》，是东抄西袭，杂凑成书的东西，一本叫做《天禄识余》，是因为他能看到深藏禁中，为外间所难寓目的秘笈，想卖弄炫耀一番，结果弄得笑话百出，前人已经发明考证过的，他自以为独得之秘，沾沾自喜。
此外，又花钱请人做了几本书，都是关于《左传》的，因而他便以专治《左传》，自鸣得意。深于世故的，不过暗中冷笑；年少气盛，而又才大如海像朱彝尊这样的人，就免不了要说话了。
朱彝尊自己史馆外放江南副主考，回京复命不久，即在翰林院供职；当时鸿博四布衣，李因笃不受职而归，便成了三布衣，翰林院中凡有重要文字，都归三布衣起草，名重一时，不兔遭忌。以后朱彝尊奉旨人值南书房，与高士奇成为同事，相形之下，好的愈显得好，不行的愈显得不行，高士奇便把他看成了眼中钉。
朱彝尊当然也看不起他，做了两首“咏史”的七绝，作为讽刺：
汉皇将将屈群雄，心许淮阴国士风，不分后来输绛灌，名高一十八元功。
海角文章有定称，南来庾信北徐陵，谁知著作修文殿，物论翻归祖孝征。
第一首借韩信的特受知遇，比作高士奇的得宠，倒还没有什么。第二首把他比作北齐的祖珽，便使得高士奇恨之切骨了，因为史家评祖珽：“珽之行事，小人之尤，言之污口。”
史传说祖珽“不能廉慎守道，大有受纳，丰于财产”，与高士奇颇为相像；最贴切的是，祖珽有本著作，叫做《修文殿御览》，是由一本名为“遍略”的书，剽窃而来，与高士奇的托人著书，约略相似，巧不可言。
尽管有人说：以祖、高相提并论，对祖珽来说是委屈的。而高士奇依然切齿于朱彝尊，据李光地告诉郭琇，高士奇曾经跟他说：“像这样的人，岂独不可接近天子，连翰林都做不得！”
李光地如此回答他：“像这样的人不能做翰林，还有什么人可做？朱彝尊还算是老成人。”
高士奇一听这话，大为生气，将一只手炉扔在地上，大声说道：“什么老成人！还说他老成？我断不饶他。”
于是，不久便有翰林院掌院学士牛钮参劾朱彝尊的案子发生。
这当然也要怪他自己失于检点。朱彝尊那时正在写一部叫做《瀛洲道古录》的书，因为四方所进的秘籍甚多，在他的那部书中，需要引证其中的资料，所以私自带了一个书手王纶，冒充听差，在内廷抄录那些秘籍。牛钮受了高士奇的指使，参劾他泄漏机密，交部议处，降官一级，高士奇总算出了一口气。
另一件使高士奇难堪的事，是索额图对他的态度。索额图的性格，本就出名的粗暴；又以为高士奇是自己一手提拔，所以对他更不客气。一二品大臣与高士奇称兄道弟，甚至递门生帖子的不知多少；而索额图依旧当他门下厮养，见了面，让高士奇跪着说话，从不给他一个座位。索家的家人，亦仍用旧时的称呼，叫他“高相公！”
这就是平时无事的情形，如果高士奇做了什么令索额图不满的事，索额图会把他喊了来，在院子里罚跪，不管有没有人在，拍桌大骂，一点不留余地，因此，高士奇亦颇忘旧思，打算着推倒索额图。
由此一念，他便改换了方向，本来与明珠落落寡合，一下子变得很接近。索额图与明珠是势不两立的政敌，看高士奇倒向对方，背叛自己，怒不可遏，派人把他找了来问话。
时方盛暑，索额图光着上半身坐在竹榻上，高士奇刚刚磕头请安，还来不及说话，索额国已经发作，这一顿骂，声震屋瓦，厚及高士奇的父母妻子。而被骂的人不敢回嘴，唯有连连磕头。
“有个姓曹的总兵，竟因此引疾而归—一。”
“这——，”郭琇诧异，打断李光地的说话：“何故？”
“曹总兵进京述职，正在拜访索相，适逢其会地目睹其事。他心里在想：高士奇这等不堪的情状，落入自己眼中，事后一定会迁怒于人，不如躲避，免得受他陷害，所以引疾而归。”
