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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好时代，人人都是杰出的商业领导者。但是在坏时代，我们却只能看到他们的缺陷。而你担任CEO期间正好面临了好时代与坏时代的分水岭，你对此有何看法？
是的。我认为，好时代会让优秀的经理人—甚至包括不优秀的经理人—显得特别优秀。沃伦·巴菲特有一句名言：“当潮水退下去的时候，你马上就能看到谁没穿游泳衣就去游泳。”在如今经济环境不好的时候，好的管理者尤其需要刻苦工作，集中精力去做最重要的事情。但是结果不是马上就看得到的，一贯如此。
举个很好的例子，英国有一个百货公司叫做Marks&Spencer，三年前他们新聘任了一个CEO—鲁克·范德维尔德。一开始，他需要让公司完成一个大转型，人人都说Marks&Spencer不行了，快完了，新CEO糟糕透顶，舆论界骂声一片。后来，他对自己说，他并没有带来什么改变，做的事情也（和从前）一样—关注正确的事情。结果公司获得了很大成功，但事实上他并没有改变什么，每个阶段他做的都是同样的事情。
因此，变革就是这样，在规划未来两年、三年、四年之内的战略时，你必须要有信心。
但是，你或许有长期的战略考虑，但是不断的裁员会增加员工的不安全感与不信任感，你采取什么有效方式来解决这种普遍存在的不安全感呢？
我认为，这没有什么神奇的解决方法。员工都需要安全感，这的确会影响到员工的士气，你不能否定这一点，不然员工就会在背后骂你是个骗子和白痴。最好的办法就是保持诚实，做大量的沟通。因此，如果你知道自己必须辞掉300名员工时，你就得出去跟大家说：“这是我们需要去做的，这是我正在做的，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这么做就会怎么样。”
员工不会喜欢听这些话。如果我要辞掉你，我可以给你找出三个理由，你听了这些不可能还会说：“噢，太棒了。”如果我说你现在一个人要干两个人的活儿，你肯定会说：“噢，这太不好了。”但是，过一段时间以后，我想员工是会明白的。
我现在有16000名员工，我需要考虑的是五年或十年后路透社会是什么样子；员工的待遇会变得有多好；不管我现在裁掉了多少人，我将工作移交给下一任的时候—这是早晚的事情—路透社会是什么样子。
路透社面临着一个很矛盾的现象，即它的价值观与声誉来源于新闻部门，新闻部门拥有众多的员工，却在集团内创造了相对小的利润。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公司的CEO理查德·帕森会说，他们或许创造了一家自己也无法驾驭的公司，因为美国在线与时代华纳在业务上的冲突过大。你们面临同样的问题吗？
首先，数字容易误导人。要想判断新闻业务从财政上对整个公司的贡献，一种方法就是看媒体部门带来的销售收入。按照这种算法，美国在线时代华纳这方面的数字我不太清楚，而我们的媒体部门每年贡献的收入大概有1。7亿英镑，全公司的总收入则是30亿英镑。
但是要看到我们全部的金融服务部门的收入（指着办公室里悬挂在一面墙上的巨大的平板显示器）—屏幕上显示的是我们向客户提供的金融服务，里面结合了我们的新闻内容……（摆弄着手中的无线键盘）这是股价走势，这是关于路透社的信息，这边是俄语财经新闻。
如果没有新闻业务，我们不可能在金融领域中获得这么多的客户。因此，我们很难简单地评价新闻业务在整个集团中的贡献比例。比如说，这是皮尔森集团，这是皮尔森的股价（摆弄着手中的无线键盘），可以看到皮尔森的股价正在下滑。我想知道为什么，于是我就可以直接找到关于它的新闻。我可以在这里搜索到从今天到2001年的所有关于皮尔森的新闻。新闻业务正是我们的金融服务如此具有价值的一大原因。不好意思，我可能讲得让你有些不太明白。
那么金融服务部门呢，它的表现怎么样？
我们大约有91％的收入来自于金融服务，在金融服务公司中我们的这个比例是最高的。我们的驱动力就是要做到给客户带来健康的循环效应。当然还有其他原因，我认为影响我们的主要因素是结构、竞争力等。
竞争力表现在，路透社怎样做才能保证我们赢得竞争，改进服务，提高客户质量，增加产品种类，将精力重点集中在客户服务上。影响我们业绩的中间因素则是结构性变革，但是这些转变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完成的，实现它需要好几年的时间。
让我们来谈一谈金融信息服务到底在我们的世界中扮演了何种角色，它仅仅是一件出售的商品吗？
