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如此。而且，APEC后来的发展也表明，在“亚洲太平洋”地区主义下的这一合作框架下
虽然是一个协调与沟通的组织，但是不可能带来类似于欧盟那样紧密的地区主义下的地区经
济合作。
综上所述，从60年代到80年代，日本在地区主义上一直在“亚洲太平洋”与“太平
洋”之间徘徊，且在提法上始终离不开太平洋，可见其重视太平洋的程度，或者说美国因素
对日本东亚地区主义的影响程度之深。因此，日本对东亚地区内部的经济合作始终是比较消
极，反而更热衷于亚洲太平洋的跨地区合作，而“APEC”正是日本这一地区主义的具体体
现与现实成果。
三 冷战结束后东亚意识有所回归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的经济情况与东亚的经济形势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首先，日本经济由于泡沫经济的破灭，处于发展停滞状态，同时日本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也有
下降趋势。进入90年代后，日本GDP实际增长率从80年代的4％下降至l％，人均GDP增长
率从3％下降到l％。90年代日本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降至80年代的一半，仅为1。3％。在
几个发达国家（日美英法德）中倒数第一。据日本经济中心统计，1990年日本潜在竞争力
排名第3（80年代排名第4），但到了2000年时，其排名降至第16位。8 其次，以中国为
代表的东亚经济则出现了蓬勃的发展。尤其是中国，每年都能保持7％至8％的高增长率。
而且在中国加入WTO的良好预期下，中国有望成为一个更加开放的和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巨
大发展潜力的国家，在成为亚洲最大的投资市场的基础上成为巨大的消费市场。并且，随着
资本的扩张，企业实力的积聚和技术的积累，中国的经济结构也在发生重大的变化，从原来
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结构向劳动、技术、资本密集的多层次、多元化的产业结构转变。随着
这种结构的深入，在东亚，中日韩之间的产业分工有从原来的垂直分工向水平分工的趋势转
变。这给整个东亚的国际分工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中国的发展也带动了整个东亚经济
的发展，中国已经成为拉动东亚经济发展的重要的火车头。在整个东亚经济发展的情况下，
东亚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也与日俱增。由于以上两个因素的相互作用，东亚的经济版
图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对日本来说，原来的以日本为中心的“雁行模式”
陷入了难以运行的困境。
总而言之，一方面，日本国内经济停滞，国际竞争力下降，日本有摆脱经济发展困境
以及加强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深刻要求，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地区经济合作与东亚经济飞
速发展的形势对日本提出了严峻的竞争与合作要求。如果日本不积极地融入东亚，那么日本
不仅会失去很多经济发展与获取市场的机会，更有可能在地区经济合作中被边缘化的危险。
而且，日本也深刻地认识到，出于摆脱经济困境的需要，加强日本在的东亚的海外事业是加
强日本企业竞争力以及促进日本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此外，从其一以贯之的谋求东亚主导
权的野心出发，日本也需要在战略上加强在东亚以及东南亚的战略地位。因此。进入20世
纪90年代以后，与之相对应的“东亚”地区主义就得到了提倡与响应，东亚意识升温了。
不仅有日本学者提出以东亚共同体为基础的发展思路，而且政府与企业也深刻地认识
到东亚对日本经济发展的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日本在东亚经济合作方面的动向也相对积极起
来。在这样的经济形势下，建立东亚经济共同体不仅成为日本，也成为许多其他亚洲国家的
一个构想。马来西亚政府的马哈蒂尔总理就提出过“东亚经济集团”（EAEG）的构想。1996
年2月，中日韩三国与ASEAN之间举行首次首脑会议。这是一次在没有美国参加情况下的
东亚各国首脑会议，对日本的对东亚的地区主义参与的历史中来看具有重大的意义。在1996
