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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奇逢自明末至清初，曾被征召十一次之多，而他不愿做官，只愿做事，屡次号召地方有志之士，保卫桑梓。后来为避流寇，迁住易州五峰山，亲戚故旧门生，相从的有数百家之多；守望相助，力求自保，同时日日讲学，又不尚空谈，注重力行，因此到了清初，称为“北孙南黄”，与余姚黄宗羲，并为海内儒宗。又与关中的李二曲，合称“海内三大儒”。
孙奇逢的为学，本于陆九渊、王阳明，而兼采程朱，从慎独上着手，在体认天理上下功夫、穷则励行，出则经世，真正能做到坦诚悱恻，言行一致。这些理论与实际，一向为汤斌所钦佩，所以趁壮年之时，不肯废学，特地到药门山中去亲承教诲。
药门山在河南辉县西北——这已是孙奇逢的三迁，由五峰山迁居新安县，由新安县迁居药门山，其时为顺治七年。两年以后，有个做工部郎中的马光裕，以药门山夏峰的一大片田园相赠，孙奇逢便辟了一座“兼山堂”作为讲学之所。以七十余的高龄，亲自率领子弟，躬耕其中；四方慕名来请益的，孙奇逢因材施教，同时分给困地，耕种为生，因此夏峰成了一片气象蓬勃的世外桃源。海内学者，为了尊敬其人，多称他为“夏峰先生”。
汤斌来受业的那年，夏峰先生已经八十三岁了，但精神矍铄，不异壮年。
到了夏峰，直登兼山堂上，道明来意，献上贽敬，是汤斌那位马氏夫人亲手所织的两匹细布，以及加工精制的两双布履、一顶暖帽；孙奇逢欣然接纳，却不肯受汤斌的大礼，他的理由是、一久慕汤斌是躬行苦学的有道君子，愿为切磋讲学的朋友，不敢当老师的称呼。
汤斌一片诚心，十分敬意，不由分说就跪了下去，端端正正地磕了三个头。定下了师弟的名分。
孙奇逢确是看重汤斌，在松风白云之间，从容论道，隐隐然有传以衣钵的意思。但又劝他，说“内圣外王”，原无二致，只看各人的气质机遇而定；为学不宜独善其身，所以有适当的时机，还得出山；以圣贤的大道，见之于化民易俗的经世大用，更是弘道的要端。
“老师训诲得是！”汤斌答道，“家母也是如此教我。”
“这就是天理。令堂虽不曾读过多少书，只出于坦诚至性的话，自合乎天下之大道。因此，我常常劝人，要从日用伦常中去体认天理。”
讲到伦常，汤斌便觉心头自有一股无可言喻的温暖和欣慰。君臣、父子、夫妇、朋友，汤斌对这四伦，自觉一无所缺；各尽其分，雍雍和煦，真所谓“名教中自有乐地”；如今得投这么一位老师，补足了师生这一伦，使得五伦一无所憾，岂非幸事！
除了老师以外，汤斌亦颇得友朋之乐，觉得同门师兄弟，没有一个不是令人心折不已的。最投契的是魏一鳌，字莲陆，他是明朝的举人出身，做过山西忤州知州，颇有惠政；去官之日，也跟汤斌一样，一匹马一个书僮，萧然回乡。
他的家乡是河南新安，也就是孙奇逢从易州再迁之地。等老师迁到夏峰，他虽不能移家追随，但隔一年必到夏峰，每到必有几个月的勾留；在夏峰他构筑了一幢简陋的茅舍，取“程门立雪”之意，命名“雪亭”。汤斌就受邀住在雪亭。
魏一鳌是汤斌的“大师兄”，年龄比他大得多；但用功之勤，与正在壮年的汤斌，一式无二。他精于史学，孙奇逢说他“上下古今，视千秋如旦暮”，因为有这样超脱的心情，所以对眼前的一切，都能视为浮云；汤斌原来亦是有意于史学的，在他这位“大师兄”处，很得了些益处。
第二个是赵御众，字宽夫，他是孙奇逢的同乡；真隶滦州人，中过秀才，因为绝意仕进，所以就不再应考。他很早就是孙奇逢的学生；为学的功夫，讲究“事心如事天”，经常念着两句诗：“垂名千古易，无愧一心难”。为此每日惴惴然，唯恐此心坠落；自我检讨不止于“日三省吾身”，自觉做错了一件事时，往往千方百计去弥补。孙奇逢曾拿他与汤斌并称，说“汤孔伯之端亮，赵宽夫之善补过。求之古人，不可多得。”而汤、赵二人与魏一鳌亦被公认为孙奇逢的三大弟子。
