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历险- 第1部分

《思想的历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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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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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默多克向你提供《泰晤士报》的这个职位时，你是怎么想的？仅仅是自豪吗？　　啊，当然很自豪，我感觉很受抬举。我并不自负，但我认为成为《泰晤士报》的总编是件很自然的事。我非常幸运，但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因为《泰晤士报》是一家如此优秀和拥有深刻洞见力的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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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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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人在年轻时都有些不切实际的幻想，我一直期待能够遇到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我也从来不相信钱钟书的话：他对一位试图前来拜访的读者说，只要享用（又鸟）蛋好了，何必看到生蛋的母（又鸟）。每当看到一本好书、听到一段精彩的评论时，我总是期待能看到这些观念的制造者到底是谁。活生生的母（又鸟）要比（又鸟）蛋可爱多了。
　　这是过去的两年中，我和我的两位卓越的同事覃里雯、黄继新共同完成的一部分采访。这些被采访者们是思想家、政治家、商业人物和意见领袖。很多谈话令人兴奋，也有很多让人倍感失望，但基本而言，被采访对象都可算是我们今日世界的第一流的头脑，能进入这个行列的人应该不超过5万名—相比于65亿人口，他们的确应该赢得尊敬。这些文章的写作水平也有不同，其中段落优美的大多是覃里雯的手笔，而正是由于黄继新的努力，这项计划才得以不中断地进行，我的作用主要在于提供常常不切实际的热情鼓舞。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三个是最佳组合。
　　我们没能勾勒出世界变化的轮廓。提供的更多是智力上的自由冲撞。一些论点是彼此矛盾的，但相信会为你提供意外的启发。我们对确定性的结论与秩序缺乏兴趣，相信世界的发展是开放的、没有定论的。
　　我们要感谢《经济观察报》，它提供了绝大部分经济上的资助，屈指算来，我们为这家机构工作的时间加在一起已超过10年。我们的一些同事帮助编辑了稿件，他们容忍了种种疏漏，并从不吝赞扬，他们的名字不再一一列举。
　　由于其他两位作者比我有更紧要的事务，所以由我完成这篇序言。把我们的照片放在书上，也是我的建议，它明显是出于虚荣心。
　　许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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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埃默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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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尔·艾默特（BillEmmott，1956－），《经济学人》总编辑。
　　艾默特初于牛津马戈达连学院学习政治学、哲学和经济学，后续于该校那费尔德学院研究1944年－1947年时期法国政府的共产党风潮。
　　未至学业结束，艾默特便加入了《经济学人》的布鲁塞尔分站，负责撰写欧共体和荷比卢联盟的报道。1982年，成为该报驻伦敦的经济学记者，次年转驻东京，负责报道日本和韩国事务。1986年年中，返回伦敦，成为该报金融编辑。1989年1月，成为该报负责工商、金融和科技等领域报道工作的商业事务编辑。1993年3月，就任现职。
　　艾默特是日本问题专家，出版了三本关于日本的著作，其中的《太阳照样落下—日本经济力量的极限》和《日本的全球出击》皆告畅销，而《致命的官僚原罪》只发行了日文版。
