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可以说，日本的继承制度不像中国的重男轻女那么极端。在日本家族中根本不存在所谓
断了香火的顾虑。由此可见，中国人重视自然的血缘关系，而日本人虽也重视血缘，但更重
视能力。也正因为如此，日本有很多有很悠久历史的企业，比如三井，住友。这些有着300
多年历史的企业，其继承人并非完全是本系家族成员。
中国可以称得上是世界上家庭数量最多和幸福家庭数目最多的国家，中国的家庭是重亲
情的，“落叶归根，衣锦还乡”一直是中国历代士大夫所追求的最佳晚年。日本的家不像中
国的家那样具有凝聚力和亲和力，而是有明显的离心倾向，许多非家业继承人都是义无返顾
地离开家，去社会上闯荡，以谋求生计和自己的社会地位。
总结
中根千枝在《纵向社会的人际关系》中指出：日本是重视“场所”的社会，人际关系自
然是纵式关系。也就是说，如果把家庭比做大树的话，中国的“家庭”是一棵枝叶繁茂、纵
向横向全面发展的大树，而日本的“家庭”之树只见其主干，而很少见其旁支。
以上，就“家庭”方面，谈了一些我的看法。总之，日本在充分吸收中国文化的同时；
始终没有忘记固有的传统；中日两国封建家族在亲属关系、收养和继承等方面存在不同的制
度，采取不同的形式，就是很好的例证。如笔者前面所述的那样，中国〃家〃的形成是以父系
血缘关系为中心的，所以血脉的正统性和持续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思；而日本的〃家〃是以模
拟血缘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军事、政治、经济团体（比如古代的武士，近代的日本企业），带
有明显的政治性和经济性。
家是最小的社会单位，也是构成社会的主要组成部分，两国家族制度的不同，家庭观念
的不同，肯定会影响两国的历史发展进程，甚至还将影响到今天两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这
也是我以后想要考察的论题之一。
注释：
①黄秋生：《浅论中日传统“家”的形成原理与封建家族法的差异》，深圳大学学报，2003年
第6期，P。103。
②李卓：《家族制度与日本的近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P118。
③日语写为“名字”“苗字”、读作“みょうじ”。
④天皇无姓，皇子、皇孙、皇女、皇弟、皇姑自然也是无姓的。一般女子出嫁后要改用夫姓，
但是平民嫁到皇家却仍然用娘家的姓。皇子文仁妻子川岛纪子，姓的川岛，就是娘家的姓。
⑤黄秋生：《浅论中日传统“家”的形成原理与封建家族法的差异》，深圳大学学报2003年第
6期，P。101。
⑥从公元六世纪到十八世纪的一千年中；曾经有十代、八位女帝出现在日本的历史舞台上；她们
是33代推古天皇；35代皇极天皇；41代持统天皇；43代元明天皇；44代元正天皇；46代孝谦（後
改称德）天皇；109代明正天皇；117代後樱天皇。
⑦镰仓幕府（1192年—1333年），是日本幕府政权的开始，其建立者是武将源赖朝。
⑧江户幕府（1603年—1867年），建立者是德川家康。
参考文献：
李卓：《家族文化与传统文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
依田熹家：《中日两国近代化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
富永健一：《日本的现代化与社会变迁》，商务印书馆，1990年。
张万新：《日本武士道》，南方出饭社，1998年。
李卓：《家族制度与日本的近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
穗积重远、中川善之助：『家族制度全集』，河出书房，1937、38年。
范作中：《中日育儿比较》，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年。
严绍璗：《日本中国学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
郑彭年：《日本中国文化摄取史》，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
鲁思。本尼迪克特 （Ruth Benedict）著，吕万和、熊达云、王智新译：《菊与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商务印书馆，2002年。
