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官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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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官册- 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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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古文人推李杜,如今李杜亦希奇、叶公懵懂遭龙吓,冯妇痴呆被虎欺;宿构零軿衡玉赋,失黏落韵省耕诗。若教此辈来修史,胜国君臣也皱眉。 
    
      在这五十征士中,尤其为人所妒的是“四布衣”;只是入史馆的只有三个,李因笃坚决“告终养”,得能如愿,回乡侍母。 
    
      不愿受职的,也还有得是,其中有一个叫孙枝蔚,当他被荐时,以年老为借口,请求免试;吏部官员说他不老。到了授职那天,那官员看他须眉皆白,便笑着说道:“孙先生老了!” 
    
      “我不老。” 
      “须眉庞然,怎说不老?” 
      “我四十岁就是如此。”孙枝蔚大发脾气,“我要求免试,你们说不老;现在又说我老了!老了不能做官,连辞官都不可以。这叫什么话?” 
    
      吏部官员唯有笑着道歉,而孙枝蔚亦终于带着内阁中书的街头,回到家乡。临行之前,做了一首诗: 
    
      一官如宠鹤,万里本浮鸥。献赋曾非晏,童年况异刘。山人今上路,小妇免登楼。临水看蝌蚪,惟添错字愁。 
    
      这些逸事妙闻,或者讥刺的诗文,对汤斌都不发生影响;得官不足为喜,令他兴奋的是,明史终于要开馆纂修了。 
    
      修明史开馆,以内阁学士徐元文为监修,翰林掌院叶方蔼、右庶子张玉书为总裁,五十弘博及右庶子卢传等十六人为纂修。于是搜集史料、订定体例,积极展开了记录一代兴亡、以为鉴戒的史学大业。 
    
      史馆中最起劲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朱彝尊,连上总裁好几封信,谈体例、谈史料、谈前朝公案的真相和是非,议论侃侃,锋芒毕露,颇道同事的妒忌。再一个就是汤斌,他的议论平实,作了一篇《明史凡例议》,认为官吏“纪、传、表、志”四大部分,“必君临天下方称纪,则系统分明”,因此,明太祖长子,被立为太子的朱标,虽被建文帝尊为“兴宗”,当称为“懿文太子”;世宗人承大统,追尊本生父为“睿宗”,仍当称为“兴献王”,因为这两“宗”,实际上不曾做过一天皇帝。 
    
      当时引起争议最烈的是,立不立“道学传”?有人主张照宋史体例,“将明儒学术醇正,与程朱吻合者,编为‘道学传’”,这是存着门户之见,意在贬斥王阳明一派;汤斌不以为然,但在体例中的议论。却并无成见,只说如立“道学传”,应该如何;不立“道学传”,只立“儒林传”又应该如何?最后当争议得相持不下时,汤斌提出了黄宗羲的一封信,方始定议。 
    
      黄宗羲的那封信,解释“儒”之一字,与圣贤并称,他说:“统天地人曰儒,以鲁国而止儒一人,”这是指孔子;所以“儒之名目,原目不轻。儒者成德之名,犹之曰贤曰圣也。”而“道学者,以道为学,未成乎名也,”换句话说,“道学”是个虚泛笼统的名词,与“儒”的成为一种“成德”的尊称不同。“以道为学”,不过表示有志于道,并不能显示出此人在学术上有何成就;好比有志做圣贤,究竟不是圣贤。所以“道学”不可以作史传的篇名,否则,就是“欲重而反轻、称名而背义。”元朝修宋史特立“道学传”,是元人之陋,不足取法。 
    
      这番议论,比朱彝尊所说的“儒林足以包道学、道学不可以统儒林”更见精警,因而由汤斌公开以后,“道学传”三字,便从预定的明史目录中删除。 
    
      编纂明史稿,以洪武至正德为一期,纪、传两部分,刊出人名,分别拈阄,巧得很,汤斌拈到的是开宗明义第一篇:“太祖本纪” 
    
      于是汤斌以明太祖实录为根据,通览当时有关的公私记载,冥搜默索,数次易稿,都觉得不能满意。便先撰作比较简单的史稿,着手“天文志、历志、王行志”的编纂。 
    
      皇帝对修明史的进度,非常注意,常常召见叶方蔼、徐元文等有所垂询。知道勤慎将事的是那几个人,补为日讲起注官,可以专折奏事。汤斌是其中之一。 
    
      康熙二十年辛酉,逢到乡试的年分,照例点翰林官为各省主考,这是个好差使,除了地方官办供应以外,录取的举人皆为门生,谒见“座师”时,要送上一封贽敬,数目多寡不一,但集腋成裘,是一笔可观的收入。 
    