年11月的ASEAN经济部长会议上，就资金调配、技术转移、人才培育等方面向日中韩提
出了合作的要求，从而浮现了东亚各国之间具体合作计划的草图。1997年1月，日本首相
访问了ASEAN 5国的时候，提出了日本与ASEAN举行定期首脑会议的倡议，而ASEAN
则反过来提出举行ASEAN与日中韩三国的定期首脑会晤。这是ASEAN各国试图不让日本
影响力过大的战略体现。不管怎样，这些动向都表明东亚地区的地区主义意识的显现。这也
是东亚地区内贸易与投资的地区依存度上升以及东亚经济活跃所带来的积极影响。
1997年发生的东亚货币危机，使日本与东亚国家更加认识到东亚经济相互依存的深化
关系与经济合作的必要性。借此机会，日本提出了AMF（亚洲货币基金组织）的构想。该
构想由于体现出日本试图主导亚洲的野心而遭到美国以及东亚一些国家的反对，最终未能成
功。虽然遭到了挫折，但是日本并没有因此放弃在东亚增加自己影响力的努力。1998年，
日本政府正式提出了独自的资金援助构想，计划在2年内向亚洲国家提供300亿美元的资金
援助，即新宫泽构想。由于日本感到美国对排斥美国的多边形式比较反感，转而以双边援助
方式向亚洲国家提供日元借款。日本借助这种双边援助以及ASEAN10＋3（日中韩）框架来
参与亚洲的经济事务。而随着东亚经济的日益繁荣，东亚地区在日本经济外交中的重要性也
越来越强了。9
总之，日本的在地区主义方面，在战后20世纪的50多年中，经历了太平洋主义占绝对
优势、亚洲太平洋主义与太平洋主义并重以及东亚意识的回归的一个过程。以此为背景，东
亚也从配合美国战略的援助开发对象，发展为日本的对外出口的生产基地与直接投资基地，
再到生产基地与市场基地并重的相互依存的对象，东亚在日本对外经济战略中的地位越来越
重要。
四 21世纪初期的东亚地区主义亚洲太平洋意识再度升温
尽管日本日益认识到东亚地区对日本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这并不意味着日本东亚意识的
完全回归，由于美国因素与历史因素的作用，日本在东亚地区主义上的消极与暧昧仍有显现
的可能，同时也可能为亚洲太平洋意识的再度升温创造有利的条件。
2005年的亚洲峰会，就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日本的亚洲太平洋意识的重新抬头。2005
年12月14日的首届东亚峰会在10＋3的基础上又加入了印度、澳大利亚与新西兰三个国家，
使东亚合作不仅在市场上，而且在合作机制上出现了开放性特征。“东亚峰会，顾名思义，
应是东亚各国首脑会议，但首届峰会就超出了东亚，包括了南亚的印度和大洋州的澳大利亚
和新西兰，显得名不正言不顺。这也无妨，因为东亚合作动一开始就持开放原则。但问题是，
这种成员扩大明显反映了某些大国在暗中角力”10。这些大国包括美国、日本以及印度等等。
其中美国从一开始就不愿意看到东亚出现一个排他性组织的出现，以削弱其在亚洲的利益以
及影响。任何一个国家的抬头都会受到其遏制。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对日本的一系列试图在亚
洲增加其领导作用的想法加以否定的原因，比如对日本倡导的AMF的否定等。另一方面，
作为其盟国，日本也是美国用以制肘其他国家在东亚地区的重要力量。因此，当东亚各国讨
论建立东亚共同体的时候，美国就积极怂恿日本把他们的盟友澳大利亚、新西兰拉入进来。
目睹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与东盟关系的不断密切以及影响力不断上升，日本为了平衡中国
的影响，也积极劝说东盟加纳澳新。而印度作为日本认为可以抑制中国的力量，是近年来日
本积极拉拢的对象，因此日本也积极支持印度的加入。11如果日本以及其他一些非亚洲国家
不是出于合作与共赢为目的来参与东亚峰会或者其他东亚经济合作，而是玩弄国际关系的均
衡或者零和游戏，那么这样的东亚经济合作的未来是不容乐观的。而且，日本的这些做法，
归根结底是为了增强其自身在东亚合作中的主导作用。问题在于一个从独自性出发，而不是
出于合作共赢的动机的国家，是否能最终获得其他国家的认可而发挥主导作用，是值得怀疑
的。
这次日本在东亚峰会前后的作为不仅深刻地表明了日本对“东亚共同体”的提倡与设想
其实无法摆脱“环太平洋经济合作构想”的框架，而且也表明日本在继续“脱亚入欧”还是
回归东亚方面依然处于定位不清楚战略不清晰的状态，从而使日本虽然认识到东亚的与日俱
增的重要性，但是在遇到利益冲突的时候，立即表现出消极与暧昧的立场。也就是说，日本
的东亚观依然是不明确的和摇摆不定的。而这种战略不清晰的东亚地区主义必然对日本的东
亚经济战略产生深刻的影响。首先，一方面东亚在日本对外经济战略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有回归东亚的必要性，另一方面由于日本的独自性思想的作用使其在对东亚开展经济活动的