（作者为复旦大学外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徐静波）
忆吴杰先生①
姜克实 著
任钧华 译
内容提要：二战后归国、长年在复旦大学执教的吴杰教授，是复旦大学日本史研究的重
镇，亦是中国的日本史学界的先驱人物。本文从亲受其教的后学立场，追忆吴氏的为人、
经历和学问，勾勒出二十世纪中国日本学研究乃至整个学术史图像的一个侧面。
关键词：日本史研究 复旦大学 学术史
去年八月，八十岁的吴杰先生去世了。在平均寿命尚短的中国，八十岁逝世可谓「得
享天年」，何况是平时身体就虚弱的先生。其实，十五年前初见先生时，他看上去已像
个「老人」似地白发苍苍、拄着拐杖走路了。先生在之前的文化大革命中蒙受巨大不幸，
不仅精神受到打击，连身体也弄坏，还切除了一个肾脏。
不希望惊动世间，或许是其本人的意思吧！海外弟子的我，始终无法获知这噩耗。
过了很久，我才从自中国归来、早稻田大学的依田憙家先生那儿，得知先生去世的消息。
我虽自夸为先生的「弟子」，实际上却难称得上是真正的入室弟子。一九八二年，
包含我在内的三位学生，仰慕先生的学问而进入复旦大学的研究所（专攻日本史）就读。
文革后，我们三位成为最早拜入先生门下的弟子（现在在关西大学执教、专攻日本近世
思想史的陶德民先生，也是其中一人）。其中，我同时还取得公费留学的资格，因而在
复旦接受先生的指导，尚不满一年。
入名门复旦，成为中国的日本史学权威吴杰先生的门生，让我倍感光荣。但同时心
中七上八下、坐立难安的窘境，也是事实。因为，像我这样的学问「投机」者，不只害
怕自己的肤浅立即被识破，初次见到「大师」的不安，也是理由之一。
文革后不久，各大学的院系里，也只有几位先生才具「教授」的头衔。他们之于学
生，可说是云端的存在。这些先生的年龄，皆在七十前后，平日不担任授课工作（负责
授课的，大抵是讲师阵容以下的年轻先生），因此一年也只能看到他们几次而已（我就
读历史学系的时候，那位有名的历史学家周谷城（1898…1996）也在，但我终究没见过他
就先离开复旦了）。
不过，吴杰先生不一样。或许是先生年纪稍轻，所以根本没有那么伟大的感觉，只
觉是非常亲切且易亲近的人。和其它难以亲近的教授不同，先生几乎每天都出现在日本
史研究室和学系的资料室里，而且课堂上也见得到面。先生总是带着温和的笑容，用浓
重的上海口音（上海附近的松江县为其出生地）缓缓讲起话来。有时候，还会用流畅的
日语讲课。而且，不限于学问，像结婚、就业、家人等每位学生身边的琐事，先生也会
关心，并给我们建议。先生还常常在假日或夜晚，走到宿舍来看我们。
先生年轻时在京都大学经济学部求学，专攻日本经济史。因为直接受堀江英一
（1913…1981）②等先生的启蒙，所以不待「思想改造」，在归国之前就已习得马克思主
义经济学了。先生授课或闲聊的时候，喜欢讲当时学院的秘闻、讲座派③和劳农派④所进
行资本主义论争⑤的插曲等等。先生自京大毕业后，进入东京大学的法学研究科就读。
取得了硕士学位，便在二战后回国。当时中国的日本史学界拥有数百名会员，其中具留
日经验的人也不在少数，但留学期间真正修习学问且专攻日本「史」学的前辈，听说只
有吴杰先生和东北师范大学的邹有恒先生。
解放后的大学里，存在着凭借政治立场而握有权势的教员。先生不是这样的教员，
而是专心研究学问的传统知识分子，清廉之士。违背自己良心的发言或表明非出自本心
的政治立场，先生都尽可能避免。先生为人原本就温和且富宽容精神，和实际掌权派的
教员之间的关系，也绝不致生恶。然而，二次大战期间，先生过着与「抗日」活动无关
的生活，待在日本潜心于学问，结果却被当成通敌的行为，在过去的「政治运动」中遭
到严厉的追究。在政治而非学问的立场优先的时代，此种「经历」的问题，对往后留下
不好的影响，先生遂一生不得志。姑且不论先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受众人指责之苦，即使
后来回到研究室，或是升等为教授，或是博士指导教授的资格认定（在中国，用以表示
教授的身分），都比后进、弟子们来得晚。我在复旦的时候，已过六十五岁的先生，头
衔上仍挂着「副」字。就算在替我给日本的研究者写介绍信时，「会不会对我带来不便」，
先生的脸上也露出如此担心的神情。虽拥有这样的大师，复旦大学的日本研究仍较其它
大学为迟，乃与先生的不得志关系密切。
但是，除了写给日本方面的介绍信外，先生丝毫不在意此种不得志的情况，甘于当