我认为金融信息绝对扮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想想金融信息的传播速度有多么迅速吧。2002年在纽约我们就有150个活动，所请到的发言人有科菲·安南和前美国财长拉里·萨默斯，他们曾和我们的驻印度记者谈论印度的经济政策。在以前，假如我常驻印度，我不会去关心我在华盛顿的读者。但是路透社要实现这一点，不到一秒钟，我们驻印记者所说的话就会出现在每一块荧屏上，传递给全球各地的金融部门。假如今天萨达姆发表了讲话，我们不会再像以前那样需要两个星期的时间才知道他说了什么，全世界当时就收看到了他的发言。我们影响了政府和银行的决策，这些机构每天要处理数百亿、数千亿美元的资金。所以我认为这种全球性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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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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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这家特殊公司，是否需要一些特别的领导力？
这是个好问题。我不认为这是一家多么特殊的公司，我也不认为这家公司在领导力上有什么特别的需要。它真正需要的也许是通才，你得喜欢你的事业，你得将自己的利益与公司、员工和客户的利益结合在一起。因此，（领导力）不仅仅涉及收入水平、利润状况，以及预算和统计数据。从基本上来讲，我们正在做的是，将内容—不管是新闻还是数据—和技术应用到两大主要市场中：金融和媒体。我们的事业遍布全球，态度比较中立；我们公司是一家全球化的公司，我们的总部设在英国，而我是个美国人，我的妻子是欧洲人；我在世界各地办公；我们只有15％的收入来自于英国市场；我们的目标是成为每个我们所服务的国家的一家本地企业。
我们不是麦当劳、耐克那样的跨国企业。麦当劳是一家美国企业，它只是将美国食品出口到其他国家。路透社不是一家民族企业。对你的问题的最好回答就是，它必须具备全球视野。运行着路透社的不会全都是美国人或者日本人。你必须关心客户的所作所为，必须关心编辑记者们的所作所为，并为技术而激动。这些事情永远都能让我兴奋。
那么在过去18个月中，你犯的主要错误是什么？
毫无疑问，这是个好问题。在用人方面我犯了一些错误，这是个人的问题。你会感觉到，不合适的人被放在了不合适的位置上，比如说我们在客户方面的某些人员。出现了这种情况你就需要进行调整。但你知道，人有时候难免会心软，不能足够快、足够迅速地进行调整。即使如此，员工仍然会骂你太过分。
在“9·11”发生时，你在做什么？对于你和公司而言，这是一次重大的挑战吗？
是的，我们有6个人（在“9·11事件”中）丧生。首先，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进入了危机状态。对我而言，这同样是一次危机。以前我们也遇到过需要完成很多工作的困难时刻，但只有这一次称得上是危机。所以，我们马上明确最重要的三个方面：一、我们的员工；二、我们的客户；三、这起事件对商业和经济的影响。
我们有很多员工在世贸中心里面工作，因为我们的纽约分部设在那里，我们在纽约的网络中心也设在那里。那天早上，事件发生时我们还有很多员工正在世贸中心里为客户服务。所以，我们的第一要务就是，对我们的每一个员工负责。我们大概有500名员工在那里，丧失了6名员工的确是一幕惨剧，但是我们已经把损失减到了最低。
第二是我们的客户。受到影响的不光是在世贸中心里办公的客户，由于电力供应和通讯的中断，我们分布在全球的许多团队紧急加班，恢复通讯和备份系统，以使我们的客户可以坐在家里进行交易。
第三，我们立即计算了该事件从财务上对我们的影响。虽然我们损失了数百万美元，但是这些和丧失的生命相比就无足轻重了。
很多时候，公司的成败更多地取决于整体经济环境的好坏。在今天全球经济已进入不景气的状态下，路透社是否具有新的增长空间？
我认为类似于1999年至2000年那样的经济状况不会很快到来。那时候，经济泡沫达到了巅峰，互联网热高烧不退，电信股票一路上扬，后来的种种丑闻也是在当时蓬勃而生。但我们的看法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金融服务业将回到比原先更具长期发展势头的轨道上，增长率保持在3％～5％，而不是那种疯狂增长。但是在某些极具吸引力的市场上，它也有可能实现更快速的增长。比如在中国，现在这里的金融服务市场相对还很小。但是，对我们来说，中国拥有极大的潜力，我们在这里开展了不少很好的项目，尤其是在技术解决方案方面，如我们帮助上海证券交易所进行了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在中国，我们实现的增长速度远超过了德国这样的国家，那里的情况比较令人沮丧。
路透社对你具有某种特殊的意义吗？比如，你可以去领导IBM，它同样是一家伟大的公司，但对于个人，相对于其他杰出的公司，路透社有什么特别的吸引力吗？
不，不会一样，它（IBM）对我而言没什么特别的意义。这并不是说IBM不是一家伟大的公司，我想管理IBM也许会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我也许会发现一些不同之处。但是路透社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你会爱上这里，这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一份工作。
你曾经编写过软件，加入路透社之前你是一名律师，这种职业经验对今天的工作有何种帮助？