      各省录取举人的名额,称为“解额”;以省分大小、人口繁简而定解额多寡,最多的是顺天和江南,都有一百六十余名,最少的是贵州,只得四十名;浙江列为第二等,有一百名左右。每一名新举人送座师的贽敬,通扯十两计算,汤斌此行就有一千两银子的收入。 
    
      这是皇帝特加的恩惠。当然也因为词科出身的,品学两胜,能够端正科场风气,为国选拔真才,所以十五处、三十名正副主考,词科出身的占了十三个,而且以正主考居多,除了汤斌以外,泰松龄放到江西,李来泰放到湖广,施闰章放到河南,曹禾放到山东,严绳孙放到山西,方象瑛放到四川,邵吴远放到广东,乔莱放到广西,米汉雯放到云南。年纪较轻的,像朱彝尊则放到江南当副主考。 
    
      汤斌奉旨即行,随带了史稿,坐船由运河南下。到了杭州,总督李之芳,巡抚李本晟,都在码头上迎候;主考等于钦差,照例接入接官厅,将汤斌引入上首西南而立,然后地方大吏行三跪九叩的大礼,报名“恭请圣安”。 
    
      “朕安!”汤斌代表皇帝回答。 
      行过这套仪注,方始有私人的酬酢;李之芳是汤斌的同年,自然分外亲热,但巡抚李本晟是顺治六年的进士,官职比总督低,科名却比总督早,所以汤斌称他“前辈”,非常客气。 
    
      寒暄既毕,正副主考被护送到“公馆”休息;椅子还没有坐热,总督派“戈什哈”送来了一桌燕菜席;接着是杭州府的钱塘县知县,持着手本来谒见。 
    
      省城的知府称为“首府”,首府的第一县称为首县。凡有达官贵人莅省公干,或者路过,照例由首县“办差”,供应一切。这个规矩,汤斌自然知道;因而了解首县此来是谈办差的事,不能不见。 
    
      未见之前,得先邀副主考于觉世来谈一谈,“子先兄”,汤斌喊着他的号说,“三藩之乱,虽已平定,疮痍满目,民生凋敝;浙江为人阎的要道,这几年平服耿精忠,大军由浙江经过,军需供应,颇费民力。你我该当体谅!” 
    
      于觉世是山东新城人,顺治十六年的进士,科名既晚,又是副手,自然唯命是从,所以在了解汤斌的意旨以后,很爽快地答道:“老前辈莫问俺!老前辈怎么说,俺怎么听!” 
    
      “既如此,我就自作主张了!” 
      当首县的都是极能干的人,一见面先把汤、于二人恭维了一顿,然后请示:“两位大人有什么吩咐,尽请明示。” 
    
      “多谢老兄关爱。”汤斌指着簇新的湖色杭纺的门帘说:“贵县备办的东西太华丽了,实在受之有愧。等试事完毕,请老兄都收了回去;下科乡试,还可以用。” 
    
      首县一听,大为诧异。向来“办闱差”是件最苦的事,公馆中里里外外,都要新制;考完了捆载以去,还要首县出一张“甘结”,说是考官未曾白要地方的东西,一切供应,都已照实价付款。在闱期前后,多主需索,视为当然。独独这位汤主考,反嫌供应过于华丽,而且不愿带走,这是什么道理? 
    
      那首县灵机一动,自以为已默喻于心,便恭恭敬敬地答应一声:“是!” 
    
      “我曾两任监司,”汤斌又说,“对地方上的情形,也还不隔膜,公私交征,无非取之于百姓,本院如今正告贵县,行馆的一切伙食供应,我们自己备办。下人及闱中役使人等,如有藉故需索,或者委托代办事项,不照实付价的,请随时锁拿,或者告诉本院,一定严办。” 
    
      “是!”首县答道:“久仰两位大人弊绝风清,绝不致有此情事。” 
    
      “但愿无此情事。”汤斌正一正脸色又说:“不过贵县亦不得有任何摊派,否则本院要严参的!” 
    
      “是!”首县懔然应声,“遵大人的谕。” 
      口中遵命,心里另有打算;回到县衙门,悄悄封了三百两银子,派一个亲信家丁。送到主考公馆,叮嘱面交汤斌的管家。 
    
      去不了一个时辰,那名家丁哭丧着脸,跑回来跟主人说:“碰了老大一个钉子,差点被汤大人给抓了起来。” 
    
      “为什么?” 
      “还不是为了送红包!” 
      首县深深透了口气,把户房书办找了来,关照他说,这趟“闱差”很省事,不可有任何摊派。此外也要当心,主考照例采风问俗,可以专折奏事;地方上有何劣迹,落入汤主考眼中,须防他参劾。 
    
      三场试毕发榜,杭州人大为惊奇,取中的寒士特多。 
      虽说“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科场的风气,还是富贵人家的子弟占便宜;即使有“辛西科场案”那样的大狱,闱中毕竟还不能没有关节,只是不如以前那样肆无忌惮。而况最公平的考试,亦不能免贿赂,不能免人情,所以卖关节的事没有,送关节还是有的;唯有汤斌是例外。 
    
      他自己绝不送关节,也不理房官送关节;凡是荐了卷来的,只凭文章定去取。富贵人家子弟的关节,归于无用,大家凭本事角逐,寒士的机会多了,相形之下,就显得取得多了。 
    
      出了闱,汤斌便即吩咐:“收拾行李,明天就走。” 
      “老前辈,”于觉世这下可忍不住了,“西湖山水甲天下,俺还不知道西湖是在城里,还是城外呢!” 
    