“原来如此。”郭琇问道：“照此说来，高江村已成了明珠一党了？”
“不然。”李光地答道，“高谈人已经自成一党，不过与明珠相互为呼应接引而已。”
郭琇微吃一惊：“如此不学无术的小人，居然亦自成一党？”
“不学有之，说他无术，”李光地摇着头说，“华野，你小觑了此人。”
“喔，有党必有党羽，是些什么人？”
“第一死党是王鸿绪——。”
李光地把高士奇的一党，王鸿绪和他的胞兄、与汤斌同为博学弘词出身的王瑞龄，以及浙江“海宁陈家”的陈元龙叔侄等人的底细，和盘托出。郭琇都仔细记着，打算找机会先拿高士奇开刀。
存了这个心思，郭琇便要多打听一下，“我还要请教，”他问，“高淡人是用什么法子敛财？”
“这就要靠他那班党羽，四处招摇，将高淡人说得在皇上面前，言听计从，说一不二，哄吓诈骗，无所不至。”李光地停了一下，又问：“华野，‘平安钱’这个名目，你听见过没有？”
“听见过，那不是明相定下的规矩吗？”
“高淡人、徐健庵无不如此；都是巨门如市，馈遗不绝。此辈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外官不能不割一块心头肉，买得‘平安’二字。”
“照这样看起来，潜庵先生在江苏，只怕难保其位了！”
“着！”李光地大点其头：“潜庵先生的文章道德，并时无两；只是结怨亦甚深，想来你总有所闻。”
“不就是为了狮子大开口，要几十万银子，没有理他吗？”
“这是其一，还多得很。最近苏州有人来，谈起一件新闻：潜庵先生做得极正当，然而又结怨了小人——。”
李光地所谈的“新闻”，是关于明珠的一个家人的。明珠驭下甚严而恩威并用，他的办法是，广置田产，交家奴分管，每年赏赐极厚，足可以过中人以上的生活；同时严禁干预外事，由个名为“主家长”的总管，综理家政，管辖奴仆。“主家长”办事的地方，形如公堂；如果奴仆有不法情事，可以“立毙杖下”，即令被逐，亦没有人敢收留录用，因为都怕明珠的势力。
只是明相国家的豪奴，在京是这样，出京又不同了；每到一处都为地方官奉为上宾。这一次到了苏州，知道汤斌不好惹而销声匿迹，不敢招摇，但仍有许多人上门拜访，想套交情，走门路。汤斌知道了这回事，颇为不满。
他在想，下令禁止，不会有效，反倒替此人长了身价，越显得他有多重要似地。不如找了他来，“以礼相待”，提醒大家，要尊重自己的身分。
于是他派了一个戈什哈去看那名豪仆，话说得很客气：“汤大人有请！”
听是巡抚请，不足为奇；听是汤巡抚请，这面子非同小可，那人受宠若惊，赶紧诺诺连声，跟着戈什哈到了巡抚衙门。
一到才知不妙，汤斌大开辕门等着。
这是很显然的，汤巡抚就算看主人的面，特加优遇，也不至大开辕门欢迎。因此心里嘀嘀咕咕，十分不安；而且外官权重，巡抚衙门的气派，跟相府又自不同，亲兵站队，威风凛凛，越发惴惴然，以为有什么劣迹在汤巡抚手里，此刻要拿他开刀。
哪知到了汤斌面前，他是这样发话：“我与你家主人同朝为官，你到了我这里，看你主人的情面，当然要接待你。”
“是！多谢汤大人。”
“门房呢？”汤斌问说。
“小人在！”门房闪出来向上叩头。
“这是明相国的家人，你不妨做主人，带他去好好款待。”
这样的款待，免了也罢。明珠的豪仆又羞又气，还不能不叩谢汤巡抚的思典；心里却恨得不得了，以为汤斌有意羞辱他；回京以后，向明珠哭诉，加校添叶，说得汤斌是借此羞厚明珠。
