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的四肢已剁于案下。上肢切至肩，下肢切至大腿根。
一截血肉模糊的肉棍撂在香案上！
肉棍上两个深深的黑洞，原是秋波荡漾的地方，现在沁出的却是血水！
有耳，听不到。有嘴，说不出。
无脚，不能站。无手，不能拿。
只能干干地张着大口，万千痛苦也呐喊不出。〔3〕
没有比喊不出的痛苦更痛苦的了。但更加痛苦或说让作为作者的周实更为痛苦的却是权力。它不仅紧张了人际关系，而且成了杀戮人际关系的一把刀。尽管周实借助文本的言说或许并不比萨特的有关论述，比如“他人就是地狱”来得深刻。但是，不动声色却又深及骨髓的人生体验却使其彻悟了人之大恶——皇帝，而且是好皇帝，必为屠夫。他这样写道：
当一个皇帝不容易。而要想当一个好皇帝就不能没有铁石心肠，就不能不做一个屠夫。〔4〕
武林中常说的一句话是：江湖险恶。我的眼里，江湖，既有在野之意，亦有社会关系之意。江湖者，实乃人际关系也。人与人，构成了江湖。江湖上不是没有风平浪静，没有美丽，而是风平浪静中的美丽往往掩盖不了两个字：险恶。不过，有江湖，便会有庙堂。江湖险恶，庙堂如何？其实，比之江湖，庙堂实在是有过之无不及。因为，江湖险恶，毕竟还有侠与义，而庙堂之中，同样的人际关系则连侠与义也难以寻觅了。君不见，即便君门万里、侯门似海，不是也时不时地传出父杀子、子弑父，甚至狸猫换太子的凶残与伪诈？如此看来，江湖险恶，庙堂也不会安全到哪里去。
天地之间，为何会有如此凶险？是谁改变了我们向善而生的环境、勇气与能力？“善”是何时丢失的？是我们有了文明的刀、俎之后吗？我不敢肯定，我只知道我们曾经善良，起码，人之初时是这样的。
二、刀俎之间：以人为菜
刀俎之间本是以鸡鸭狗兔甚至葱姜蒜等为菜的。但是，不知哪一日始，人亦成了刀俎之间物，而且，越闹越大，终至天为刀，地为俎。这样说，多少有些危言耸听，还是听一听那个伟大的声音吧：“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枷锁者何？刀与俎也。
现实世界，除却牢狱之中的人们，很少有人能从存在的意义上关照自我，也很少有人以为自己生活在刀俎之间，即便我说天为刀、地为俎时，也依旧很少有人相信，这不信的人中甚至包括我自己。但是，读到周实先生先后发表在《芙蓉》、《创作》上的《刀俎之间》的系列短篇小说时，我突然地有了刀俎之间我为鱼肉的悲哀。尽管周实的小说中无一笔一墨关涉当下，他只是在写史，写历史的故事。但是，透过历史的帷幕，他又何尝有一笔一墨离开过我们？——人性之中的种种欲望以及由此而来的种种纷争！
不仅如此，面对一种命定的秩序，即便个体的人足够强壮又能如何？在《刀俎之间·炮烙》篇中，周实写到：“一个人不能对付的不是他的脆弱和胆怯，而是他的强壮与自信。”事实也的确如此。上下求索且又独醒的三闾大夫对付不了的不是脆弱和胆怯，而是他的强壮与自信。诚如其《怀沙》一辞所言：“定心广志，余何所畏惧兮？”无所畏惧，当然是一种强壮与自信。但悲就悲在屈原战胜不了这些。而他又为何没能战胜这些？思来想去，只有一个理由：天为刀，地为俎。天地之间，人实在太渺小了。具体到作者本人，我想是无须说的了。但每每捧起他那诗意却又颇为疼痛的文字，我便胡思一些不着边际的问题。还是用其写在小说中的话来说吧：“在这个世界上最难的，莫过于既不说假话，又不说真话……”
其实，人们不是不可以说真话，也不是没有真情实意。即便在《刀俎之间》这样的小说中，我也毫不意外地读到了这样的文字，这便是《刀俎之间·炮烙》中的一段话：
那时，母亲叫着他们：“高炽！高煦！还有高燧！他们都躲着不肯出来，一天到晚捉着迷藏。那时，他们相处得多好！那时，他们尚不知争斗，尚不知争夺什么皇位。”〔5〕
“那时”，或许并非特指小说中高煦试图篡位，终被侄儿朱瞻基炮烙而死前的少时记忆，而是关于人类之善的温馨回味。然而，仅仅一个“皇位”，便彻底打碎了这一切，兄弟、叔侄反目成仇，属于人之最美的东西终于破灭，而破灭这一切的仍旧是“欲”——有关权与利的欲望。至此，我们可以说，有了刀与俎，也就有了权与利，有了权与力后，谁还能在刀俎之间隐遁？
无人可以逃匿。
但是，越是无法逃避，越是需要一种内在的毅力。罗伯特·邓肯说：“坚持回溯源头/努力（在水中）对抗大河的倾泄/在最新的世界上/发出原始的吼号……”我想，周实之所以要摆弄那些血腥的故事，就是为了让我们“努力（在水中）对抗大河的倾泄”，进而回到生命的源头，回到理解，回到善吧？