      这一说,汤斌倒觉歉然,“既如此,我们自己载酒作一日之游。不必扰地方上。”他问,“你看如何?” 
    
      “俺听老前辈的。”于觉世答道,“索性不扰,一清如水。” 
      话虽如此,到底不曾瞒得住首县,陪着去逛西湖;汤斌拒绝不了他的人,却拒绝得了他的物,坚决不受首县的供应,自己叫厨子做了四样菜,带着一坛酒去见识了西子的面目。 
    
      等游罢归来,门生来谒见的,已不知多少,贽敬一大堆,多到上百,最少也有八两;汤斌不能叫于觉世不收,但他自己的那一份,却另有处置。 
    
      汤斌是这手来,那手去,收了富家门生的贽敬;分送给清寒的门生,勉励他们敦身立本,力学励行。那些寒士自是不肯收受的居多,害得汤斌费了好些唇舌,才得安排妥当。 
    
      闱事全部处理完毕,巡抚李本晟要尽地主之谊,约请正副主考作两日盘桓,第一天游山,第二天玩水,到一处名叫西溪的地方,看芦花,吃螃蟹。 
    
      汤斌说什么也不肯,坚持“事竣复命”的昭官正则;下一天上船,仍旧由运河回京。 
    
      汤斌未曾到京,皇帝已知道他在浙江主持乡试的经过了。 
      这是出于杭州“织造”的密奏——织造是沿袭前明的一项敝政,原由宫中直接指派太监,分驻江宁、苏州、杭州三处,负责织制禁中所用的一切绸缎;清人废除了许多不当的供应,而织造却被保留。由于这是皇室的一个私人机构,所以由作为皇帝奴仆的内务府包衣掌管。织造的经费报销,与户部无关;工务亦与工部无涉。但在地方上,织造与总督、巡抚、将军、学政,几乎处于同等的地位;或者说,织造是受命监督这些地方大员的。 
    
      江南富庶,是国家的要区;但离京师甚远,皇帝有鞭长莫及之苦。付托得人,自然不须烦心;如果地方大员贪污虐民,官官相护,则皇帝就无由了解实情,因此,利用织造为耳目,定下一套极周密的制度,可以使得皇帝在万里以外,了解江南和两浙地方官的一举一动。 
    
      这个制度是规定织造应将本地的政情,按时奏报。奏折必须亲缮,绝对不得假手于人;专差递到京城,交由指定的太监进呈。皇帝用朱笔批谕,有时是一个简单的“阅”字;有时长篇大论,或者指示,或者垂询。批完发出,原折由原差带回,到满一年,将这些经过朱批的折子缴回,不得私留一件。 
    
      地方上可以专折奏事的,还有督抚、将军、学政;如果遇到天时变化,与民生有密切关系的,必须奏报,如久旱之后喜雨,或者瑞雪初飘,要报明得雨几寸几分,得雪几天几寸,有时所报的各不相符,便以织造所奏为准,而从这个比较上,皇帝就可以知道,谁是所言不实,办事马虎?于是此人奏报其他政情,皇帝也持存疑的态度了。 
    
      杭州织造根据耳闻目见,奏报汤斌在浙江当主考,说是闱中弊绝风清,闱外一介不取,清廉公正,极其罕见。寒士而有真才的,无不扬眉吐气。当然,他不收清寒门生的贽敬,反助以膏火的这段美谈,也叙在密折内。 
    
      因此,皇帝对汤斌有着发自衷心的敬重。深信他是言行一致,不欺暗室的真理学,将他升为翰林院供读,选任为经筵讲官,表示承认他可作帝师。 
    
      不久,由于叶方蔼病故,徐元文罢职。汤斌又被派为明史总裁官之一,并受命纂修世祖实录。就这样由侍读升为詹事府左春坊左庶子,再升为内阁学士,充大清会典副总裁官,其时为康熙二十三年二月。 
    
5、特达之知 
    
    
    
      在汤斌升任内阁学士以后的四个月,海内最重要的一名巡抚出缺——江苏巡抚。 
    
      江苏巡抚本来是汤斌的同年余国柱。他是湖北大冶人,中了顺治九年的进士,授职为山东兖州府推官;康熙三年内升行人司行人,又做过一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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