“是了！”郭琇听完这段故事，这样对李光地说：“我会请汤公在意。他圣眷正隆，谅此辈亦无奈其何！”
等李光地一告辞，郭琇思前想后，总觉得不尽言责，如骨鲠在喉，因而当夜就提笔拟奏稿：
皇上宵旰焦劳，励精图治，用人行政，皆出睿裁，未尝纤毫假手于人，乃有植党营私，招摇撞骗，如原任少詹事高士奇，左都御史王鹤紧等，表里为奸，恣肆于光天化日之下，罪有可诛，罄竹难书，试约略陈之。
高士奇出身微贱，皇上因其字学颇工，不拘资格，擢用翰林，令入南书房供奉，不过令其考订文章，原未假之与闻政事。为士奇者，即当竭力奉公，以报君恩于万一；计不出此而日思结纳连附大臣，揽事招摇，以图分肥。凡内外大小臣工，无不知有士奇之名。夫办事南书房者，前后岂止二人，而他人之声名，总未审闻，何士奇一人办事，而声赫奕，乃至如此？是其罪可诛者一也。
久之，羽翼既多，遂自立门户，结王鸿绪为死党，科里何楷为义兄弟，翰林陈元龙为叔侄，鸿绪胞兄瑞龄为子女姻亲，俱寄以心腹，在外招揽，凡督抚藩皋、道府厅县，以及在内大小卿员，皆王鸿绪、何楷等为人居停哄骗，而囗缘照管者，馈至成千累万。即不属党援者，亦有常例，名之曰“平安钱”。是士奇之奸贪坏法，全无顾忌，其罪之可诛者二也。
光棍俞子卿在京纵横有年，惟恐事发，潜遁直隶天津、山东等地方，有虎坊桥瓦屋六十余间，值八千金，馈送士奇，求托照拂。此外顺治门斜街并各处房屋，总令心腹出名置买，何楷代为收租，士奇之亲家陈元师、伙计陈李芳，开张维号，寄顿各处购银资本，约至四十余万，又于本乡平湖县置田千顷，大兴土木，整修花园；杭州西澳，广置国宅，苏松淮扬等处，王鸿绪与之合伙生理，又不下百余万。
这样，就不能不发生一个疑问：“以觅馆糊口之穷儒，而今息为数百万之富翁，试问金从何来？”当然，“非侵国帑，即削民膏。”成为“国之囊、民之贼”，不诛何待？
高士奇最后一款罪名，是郭琇在江南访闻确实的，早就愤愤不平，此时越发激动，秉笔直书：
圣驾南巡时，上谕严戒债进，违者定以军法从事。惟士奇与鸿绪愍不畏死，于淮扬等处，鸿绪招揽府厅各官，约馈万金，潜送士奇，淮扬若此，他处又不知如何索诈？是士奇之欺君灭法，背公行私，其罪之可诛者四也。
更可骇者，王鸿绪、陈元龙鼎甲出身，亦俨然士林之翘楚者，竟不顾清议，为人作垄断，不以为耻，且依媚大臣，无所不至；即以人之不屑为者，亦甘心为之而不为辱。苟图富贵，伤败名教，岂不玷朝班而羞当世士哉！
总之，高士奇、王鸿绪、陈元龙等，豺狼其性，蛇蝎其心，鬼域其形，畏势者既观望而不敢言，趋奉者更拥戴而不肯言。区若不言，有负圣思，臣罪滋大，故不避嫌怨，仰祈皇上立赐罢谴，明正典刑。
这个折子一上，皇帝颇为动容，但他实在少不得高士奇，所以踌躇再三，才传旨召见高士奇与王鸿绪。
“有人参了你一本，说你种种招权纳贿，你自己说吧！”
听语气缓和，高士奇的胆使大了；要赖是赖不掉的，便这样答道：“外省督抚，以臣蒙皇上天恩，召侍左右，所以平日多有馈赠，此是敬皇上的一片心，臣亦只感戴天恩。圣明在上，威福皆不旁落，凡有黜陟进退，臣何能参预一字？在那些人，诚为无益；在巨则寸丝粒粟，皆自天恩中来。”
“你是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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