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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问题头绪太多，混乱不堪。就拿政府决策来说吧，当人们的健康遭受到某种威胁时，比如说前段时间中国大陆和中国香港流行的禽流感，就会让政府当局陷入困境：该不该告诉人们某种危险正在逼近？如果政府说出来但却错了，人们会说：你为什么无端地要吓我们呢？但如果政府不说出来，人们又会说：你怎么回事？你知道这事却不告诉我们？这个两难处境很难解决，因为你无法事先知道风险究竟有多大。新的技术、新的食品制造方法、新的科学创新，许许多多都是你无法预知的。
那我们是不是该更主动地去设计我们的未来社会？过去150年的历史表明，这种主动设计往往造成巨大的危害？
这就要求你要承认自己有可能会犯错，因为你实在无法预知。比如说口蹄疫，没人了解这种疾病，没人知道该怎么做，人们只能自己想办法。一旦最初的办法不适用，疾病就会极大地蔓延开来。类似的风险今天还有许许多多。我们无法预先对其加以控制，我们一开始也无法得知风险究竟会有多大。如果你将太多的风险通告人们，人们反而会毫不在意。所以，这是一个困境，尚未找到解决之道。
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创立时，发起人是韦伯夫妇和萧伯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批知识分子，如罗素和凯恩斯都活跃在这里，那一代知识分子极大地受到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你怎么看如今新一代的知识分子？是否今天的知识分子阶层正在衰落？
是的，知识分子的位置正在发生改变，大学系统的地位也在发生改变。因为随着我们所谈到的通讯革命的来临，我们生活在一个知识已经极大丰富的社会，大学已经失去了以往所有知识生产中心的垄断地位。其影响之一就是，像你们这样的人—媒体—的兴起。因为媒体正在固定地生产和传递大量的知识。今天的知识分子如果想要获得公众的认知，就必须参与媒体。而这，你也知道，会损害知识分子的表达。这就是新一代知识分子的两难处境—我是不是该将精力更多地投入到学术研究中，而非与公众的交流？
我认为知识分子的角色仍然很重要。因为我们去理解这个难以把握的世界，而这个世界与过去相比又发生了很大变化。事实上，没有人知道怎样去面对这些变化。因此，知识分子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你是全球学术界的超级明星，你也影响了工党政府，你怎么看自己在学术界的位置？
不，我感兴趣的不只是工党，而是刚才我所提到的、在大变革环境下全世界社会和政治的重新建构。
就拿关于“第三条道路”的争论来说吧。这场争论最基本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应对先前所谈到的这些变革，以及怎样才能建构一个在全球市场中具有竞争力的社会。这也许是这个世界中所有社会都在面临的问题。所以“第三条道路”的争论可以出现在英国，也可以出现在中国。因为即使它们有不同的问题、不同的历史，但却面临着相同的结构问题，全世界都在寻找解决之道。
我感兴趣的是，怎样影响不同国家的中左派。他们正在考虑应该拿出什么样的政治决策，才能让我们在全世界范围内发生社会变革的背景下实现左派的价值观。这是一个宏大的任务。尽管目前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功，但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是知识分子的政治演进，因为我们必须应对新的变化。中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我们知道，中国政府正在进行着政治上的新尝试，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人会对关于“第三条道路”的讨论感兴趣的原因。
一生中最令你感到受挫的经历是什么？
哦，我这一辈子就是一系列的挫折。我希望自己写的书会更好，希望自己对这个世界带来的影响会更大。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由不断的失败和挫折组成的。你需要做的就是继续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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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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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让你兴奋的经历呢？
也许是过去这六七年吧。我接触了许多政治领袖，不光有英国的，还有世界其他各国的，以及一些对全球政治非常有影响力的人物。当然，我不能说所有的政治领袖都令人兴奋，但是与他们见面总是有趣的。