因为编写软件的缘故，我知道了一些技术上的东西。当时我负责的那家公司在技术密集程度上与路透社相当。要管理一群技术专家，自己不一定需要是专家，但是这会很危险。因为你的软件工程师会动不动就告诉你：“老板，（开发）这个软件我们花了1000万美元。”我知道这其中的成本到底有多少，因为我自己编过程序。科技很重要，它让你有勇气怀抱越来越大的梦想。我当时所在的那个公司是把即时通讯软件转化成金融产品。
我当律师时，业务涉及的主要领域是公司财务。这段经历让我了解了客户的公司是如何运作的。我做过IPO，曾帮风险投资者创立投资基金，还做过资产评估。不管是做技术还是当律师，我做了大量向客户提供服务的工作。不过最后对我产生影响的经历是，我发现合并和收购根本不能解决企业的问题，这样做的结果要不就是企业支付了过高的并购费用，要不就是增加了决策的执行难度。并购不是万能药，它只是若干工具中的一种，除此以外还有建立协约、结构调整等手段。只依靠并购的方法来实现企业发展的想法是疯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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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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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商人令你特别尊敬，为什么？
我不知道。有很多很多商人都比我出色得多，有成就得多。但我崇敬曼德拉、图徒大主教这样的人，他们为世界创造了和平。不能否认，商人肩负着非常重要的工作和责任，但他们不是神，他们不能决定人的生与死，以及国家政治自由。从根本上说，他们从商是以赚钱为目的，他们要兼顾股东、员工和所在社区的利益。你刚才讲到的美国制度的问题就在于美国的商人被奉成了神，可他们不是。所以，我很尊敬商人，但是，还没有哪一个商人让我觉得很伟大。
2002年12月，英国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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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汤姆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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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汤姆森（RobertThomson，1961－），英国《泰晤士报》第一位非英国籍总编辑。
汤姆森毕业于澳大利亚墨尔本的圣齐尔达基督兄弟学院，初以送稿生的身份加入墨尔本的《先驱报》，后成为《悉尼晨报》和《时代报》的驻北京记者。在2002年被传媒大亨默多克指派为伦敦《泰晤士报》总编辑之前，汤姆森是英国《金融时报·美国版》主编，帮助该报打开了北美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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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中的《泰晤士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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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拿巴中等身材，相当瘦削，面色黄褐，面貌无甚特别，但他有一双无比锐利的黑眼睛，总是习惯性地看着地面。”205年后，1797年8月4日的《泰晤士报》对那位姓拿破仑的法国军人的描述，仍栩栩如生。当代历史学家雅克·巴尔赞说，创办于1785年的《泰晤士报》与三卷本的《大英百科全书》已是18世纪末英国人日常生活中两个主要的新的信息来源。“人们常说《泰晤士报》是时代的记录者，我喜欢这个看法。”罗伯特·汤姆森，该报现任总编辑相信，尽管媒体世界已然发生了巨大改变，但《泰晤士报》的使命仍是成为客观世界的记录者。而这位形容削瘦，身材高大，走起路来明显驼背的41岁的澳大利亚人，在2002年初成为这份英语世界历史最悠久，或许也是声誉最卓著的报纸217年以来的第一位非英国籍的总编辑。这是个令人震惊的任命，汤姆森说自己与他的老板鲁伯特·默多克仅仅是在这项任命的前几个月才开始接触的。尽管他们同是澳大利亚人，都有一个中国妻子（一些人甚至怀疑，邓文迪在这个决定中充当了重要的角色），也尽管《泰晤士报》已失去了它在19世纪无可匹敌的影响力，但它的总编辑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