过程中出现短视、保守以及利己主义等种种消极行为。其次，战略不清晰的东亚地区主义导
致日本在对待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态度上始终处于消极与暧昧的状态上，未能真正投入地参
与东亚经济共同体的建设，而且在其他国家出现积极行动的时候则往往处于被动应付的局
面，缺乏实质性的内容与时间安排。
五 特点极其影响
概括而言，本文认为日本东亚地区主义的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具有强烈的独自性。这
个独自性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以日美同盟为基础，在对外政治经济战略上追随美国而试图与东亚保持距离的独自
性。在这一独自性的作用下，日本在东亚地区主义上一直存在着较强的太平洋意识，以及有
别于东亚国家的“优越意识”，并因此长期以“亚太一员”自居。二是随着日本经济的强大，
日本不甘心永远屈服于美国的制约之下的，希望摆脱美国而发挥自己在东亚的独特政治经济
作用的独自性。在这一独自性的作用，日本不时提出独自性的支援政策，独自性的合作政策
等。三是谋求主导东亚并在东亚保持领先地位的一贯野心作用下的独自性，即“日本中心主
义”。这种独自性使日本在“后雁行时代”也依然固守着“雁行思维”。
日本在东亚地区主义上的这种独自性对日本的东亚地区经济合作战略具有深刻的影响。
在日本东亚地区主义演变的历程中，一方面为顾及与西方盟国的关系而采取在亚洲与太平洋
之间的平衡政策，对东亚地区内的经济合作持比较消极有时甚至是排斥的态度，而另一方面
则随着自己经济力量的不断强大以及东亚地区经济的繁荣，日本也有回归亚洲的形势之迫，
以及不断地发展自己的新亚洲参与战略的需要，以期在东亚经济合作中追求独自的作用与贡
献。因此，日本政府会提出一些所谓的独自的亚洲支援政策、独自的亚洲资金合作方针等，
而其根本目的则是为了加强日本产业竞争力，在东亚国际分工中继续充当领头雁，以及在东
亚地区经济合作中占据主导权。
然而，为了主导东亚，日本又不得不在战略上依赖美国，以图借助美国的力量来制衡自
认为在东亚有竞争的国家，以谋求东亚地区经济合作中的主导地位。因此，对于日本来说，
如何既能摆脱美国，又能在东亚占据主导地位这是一个两难的困境。因此，日本在东亚地区
主义上所体现出来的这种独自性有如一把双刃剑，可能产生正负两方面的影响。比如，日本
有试图摆脱美国的牵制而在东亚地区经济合作方面做出独自的作用与贡献的意愿，这种独自
性的增强可以加强日本参与东亚经济的意识，促进其参与东亚地区经济合作积极性，以及更
好地为东亚经济发展做贡献；而另一方面，如果过分强调在东亚经济合作中掌握主导权的独
自性，甚至试图借助地区外的力量来竞争主导权的话，那么就会出现一系列的矛盾，包括在
地区主义上如何平衡亚洲与太平洋之间的矛盾，“雁行思维”的固守与飞速发展的东亚经济
一体化之间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处理不好势必将影响日本在东亚地区经济合作中领导作用
的发挥。因为，在东亚经济发展日新月异的情况下，东亚地区经济的相互依存性越来越紧密，
且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进程进一步加快，如果日本过分强调“日本中心主义”的独自性，那么
不仅可能影响日本在东亚地区经济合作中领导作用的发挥，甚至可能在东亚地区经济合作的
进程处于边缘化的地位。
总 结
总而言之，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变化，尤其是东亚地区经济发展以及经济秩序、经济格
局的变化影响着日本的东亚地区主义，而日本的东亚地区主义的变化又深刻地影响了日本东
亚经济战略的演变。日本的在地区主义方面，在战后20世纪的50多年中，经历了太平洋主
义占绝对优势、亚洲太平洋主义与太平洋主义并重、东亚意识有所回归以及亚洲太平洋意识
再次升温的一个过程。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日本的东亚地区主义如何演变，但是始
终体现出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其“独自性”，而且这种独自性的影响具有正负双重效果。本
文认为，日本惟有多一些摆脱太平洋意识的独自性，而少一些在东亚地区主义上“日本中心
主义”的独自性，才能更好地在地区经济合作中发挥应有的作用。然而，做到这一点并不容
易，因为这不仅涉及到日本的传统政治文化背景，而且还关系到当代政治领导人的政治意志。
“日本中心主义”具有日本传统文化背景，不是一朝一夕能改变的。从近来日本的政治走向
来看，新保守主义占据潮流，日美同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