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们的理想是要做一份高质量的报纸，一份成功的报纸。
人们说你是《泰晤士报》、乃至英国报业最神秘的人，你对此作何感想？
有意思的是，我在亚洲的时候，人们却说我是最容易了解的人，不知道中国人是不是也这样想。我觉得这里的人太爱评论别人了。我不是说一份报纸不应该被人谈论，但是我的工作不是当一个名人，我的工作不是天天上电视，我的工作是做一份出色的报纸。
但是你的确是一个明星，尤其是你在美国负责《金融时报》美国版时，你有很多头衔。你怎么看待自己的名声、权力等问题？
我在美国做《金融时报》时，任务之一就是要迅速建立起其声誉和形象，所以我做了很多事情。我们这么做是有目的的，所以我进入别的公司的董事会、上电视、参加各种活动……《金融时报》在美国的市场份额还很小，因此需要增加在媒体上出现的频率。而且美国人常常不关心总编辑的情况，他们不会把这些事情算在你个人的头上。所以我进入其他公司的董事会，参加纽约的社交活动，这些都不是个人活动，都是职业需要。
但对英国的《泰晤士报》来说，我根本用不着做这些事情，这不是我的工作。我很清楚自己的职位，我知道怎样做才对我们的报纸更好的。比如说我们要采访以色列总理沙龙，我完全可以亲自到那儿进行这个采访。但是我不想去，我送我们的记者去，我真的是哪儿都不想去。但是在美国，你需要学会的是怎样利用好自身的影响力。
这两者最基本的区别是，5年前，美国人从未听说过《金融时报》。而今，他们会想要知道《金融时报》都作了什么报道。而5年前，伦敦的《泰晤士报》已经很有名了，它不需要罗伯特·汤姆森让它变得更有名。
在你看来，英美两国的新闻业有什么不同？
有人曾说我想把伦敦的《泰晤士报》变成《纽约时报》，但这无疑是不可能的。《纽约时报》是具有垄断地位的，而在一个竞争非常激烈的市场上，比如中国市场，你要做的事情就会不一样。你得变得大众化，需要各种花边新闻。有人批评英国报业不好，这不公平，我觉得英国报业要强过美国报业。在英国，为了争夺市场份额，报纸经营者面对的压力要大得多，他们需要动用他们的聪明、智慧与胆识，而且英国报纸的写作水平非常高。美国杂志界的优秀作者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在美国报界，尤其是日报，就不如英国报纸优秀。有人说英国报纸报道的是黄色新闻，我认为这有些夸张。如果你看看美国报纸，拿美国的地区性报纸与英国的地区性报纸加以比较，你会发现美国的很多报纸—名字我就不说了，这会很伤人的—纽约和华盛顿之外的报纸，真的都很差。但是它们都是具有垄断性质的报纸，所以我觉得那样评价英国报纸是比较过分的。
在当今世界上，新闻界最常见的陈词之一就是“全球化”，因为它改变了新闻业。另外一个词则是“9·11”，它普遍被视为是一个转折点。那么你怎么看待这两个词呢？它们是陈词滥调，还是确有影响？
我认为，全球化对社会的影响更为巨大，所以才会影响到新闻业，因为新闻就是要反映、捕捉和解释社会发生的变化。“9·11”也是如此。它对西方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甚至影响到中国社会，中国的外交政策也因它而改变，所以新闻业只是在捕捉这个变化。我很清楚那边发生的变化，因为事件发生时我就在那里。在那之后，美国的电视和报纸上有了更多的国际新闻，但这种突然的变化只会持续一段时间。比如说，《泰晤士报》的国际版块也有所增加，但这并不是因为“9·11”，而是我们的发展方向使然。
你可以认为，而且的确也有人认为，“9·11”是全球化的一部分，是惨痛的那一部分。
你在10个月前被任命为《泰晤士报》的总编时，所面对的最困难的变革是什么？你从《金融时报》带过来了一些人，你改革举动有没有受到老员工的抵制，比如文化上的差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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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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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遇到太多的问题，将来可能会，但是目前还没有。但文化的不同是一个大问题，这儿的人比较担心这方面，我认为他们希望我是一个严肃的新闻人，但是他们不太清楚。传统以来，《金融时报》一直有异于英国其他报纸。人们有两个可以理解的担心：一是担心我会把我的好友全部带来，安插在这里；二是担心我会让报纸去迎合市场。所以我显得很奇怪，我来了以后没有掀起一场革命，并且花时间去熟悉这里的人，熟悉这家报纸，熟悉英国报业，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人们就开始对我的目标充满信心了。我不太好这么说，但是我的感觉是，人们挺高兴，他们改变了想法，也更容易去了解我的思路。你要想改变《泰晤士报》，需要面对的不仅仅是它的传统，更多的是这里的每一位新闻工作者对这份报纸的热情。我相信我看到了这些变化，很珍贵的变化。这也许就是目前而言对我最大的挑战了，但它并不是非常巨大。我本来担心有一些很优秀的人会离开，但是这种事情没有发生。