2002年11月，英国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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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西斯·福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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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1952－），兰德公司顾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
福山的作品《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于1992年出版后，已发行了逾20种语言版本。1995年出版的《信任：社会美德及繁荣的产生》亦有20多种外文版发行。该书被欧洲评为“年度商业书籍”，同时也被美国《商业周刊》评为当年十大商业书籍之一。
福山所著作品重点关注于民主化和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等问题。早年间他撰写了关于苏联对第三世界国家外交政策的文章，近年来侧重于研究文化和社会资本在现代经济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近作《大分裂》则探讨了社会秩序的起源。
日裔美国人福山出生于芝加哥，分别在康乃尔大学和哈佛大学拿到了古典文学学士和政治学博士学位。1979年至1980年间，福山供职于兰德公司的政治学分部。1981年，他成为美国国务院政策制定小组的成员，专门研究中东事务，并加入美国代表团参与了埃以关于巴勒斯坦自治问题的谈判。1983年，福山回到兰德公司原职。1989年，复入美国国务院政策制定小组，担任负责欧洲政治军事事务的副主任。1995年至1996年，福山再度回到兰德公司。
福山是美国斯拉夫高级研究协会的会员、对外关系理事会的成员，同时兼任《外交事务》杂志的书评编辑、美国总统生物伦理理事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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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并未重新开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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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弗朗西斯·福山2003年3月8日离开华盛顿前往中国的那一周，《经济学人》的封面上是山姆大叔神色紧张、双目惊恐的身陷书堆的漫画。《让我们去伊拉克》、《牛津邪恶词典》、《国家重建初学指南》、《伊斯兰的扩张》这样名称的著作将他紧紧包围。这期杂志的社论是《Takingontheworld》。“他的脚底下，你可以看见《历史的终结》”，福山在复旦大学的美国研究中心的讲演以这种自嘲开始。
被习惯性地蔑视为缺乏教养的布什政府正在被迫学习理论来支持他再造世界的雄心吗？尽管对伊动武的时间被一拖再拖，甚至希拉克在2003年3月10日表示不惜动用否决权来阻止美国的行动，但谁都清楚，战争已不可避免。主要的战争很可能在短期内就结束，更多的探讨已转移至美国将伊拉克建成一个民主的国家、进而引发一场重塑中东的连锁反应的问题上。新闻记者与半调子历史学家，已急不可耐地将之与美国在二战后对于德国和日本的改造进行类比—它们都已从战争制造者的极权体制过渡成稳定的民主政体。而一个遵循了民主政治与自由市场的中东，将有效地消除它潜在的不稳定性—催化恐怖主义、油价的变数，乃至巴以冲突……
“这是一场赌博”，尽管与国家安全顾问赖斯及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弗威茨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与前者曾任教于同一所大学，与后者曾共同在里根政府任职），并坚信民主政体与自由市场是历史演进的终级模式，福山仍对于这场行动保持某种谨慎：“在德国与日本的成功是否适用于阿拉伯国家，对此，我也没有答案。”福山分析说，伊拉克有一些优势，因为它不像阿富汗一样长期处于动乱状态。它拥有政府的根基，有现成的公共服务系统，还有石油资源。尽管他不相信它在短期内就可以成为一个民主政府，但以更长远的眼光看来，这仍存在可能性。他相信学者与官员们花了过分长的时间来讨论阿拉伯是否能接受民主政治，但某些例证已提供了一些明证，比如土尔其成功的世俗化。
福山拥有典型的东方气质。他1952年出生于美国，父亲是一位杰出的日本学者，参与建立了京都大学的经济学系。他沉静得不无拘谨，偏矮的身材使他行走在人群中时很容易被忽略。事实上也是，我在他被簇拥到演讲座位后，才看到那张著名的面孔。他的衬衫领子不太顺从地略微突出来。当讲话开始时，他的双手交叉起来，并形式有限地作出手势。他的声音强度与速度也被控制在一个相对平均的维度，这使他成为一个标准的学术讨论会式的讲演人，却不是个引人入胜、善于（禁止）幽默的情绪调动者。