三、《刀俎之间》：带有痛感的书写
周实的《刀俎之间》与莫言的《檀香刑》都写刑罚，以目前之势看，《檀香刑》已然红遍文坛，而《刀俎之间》虽然也曾偶有耳闻，但较之《檀香刑》的风行来说，有关《刀俎之间》的谈论几可忽略不计。这显然是有失公允的。事实上，就笔墨的力度与思想的内涵来说，我更喜爱《刀俎之间》。亦真亦幻中，历史本事与话本想像有机地合二为一。在《刀俎之间》中，周实也讲故事，但其对于故事的关注，不似莫言那样一环又一环，而是更加诗性与灵动。在这诗性与灵动中，他又尽量装模作样或说很庄重地讲述故事，以致于他的这篇由二十个文本构成的系列短篇小说，全弄得都跟真事儿似的。自然，他所讲述的故事，不仅确有其人，而且确有其事，但小说终究是小说，虚构是不可少的。不过，周实还是有意地隐去了小说中的虚构边框，永远地提供着现场的感觉。除此之外，他还将发在《创作》上的五个文本——《膑》、《枷》、《剥皮》、《拶夹》、《绞》等配上相关图片，直让人不得不思：这家伙鼓捣的究竟是什么？小说？论文？史传？都是，又都不是，而这恰恰是作者刻意为之的一种效果——什么都是，什么都不是；什么都是真的，什么都是假的。扑朔迷离中，周实带领我们进入了一个满是疼痛的世界。这个世界是如此的疼痛，以致我们无法归类周实的文本。
这是一种怎样的痛？
小说之中，可以说无处不痛。《剥皮》、《绞》、《膑》、《枷》、《宫》等，哪个不痛？但真正的疼痛还不在此，而在于社会、文化、周遭生存环境中无处不在却又无法触摸的疼痛，这种疼痛不在皮肉而在神经。描述这一疼痛时，周实常用的笔法是反讽。在《刀俎之间·剥皮》篇中，周实为我们这样勾勒了“刽子手”：
人们如何看他的呢？他也不能完全说出。厌恶？惧怕？蔑视？很多。总之，他是一个异类。平时，他也远离他人，一人枯坐梅树之下，或者枯坐松树之下。人的目光使他孤寂，他也觉得人很生疏。
只有逢到剥皮之日，他的心才动了起来，血也随之开始流动。〔6〕
作为“刽子手”，他无法融入人群。他只能枯坐在松梅之下，而“松”与“梅”又在语言链上具备长寿、孤高、清冷、文人情趣的语码意义。但在这里，它们却是“刽子手”“仰望残月，亦不再孤寂”的养性之处。而梅前松下，这个文人最爱的地方，又何尝不是所有人们的好去处？然而这里不是，它是“刽子手”剥杀生命的地方，最美的地方变为了最为血腥之处。不知是否是血过于的腥了，美丽的地方梅花变“黑”了，用小说中的话说便是：“鸦群哇地一声飞起，漫天飘舞黑色梅花。”
黑色梅花中，人被了结，刽子手却得以存留。不，还有刽子手们留下的疼痛。这疼痛使得周实不无负气地写下这样的话：
一个人的不幸，不论多少原因，都是咎由自取。〔7〕
忠臣总惹皇上不快，结果也就死得更快。他们怎么就不明白？〔8〕
书生；书生；一介书生；既然可以为书而生，也就难免为书而死……〔9〕
死吗？不，是比死更为折磨人的痛。如果说死亡可以催生一种美学的话，那么，这种美学并不属于我们，它属于诗人。在《夜莺的颂歌》中，约翰·济慈写道：
我在黑暗中谛听多少次；
几乎爱上了安逸的死亡；
在诗思里：轻唱她的好名，
求她把我一定带往天上；
如今死去似乎最为富丽，
在午夜里溘然魂离人间……
这样的死亡，诗性之中给人美的愉悦，肚有墨水者，无不神往。然而，这并非诗人最后的旨归。对此，罗伯特·弗鲁斯特写道：
但我仍然指望
入睡前再赶几里路程，
多么希望再赶几里行程。
生命是向死而生的，但所谓的酷刑终止了一切，终止了“再赶几里行程”的希望。这一切，发生在周实的文本里，发生在我们的历史中。它以文本或说生命的形式告诉我们人性的卑劣。还是让我引一段学者的论述吧：
历史更多展现的是人性的卑劣而非人性的辉煌，历史更多剥夺人的尊严和生命而非赋予人更多的理性价值和生命自由，它只不过是权力和野心的竞技场而已。在这里饰演的是屠杀和被屠杀的戏剧，表现的是实践意志的黑色欲望和精神狂想。因此，历史也是狂想家狰狞嚎叫的回声，穿透着残酷悲哀的音乐，是阴谋家的恶毒筹码的精心排列组合……〔10〕
历史如此，让我们和周实一起体验，同时，也让我们和周实一起重复一下这样的提问：
为什么人们需要权力？它是不是人类努力奋斗的共同目标？它有什么好处？它有什么用途？是否拥有权利和行使权力本身就使人满足，还是把谋求权力作为达到多种不同目的的手段？在多大程度上取得权力的企图根源于人类本性的最基本的欲望和动机？权力同追求物质享受和他人赞赏的普遍欲望——同霍布斯所说的收益和光荣有何关系？