所进行的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有一些变化比较明显，有一些变化意义很重大但却不那么明显。比较明显的大变化是增加了一些新版快，如星期一的足球版块，目前这个版块还算成功。中国有如此之多的人看足球报道，但是要做到真正原创确是很难的事情，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大量有创造力的人。回顾这些变化，影响力最大的恐怕是增加的T2版块。这是一个很重视视觉效果的杂志日刊，在西方很少见，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挑战。这样做是为了让《泰晤士报》在不破坏传统的前提下更贴近当代，这是观念上的一大挑战。
《每日电讯》的销量比你们大，其原因何在？你怎样面对这个问题？
这个局面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历史了。如果你仔细观察，你会发现他们正在下降，我们正在上升。呃，阅读报纸是一种习惯，这种习惯改变起来很难，不过还是可以实现的。说实话，他们的一部分销售是通过高回扣来实现的，如果从支付全价的订阅量上来看，我们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小。
你对改变《泰晤士报》的长远目标是什么？是要做英国发行量第一的报纸，还是有更远大的全球目标？
当然英国是第一位的（笑）。
我是说在当今世界上，《泰晤士报》要扮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人们常说《泰晤士报》是以时代记录者（generalrecord）的身份出现的，我喜欢这个说法。但今天与旧时不同，媒体已经改变。电视新闻有着巨大的影响，还有互联网、电台，不一而足，我的目标仍是要将《泰晤士报》变成一个时代的记录者。所以人们需要相信它能够做到客观，做到不乏味。以前人们买报纸的原因之一，是希望能看到自己的想法和偏见得以佐证。如果我能将这种观念打破，我不是说我个人，而是说如果这张报纸能将其打破，那会非常令人满意。而在经营上，我们则希望在高端读者市场上获得更大份额。
没有想过要使它更有力地去影响政治、影响政府吗？
不，没有想过。我们有充足的原因去这么做，但是我们只想做我们自己。人们尊重我们的报纸是因为我们公正。我们清楚自己的价值观，相信市场经济，相信个人的自由，相信国际化和全球化。所以说，有一套原则告诉了我们该说什么。有时候报纸刻意地要去做出影响，做一些宣传活动，我反而觉得是不真诚的。
难道你不想成为另一个约翰·德兰尼吗？他和议会、政府之间建立了很好的关系，向他们施加了极大的影响力。
这不是个人的问题。我很了解《泰晤士报》，布朗先生、邓肯·史密斯先生、肯尼迪先生（英国政治家），我很了解这些人，很了解这些机构。去见这些人的确很有意思，是一种荣幸，但是却不能利用这种影响力去为报纸增加声誉。这份报纸不是表达我的自我的工具（vehicleofego）。
但有观察家批评说《泰晤士报》与工党政府的关系太密切了？
那肯定是其他报纸这么说的，他们当然不会为《泰晤士报》唱赞歌。如果用市场、经济稳定性等标准来衡量，我们做得还算不错。我们当然不会赞同一切事情，相反，有时我们会强烈地反对一些事情。如果现任政府“向右转”了，我们不会只说一句“喔，这个政府不是工党政府了”。我们会综合考察它的表现，我们也许会说，“唔，也许保守党执政会比较好一点”。但这只是假设，现在还很难下判断，因为这届工党政府不同于往届工党政府。
从长远的历史眼光，你怎么看今天的《泰晤士报》。它创办于1725年，19世纪中期达到了巅峰，20世纪50至60年代也许是它的最低谷。那今天的《泰晤士报》呢？
现在这个时代要好一些。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新闻工作者不会为资源发愁—即使你没有时间写作，不能做到四处旅行，见很多的人。作为一个编辑，这个时代对我来说简直太好了，我们要做好一份报纸是不缺资源的。在英国媒体业和英国社会中，我们的道路很明确。我们的信心和依靠商业生存的能力，都能够让我们做出一份伟大的报纸。