福山安静的个人气质，与他的思想在全世界范围内激起的热烈讨论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在如今的时代，很少有几位以思考和写作为业的人比他遭遇过更多的攻击、引发过更多的争论。在过去的13年间，他每一部著作的出版都像一桩新闻事件，总是触及到我们世界正在面临的根本性转变。纯正的学院派可以攻击他的思维体系漏洞百出、过于通俗。在1989年提出“历史的终结”时，他也很容易被视作是一位昙花一现式的人物。但令人惊异的是，与大多数名噪一时的学术明星不同，他一直顽强地活到今天，他的影响力几乎未受损伤。尽管这种影响力常常被简化成某种符号，就像人们常常在“文明的冲突”与萨缪尔·亨廷顿之间划上等号，而忽略了亨廷顿所要表达的具体观点与复杂的论证过程一样，弗朗西斯·福山是与“历史的终结”紧密相连的，也尽管福山要一遍遍地重复，“历史的终结”实际是由黑格尔而非他本人创造的。
关于福山的一切故事是由1989年开始的。这一年，37岁的福山成为新成立的布什政府的国务院政策规划处副主任。这是他第二次为政府工作，上一次他是以中东事务专家的身份进入国务院，那是1981年的里根政府，当时的政策规划处主任是PaulWofwitz。时年28岁的福山刚刚从哈佛政治学系毕业，他的导师之一是塞缪尔·亨廷顿。在此之前，他在康奈尔大学专攻古典文学，遇到了给他影响至深的阿兰·布鲁姆。后者引领他进入了科耶夫的世界，而科耶夫因诠释黑格尔而著称。多年之后，他回忆说他对于人类本性的认识是源于布卢姆的。接着他来到耶鲁大学学习比较文学，并在巴黎进行了短暂学习（甚至像海明威那一代一样写作了一本小说，当然，它从未发表），那时是罗兰·巴特与雅克·德里达的年代。但这些形而上学并常常不过是故弄玄虚的文字游戏一定让年轻的福山厌倦了。他来到哈佛学习，比起抽象的、过分学院化的概念，具体而真实的中东事物更令人兴奋。而在芝加哥大学与他相识的教授，却相信这种经历使作为政治学家的福山不同寻常—他是可以将文学与美学上的知识注入政治学著作的。
好了，让我们回到1989年。再次进入国务院的福山先生，已经有了奇怪而眩目的教育背景，有了政府工作经验。他曾跑到巴基斯坦作调查，也曾作为代表团成员参与埃及和以色列关于巴勒斯坦独立问题的谈判，还在独立智囊机构兰德公司做了几年研究，发表了一些关于苏联与中东问题的分析报告。或许大多数见过他的人都不怀疑“这是个聪明的年轻人”，但至于有多么杰出，似乎还没有结论。1989年年初时，福山给当时的国务卿詹姆斯·贝克的备忘录中提醒，德国可能重新统一，而华沙条约也可能终结。在一份发行量不大的保守派杂志《国家利益》上，福山发表了《历史的终结》一文，宣称了后来被不断争论的命题，“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福山以其罕见的知识能量与雄心，宣称比起君主制、法西斯主义等，自由民主制度不存在根本性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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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并未重新开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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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初，它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即使这份杂志的主编欧文·哈里斯也说，他对于该文的观点，也持相当的保留意见。但随着1989年诸多事件的戏剧性展开，尤其是柏林墙的倒塌，这篇文章迅速赢得了爆炸性的声誉。在西方世界凯歌高奏的1989年，福山的声音听起来既赏心悦目，又充满了先知般的色彩。
当然，只有很少的人认真地阅读了这篇文章和3年后他在此基础上扩展成的著作《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一人》。福山的理论被简化成一句时髦用语，流传于世。在每一次历史事件发生之后，比如海湾战争爆发后，人们都会不无嘲讽的问道：“历史终结了吗？”这种疑问在“9·11事件”后获得了更多的生命力，但他们却都忘记了福山在最初即以强调的：“我得出的终结观点，并不是指一个个事件的发生—无论是重大的还是严重的事件，而是指历史，指一种在基于所有人、所有时期的经历基础上所理解的一个惟一的、连续的、不断变化的过程……历史终结并不是说生老病死这一自然循环会结束，也不是说重大事件不会再发生或者报道重大事件的报纸从此就销声匿迹。确切讲，它是指构成历史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制度可能不再进步了，原因在于所有真正的大问题都已得到了解决。”
在持续了半个世纪、遍布了半个世界的社会主义阵营出现大变局之际，福山先生又重新提及了一个延续了两个世纪的古老命题：历史的发展是有方向的吗？福山指出的方向与150年前马克思所思考的社会发展进程是截然不同的，但他们都坚信历史具有其指向性。一个尴尬的现实是，批评者有理由指责马克思的理论是“历史决定论”。历史发展本应具有开放性，但凭借这一点却似乎很难驳斥福山的观点。“历史终结”充满了与福山本人的谦虚不相符合的傲慢，它让很多批评者或明显、或隐隐地感觉到不适。但是，我们却很难找到真正的反对论据。“9·11”发生之时，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