个次要的人物。先生默默从事辞典的编纂和文献的翻译等无法出名的工作，还把提出的
成果，不问年龄、经历，平分给共同工作的全体人员（也包含我们研究生）。而且，连
起稿都没把握的研究生时代，先生竟让我担任《吉田茂传》一部分的翻译工作。初稿完
成后，我就不再理睬原译文，但先生仍把稿费分文不差地寄给身在海外的我。或许是过
去反复不断的政治运动所带来的痛苦体验，先生在年轻人及干部的面前低声下气惯了。
「那家伙未免也…」，感到愤慨的，往往是我们这些门生。从我在日本取得大学助教的
职位时开始，先生的来信里，还称我为「先生」。这让我很难为情。
先生博学多才，具有与传统学者「饱学」相称的风范。专攻虽是日本经济史，却也
通晓政治史、思想史等领域。授课时，从邪马台国、大化革新一路旁征博引，直讲到日
本资本主义论争和战后改革为止。而且，对日本的时事政治，也表现出强烈的关心。政
治上若生变动，先生就在课堂上让大家热烈讨论。一直到晚年，仍保持着这种对政治的
敏感。几年前，我前往冈山出任新教职。先生在给我的信里，就这么告诉我说：「当地
是桥本龙太郎的势力范围，自民党保守势力强盛」。此外，先生的中国史造诣也深。文
革时期，因为不能研究自己的学问，就帮忙历史地理学大家谭其骧（1911…1992）先生
的工作，尽力于地方志的校注。
先生颇擅长毛笔字，书法写得极好。自宅的桌上经常摆着毛笔、砚台，信几乎都用
毛笔写。而且特别喜爱中国古典，自己也会作诗。此文起稿前，我有机会吟诵到《日本
亚洲语言文化》（大阪教育大学日本。亚洲语言文化中心）上介绍的《吴杰先生汉诗六首》，
再次佩服其造诣之深。
先生是思考十分灵活的人。我在复旦的时候，历史学界还拭不去御用学问的污垢。
当时除了要求学者表明阶级和政治的立场外，若不引用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
列宁（Vladimir Il'ich Lenin； 1870…1924）、毛泽东（1893…1976）的语录，论文就不
能成立。不过，先生完全排除了此种死板的要求和学风，使用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
略和日本近代思想文化的进步等多重方法讲课，而且和文革刚过后以政治上的立场、立
论为先的学风不同，先生坚持当时罕见的以史料为中心的实证方法。这不是要我们随便
引用或是靠着翻译，而是教导我们日文原始史料的重要性。另外，先生也能听反对的意
见和后辈的意见，只要有少许合理处，就会谦虚地接受。先生在担任中国的日本史学会
副会长时，为了给学会带来新风气，先生经常热心地将日本史学界的最新动向，用客观、
善意的态度介绍到中国来。
先生这种学风，给我留下了鲜明的印象。当时中国的日本史学会，「明治维新」是
近现代史里最受关切的课题，将之视为「资产阶级革命」的看法算是主流。在靠着一次
「革命」的成功和由国家带动的近代化论受到高度评价的背后，「自由民权运动」⑥和「大
正民主」⑦等民众方面的动向完全被忽视，甚至很难在中国国内的历史教科书里发现这
些专有名词。在这样的风气中，我敢于选择大正民主为研究的课题，乃是受到先生以多
重方法观察近代日本的启发。
最后见到先生，是在一九九三年夏天随早稻田大学深谷克己先生为代表的亚洲民众
史研究会一行人造访复旦大学的时候。当时，听说先生已过着坐轮椅的日子。「让我们
到病床前来看您吧！」尽管我们再三希望，先生还是特意坐轮椅到会场来。见面的时间
虽然很短，先生仍亲切地和我们畅谈。这时候的先生，根本不像是病人，提出准确且敏
锐的意见，让离开日本约一周而看不到报章杂志的我们同感惊讶。当时先生把十年苦心
编纂的《日本史辞典》⑧亲手交给了我。但是，我因为担任该研究会人员的向导，便无
法和先生单独谈话。后来，时常想：「去探望先生吧」，却为工作繁忙所迫。最后，竟无
法见到先生，而先生就这么到另一个世界去了。实在让人感到遗憾。
我留学日本前，先生特地在大学附近的餐厅，为我开设送别之宴。席间，先生在我
的杯里倒了酒，说：「希望你能和我们一样，不仅是中国国内的知名学者，在日本史学
界，也是被认可的研究者」。先生这番话，对于当时连日本的研究所入学考试都感到不
安的我来说，正如梦一般，是个严苛的要求。
之后十几年，身在异国土地的我，一步步在日本史研究的道路上迈进。对朝夕的研
究生活感到疲惫而想寻求安逸的微弱声音，时常在心底响起。此时，想起先生这句话，
就能警惕自己。按先生的期许，要走的路程还长还远。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