被任命为《泰晤士报》总编，是你一生中的一个转折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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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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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算什么问题，这当然是我的一个转折点，不过我想我这一生有很多转折点。我现在41岁，接受这一职位并非我走下坡路的开端，我很高兴获得这一任命。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媒体，这个职位远不如这个地方有价值，吸引我的是这个组织，而不是职位本身。但就个人而言，我很自知，扬名并不是我的驱动力，我自问扬名并非我所好。因此，它之所以是我的一个转折点，是因为这里能够提供非常令人兴奋的经历。就新闻而言，这是一个非常棒的机会。希望这不是我最后一次感觉美妙的经历。
那对你来说，第一个转折点是什么呢？成为一名copyboy吗？
呃，我的第一个转折点应该是我出生吧（笑）。我想，远赴中国，是我最大最大的一个转折点。
在那里还遇见了你的妻子。
对，对我个人来说，是这样。对于职业生涯来说，这一次打开了我的眼界。当时是1985年，正如你们所知，中国当时非常令人吃惊，到处都在进行改革。中国真的就在你眼前发生着变化，每个月都会不一样，你能感受到这些。我刚到中国时，大街两旁的扬声器里还播放着音乐，马路上时有马车来往，中国人还穿着中山服。现在去中国的人，就无法理解这个国家原来是什么样子。我想我当时真的很幸运。回顾之下，我发现自己那个时候就在中国非常幸运，虽然问题还很多，但是人们—邓小平等领导—正在去尝试，不管是在艺术上、文化上还是经济上，甚至包括政治上，一切都在前进着。
这些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不仅仅是了解了中国，还了解了社会，了解了人民，我还了解了人们心中的愿望。人们想发展自己，想尽可能地挖掘自身的潜力，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当然，大家都希望能够有舒适的物质条件，但他们也想要个人的机会。当时我才刚满23岁，我最幸运的就是能够在当时去到北京并呆了一段时间。
随后你又去了东京、美国，在亚洲和在美国的不同经历分别怎样影响了你？
日本和中国很不一样，中国给我的影响还要大一些。我很喜欢日本，我在那里的时候正是日本经济的泡沫时期，也很令人惊奇。这是两个真正不同的文化。很大一个问题是，我在中国时，让人们办事非常困难，而日本就是什么都很正常。这两个国家给了我很不同的经历。总的来说，在亚洲的经历感觉很矛盾，人的外表很相似，社会却截然不同。
在美国的经历也是如此。人们在美国外面看美国，观点就远异于有过美国经历的人。尤其是欧洲人，左翼比较多，反美倾向较强。我不知道人们对美国了解多少，我很喜欢这个国家，我的两个儿子就是在纽约出生的，我对那里怀有感情。两地相比，我还是比较喜欢住在伦敦，但在伦敦之外，我更愿意去北京和纽约。
从你17岁到41岁，过去的24年来你认为新闻业发生的最大变化是什么？
我想，最大的变化应该是技术。技术创造了信息，技术也影响了接收信息的主要方式。你需要改变报纸，就是因为互联网等新技术造成的冲击。25年前的报纸不再与今天的报纸相同。你需要知道观众都知道什么，你不去了解，就不会有人买你的报纸。
新闻工作者的角色改变了吗？你知道，以前他们的形象包括反政府、反商业，但同时他们受教育程度又不是特别高。但今天，一切都改变了。你认为新闻工作者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我的受教育程度还是那么低（笑）。我想有的新闻工作者仍是这样，但是我认为新闻工作者的作用被高估了。新闻业惟一没变的，是新闻工作者要做到有批判的眼光，不能偏听偏信，你需要对其做出评估，在做评估时你得做到公平，并且要强硬，以前的政治新闻编辑记者就是这么干的。但和旨在提供分析和新闻的新闻业相比，两者间有很大的不同。我很希望我的编辑手法会变得更客观一点，能够最快地找到和挖掘事实，向事实发起挑战，而不仅仅是刻意地将自己变得不同。
最令你沮丧的经历是什么？
沮丧？最大的沮丧，是当我发现自己不能够对自己满意。我很少会为别人感到沮丧，我一般会对自己感到沮丧，
你常常对自己要求很苛刻吗？
是的，你不得不这样做。你常常会在别人不明白你想要做什么时感到沮丧。我认为问题肯定出在我的影响力不够以及自我表达的方式上。我认为真正的沮丧比较微妙，比较个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