不论答案如何，刀俎之间所真正隐匿的恰恰是权力，而非表面上的那些鸡零狗碎或者历史上某个个体的死亡。它让我们感到疼痛——权力以及周实的那些看似与权力无关的文字。当然，疼痛之后，还有困惑——这一切究竟为什么？
注释：
〔1〕邵建：《刀俎之间的文明与野蛮》，《小说评论》2001年第5期。
〔2〕〔3〕周实：《人彘》，《芙蓉》2001年第3期。
〔4〕〔7〕周实：《族》，《芙蓉》2001年第3期。
〔5〕周实：《炮烙》，《芙蓉》2001年第3期。
〔6〕〔8〕周实：《剥皮》，《创作》2002年第5期。
〔9〕周实：《绞》，《创作》2002年第5期。
〔10〕颜翔林：《死亡美学》，学林出版社1998年版，第268页。
“五四之子”殷海光
——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的艰苦与寂寞
？ 章 清
对大陆知识界来说，知道殷海光这个名字，还是海峡两岸渐开沟通后的事。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金岳霖在一篇自我批评的文字中，曾将殷海光与沈有鼎、王浩并称为他的三个跟不上时代的学生，或许这也是相当一段时期，大陆关于殷海光的惟一记录。这并不奇怪，以1949年为界，殷海光五十年的生命旅程，恰好前三十年在大陆度过，后二十年生活于海峡对岸。离开大陆时，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学术上，殷海光都只是默默无闻的边缘人物，留下的历史印痕并不多；当他在五六十年代的台湾社会，作为自由主义思想者，其俗世声名如日中天，大陆这边也无从了解。最近这些年情况才有所改变，先是殷海光的学生林毓生在大陆出版的论著中涉及其师的文字；接着殷海光的代表作《中国文化的展望》在大陆出版；殷、林二人论学书信《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1998年夏天，在殷海光的故乡湖北，还举办了海峡两岸殷海光学术研讨会。
注意到殷海光和他的论著，已是十多年前的事了，起因于研究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代言人胡适。当追踪到胡适晚年在台湾的活动，殷海光这个名字，自然就被注意到了。大陆与台湾1949年以后三十多年的隔绝，无疑造成了探讨像殷海光这样曾经生活于海峡两岸的思想家思想演进的困难，材料并不是主要的，除了完整读到殷海光本人的著述；多次赴港访学，还使我有机会系统研读与殷海光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报纸杂志。可怕的是一种隔膜，以及因此造成的距离。所以当我应韦政通先生之约，撰写第一部研究殷海光的书稿时，就颇感困难，好在“世界哲学家丛书”其性质偏重于论学，不妨碍我从远距离去探讨殷海光的思想，那就是结合五四以来现代中国思想发展的理路，为殷海光一生的主要工作进行评析。这也多少可以弥补海外研究殷海光思想留下的空白点。从海外研究殷海光不多的论文来看，他们也有他们的隔膜，相应的结合殷海光在大陆时期思想成长的脉络来讨论其思想的文字就并不多见，对于殷在大陆时期的活动，人们知之甚少，其中尚有不少得自于印象的模糊认识。这也并不足奇，因为所依据的主要材料——殷海光本人口述的自传，不仅过于简略，本身即有许多回忆有误的地方。而我则试图赋予殷海光在现代中国思想脉络中一定的位置。在我看来，就殷海光生活的时代来说，他在大陆的三十年不仅是其思想成长的基础，而且当他来到陌生的台湾社会，其实也并没有从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中抽离出某种特殊的问题意识，他的发言位置与问题结构，都与现代中国思想演进的历程密切相关。
如同过去海外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极少有机会直接与中国接触，在我撰写的海内外第一部系统研究殷海光的论著即将出版之际，我也才有机会有我的初次台湾之行。那真是一段感受力特别强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