不久，又来了一个同门，是汤斌的同年好友，名叫耿介，本名冲壁；因为有“耿介拔俗”这句话，所以改了单名。他是河南登封人，顺治九年与汤斌同时成为进士，在翰林院时，与汤斌同住一间屋，彼此以淡泊宁静相砥砺，成为金石之交，情谊极深。
翰林院散馆，两人都授职检讨，只是分发的衙门不同，汤斌派在国史院，耿介派在秘书院。当顺治皇帝选派学行俱优的翰林出任地方官时，耿介亦在名单之中，被任为福建按察副使，辖区是福州、兴化、泉州、漳州、延平、建瓯六府，经常出巡，事先下札，严厉禁止迎送馈赠，真正耿介拔俗，不愧其名。
到了康熙元年，由福建调到江西，做鄱阳湖东岸的“湖东道”。这个缺后来裁掉了，耿介因为治绩优，调为直隶大名道，辖区当河北、河南、山东交会之处，自古以来就是军事重镇，也是有名的烦剧难治之区：他的居官信条是：除积弊、革冗费、戒贪墨。恩威并用，政绩大着，是个响当当的清官。
在大名道任上，自然也遇着“逃人”的案子，而且因为地处冲要，比汤斌在潼关遇到的多得多，一年工夫，有三百多件，平均每天就有一件。
耿介也跟汤斌一样，认为“功今固严，曲其全由我”；三百多件“逃人”案，本地的百姓，没有一个牵连在内。光是这一项惠政，就使得属下百姓感戴不止了。
在任只有一年多，由于他的母亲去世，丁忧告归。服满以后，家居不出；这年想起汤斌，由登封到睢州专诚访晤，登门才知道他“仕优而学”，到了夏峰。耿介也是久仰孙奇逢的，回里以后，摒挡就道，跟汤斌做了同窗。
汤斌接到消息，亲到山下迎候，接着了欢然道故，喜不可言。
三藩乱起，朝廷诏举贤才赴军前效力。这时最得康熙皇帝信任的一个大学士熊赐履，奉旨主持此事。
熊赐履字敬修，湖北孝感人；他比汤斌晚两科，是顺治十五年的进士，也是个“道学先生”，由于皇帝崇尚理学，熊赐履深受敬重，他著过一部谈心性的书，题名《闻道录》，说“圣贤之道，不外乎庸，庸乃所以为神也。”这个议论很新奇，但其人之庸，也是可以的了。
他跟汤斌的理学，路数不同，只是汤斌并无门户之见，所以笃信程朱的熊赐履，对他并无恶感；问到左都御史魏象枢说：“我从前读过汤斌的文章，只是不识其人，你看此人如何？”
“汤斌是有道之士。”
“那好极了！我想上奏章举荐他。”
“举荐此人，诚然适当。一不过，”魏象枢顾念汤斌的境况，代为辞谢，“他此刻在苏门读书，家贫亲老，恐怕到军前效力的行装都办不起。我看免了吧！”
熊赐履听得这话，只好死了举荐汤斌的心。
但即令征召，汤斌也一定会辞谢，因为这时孙奇逢下世，夏峰子弟，无不哀思浓重，失了常度，在孙奇逢死前的那几个月，汤斌日夕所思的，就是如何从老师那里多得一些教益。而孙奇逢也持着约略相同的想法，他已经九十二岁，除了重听以外，看来身体还相当健旺，每天一早起身，拜谒过祠堂，就端然坐在兼山堂上，应接问业的弟子。或者远道慕名而来的宾客，仿佛整日都无倦容。其实那是凭多少年修养的功夫在支持；他是最知天命的，得此高寿，已觉上天眷顾特厚，抱着随时可以撒手尘寰的想法，就更不肯虚耗寸阴，想到理学上的一些成就，大致都已传授了弟子，但平生所经历的忧患艰险，所见到忠烈义行，没有机会能够纪录下来，流传千古。是一大憾事，要趁有限余生，加以弥补。
这就很容易地想到了汤斌，因为他一向有志于表扬忠臣义士，而且兼具史识、史学、史才之长处，是记述他的遭遇的最适当的人选。
“孔伯！”他说，“行年九十有二，家近京畿，颇有见闻，不忍湮没；如果我不告诉你，许多惊天地、泣鬼神的义烈之行，不为后人所知，想来你亦当引为憾事！”
“是！”汤斌兴奋地答道，“固所愿也，不敢请耳。”
“等我细细告诉你，此亦是千秋之业，我们定一个日课，我迷你记，记好了我再看一遍，如有说漏，我替你订正。”
“是！我照老师的吩咐做，时间我看不必固定，老师得闲，或者兴致好的时候，随时唤我好了。”
“不！还是每天定个时候的好，就在晚饭以后吧。”孙奇逢征询汤斌的意见，“我们从哪里谈起？”
汤斌想了想说：“就从‘范阳三烈士’谈起。”
“也好！”孙奇逢说：“‘范阳三烈士’是他人所赐的美名，实在愧不敢当。当时畿南负乡里重望的是鹿忠节公鹿善继的老太爷，名讳一个‘正’字，大家都称他鹿太公，急公好义，极有肝胆，不晓得暗中救了多少人。我与张果中，亦是受了他老人家的感召，勉襄义行。当时的情形是如此
东林与阉党之争，也就是君子与小人之争；当熹宗即位之初，东林的声势甚盛；但君子坦然疏略，敌不过小人的昼夜环伺，到了天启三年“京察”，正人被斥，顾秉谦、魏广微入阁，东林便可危了。
天启四年，左副都御史杨涟，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结论中说：
积威所劫，致掖庭之中，但知有忠贤，不知有陛下；都城之内，亦但知有忠贤，不知有陛下。即如前月忠贤已往涿州，一切政务必星夜驰请，待其既旋，诏旨始下。天颜咫尺，忽慢至此，陛下之威灵，尚尊于忠贤否耶？陛下春秋鼎盛，生杀予夺，岂不可以自主；何为受制于么魔小丑，令中外大小惴惴，莫必其命。伏乞大奋雷霆，集文武勋戚，敕刑部严讯，以正国法。
这个弹章一上，接连上疏攻魏忠贤的，不下一百多人。魏忠贤颇为恐惧，但终以“奉圣夫人”客氏的力量，蛊惑熹宗，竟得无事，而魏忠贤跟东林的结怨，则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
其时辽东经略熊廷弼正罢职待罪，他本无罪，是受人的倾轧排挤。在他当御史时，对东林并不和睦；而东林君子，反以熊廷弼有胆略，知兵事，有守辽之功，颇为看重。于是由于冯铨与熊廷弼有仇，劝魏忠贤借熊廷弼兴大狱，杀异己，把杨涟等人竟牵连罗织在内了。
这是出于阉党徐大化的建议。魏忠贤的意思，本想加以别的罪名，徐大化认为不如指杨涟等人受了熊廷弼的贿，事涉封疆，杀他们更加容易。魏忠贤深以为然，指使锦衣卫北镇抚司的主管许显纯，逮捕杨涟、左光斗、周朝瑞、魏大中、袁化中下狱，指杨、左受贿二万银子，其余亦多少不等。
阉党的手段极其恶毒，先“追赃”，五日一追比，等“赃银”追出来以后，再送到刑部治罪。东林君子，无不清贫，哪里来这笔“赃银”缴纳，因而每隔五天，便受一次毒刑——明朝锦衣卫的镇抚司，是个暗无天日的地方，所以都被拷打得体无完肤。史可法曾经花了五十两银子，买通狱卒，入监见了他的老师左光斗一次，所见到的，已是“面额焦烂，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尽脱”了。
其时群情愤激，甚至有痛哭流涕的；于是孙奇逢置了一个大柜子，上面贴一张纸条，写的是：“愿救左公者，纳银此中。”左光斗对于京畿有许多善政，老百姓感思图报，踊跃输将；三天工夫就捐到了好几万银子，但赶到京师，已经来不及了。最为阉党所切齿的杨涟、左光斗、魏大中三人，已经死在狱中。杨涟死得最惨，土囊压身，铁钉贯耳；时间正在铄土流金的七月里，隔了几天才能进狱收尸，尸首已腐烂，面貌不可复识。
丧事是由孙奇逢一手所经理。以魏忠贤的势焰熏天，孙奇逢敢作此举动，真可说是不怕死了！但孙奇逢自道是宫内大监多为近畿同乡，暗中为他多方调停，才不致被祸。结论是好人到处都有，公道终在人心；所以在任何黑暗恶劣的情况之下，都不必灰心，只要勇往直前，行心之所安，自有否极泰来的一天。
非常可惜的，孙奇逢只讲了这一些亲身经历，便已去世；还有许多珍贵的史料，竟未能传给汤斌。
在山中料理完了丧事，汤斌才回家乡。第二年主修了一部《睢州志》，家居读书养亲，到了康熙十七年，诏举博学弘词，左都御史魏象枢和汤斌的同年，副都御史金钅求，交章相荐；诏命下达之日，州官亲自上门敦请。汤斌这年已五十二岁，想起轩太夫人的训诫，决定入征出山，拜别继母，入京应征。一到就住在那座野庙中，除了偶尔访晤魏象枢这些少数讲学的朋友以外，从不参加酒食征逐的应酬。
此外就只像陆陇其、万斯同等人，慕名来访，除谈学问以外，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