　　1999年9月，艾默特为《经济学人》撰写了《自由历程》一文，后在此基础上作书，名为《20：21远见—二十世纪留给二十一世纪的教训》，于2003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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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人》的立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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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星期四的下午，比尔·艾默特悠闲地坐在伦敦圣詹姆斯大街25号那座被一些人称作“丑陋不堪”的“经济学人大厦”的总编辑室内。他刚刚度过一周中最后的紧张时刻。他必须在这一天的清晨6点醒来，8点之前赶到办公室，他将与他的主要编辑人员重新阅读并修改标题，完善补充性数据，为图片增加说明……在周五清晨时，新一期的《经济学人》将出现在英国主要的报刊亭里。几个小时后，欧洲、美洲、亚洲的读者也将阅读到《经济学人》那著名的腔调：在上一周，我们的世界陷入了混乱，我们建议采用如下步骤来解决这种混乱……
　　比尔·艾默特分毫不差地符合了我对于《经济学人》总编辑的预期。很多人和我一样是在2001年初，即他与意大利总理竞选人贝鲁斯科尼的相互谩骂中注意到他的。为了报复《经济学人》将自己评价为“不适合管理意大利”的人，贝鲁斯科尼发动了他控制下的所有右翼报章电视，将艾默特形容成“有着列宁一样面孔”的人，是丑陋的极权主义者。而艾默特则在《卫报》上回应到，他期待着意大利的新总理前往英国来打官司。回忆起两年前的这桩沸沸扬扬的“国际事件”，艾默特仍恰到好处地反击道，未来欧洲政治的主要危险来自于贝鲁斯科尼这样的右翼领袖，他们同时掌握了公众舆论与政治权力。
　　不，你千万不要误解艾默特先生是个刻薄的家伙，恰恰相反，他看起来就像个大学教授一样谦和并有点笨拙。他的穿着也绝非扑面而来的精英式的考究。他随意将手插在口袋里，翘着腿与我们谈话。他也没有那种傲慢的牛津口音（他在那里至少读了6年书），尽管他领导的杂志曾被攻击为“充满着不容质疑的先知气息”，“有着讨厌的牛津腔调”。而直到这个极度推崇个人主义的年代，《经济学人》还顽固地坚持着集体匿名制（除了调查），而总编辑具有不可质疑的最终决定权。因为他们相信“说些什么比谁说的”更重要。同时，从外观的任何细节来看，它都是一种叫做“杂志”的出版物。但它顽固地坚持，就和160年前一样，《经济学人》仍是一份报纸。直到2001年7月，它还在一直声称使用全彩色的印刷“将分散读者对于文字与思想的注意力”。
　　比尔·艾默特是这份创刊于1843年的报纸的第15任主编。他说：“其实，我们一点也不傲慢。”比尔·艾默特说在过去20年中，《经济学人》最大的变化是更多元化、国际化。他喜欢举例说，他们雇用了更多的非白人、女性，而非传统意义上的牛津、剑桥的毕业生。他也喜欢强调，在《经济学人》内没有等级制度，它是一个极度平面化的组织，每个人都拥有平等的发言权。但在世界范围的精英读者中，《经济学人》享受着几近无可匹敌的荣誉（当然也常常遭受病诟）。它或许是全世界最受尊敬的出版物，因为它似乎从来没有学会记者式的报道方式，它不记录“他们如何说”，而是直接明了地表明“我们这样认为，因为……”。它的编辑是新闻界的异类。执行编辑安东尼·格列布刚刚出版了《西方哲学史》，这是罗素以来第一部类似作品。而当比尔·艾默特在1993年获得总编辑这一职位时，他的前任RupertPennant…Rea则离职就任英格兰银行的副行长。就像艾默特9年前所说的，“这的确是个了不起的现象，一名记者获取了这一委任”。
　　艾默特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高级编辑们是否必须是“文艺复兴式人物”的设问，他说自己比较懂政治学与经济学。成为总编辑后，他又开始了解金融学以及不断进展的生物技术和环境问题。就像艾默特在过去的9年中不断强调的，《经济学人》绝非如它的名字所暗示的，只是单纯的商业与经济报道媒体。事实上，它致力于将商业、经济、政治、国际事务、文化、技术等所有的一切结合在一起。因为在这个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它们彼此都充满关系与联结。而这些看似截然不同的专业领域，也并非如外界所认为的那样难以理解。艾默特珍视《经济学人》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编辑沃尔特·白芝浩的遗产：“所有的主题，都可以用清晰简洁的英语表述出来。”白芝浩或许是《经济学人》的编辑们永远试图接近但无法超越的楷模。作为创始人詹姆斯·威尔逊的女婿，他在1861年成为了这份为倡导自由贸易而创立的小报纸的总编辑。他身份的多元性深刻地影响了这份报纸的形态。这个35岁的老青年是银行家、编辑、随笔作家、记者和失败的政治家。他写作的题材涉及经济学、教育、历史、法律、文学、政治、宗教与社会心理学。他毫无疑问地跻身于19世纪约翰·斯图亚特·密尔、马修·阿诺德这样最伟大的英国知识分子的行列。他称这种庞杂而多元化的写作是在“与自己的头脑游戏”。
　　“我们不是一份意见报纸”，艾默特否认了我的判断。他说《经济学人》追求“分析性与辩论性”。他尊重美国新闻业对于信息与一手资料的重视，但他不希望他的记者们不断用“谁谁说”来打断他们自己对于事物的探讨与看法。因为只有这种意见是建立在严密的逻辑分析与事实基础之上的。他们像支持自由贸易一样支持自由思考。艾默特像19世纪的威尔逊、白芝浩一样，仍是启蒙运动的信仰者。他相信人们可以通过理性寻找到更好的方案以解决眼前的困扰。“尽管进步并非不可避免，但它的确有可能不断前行”，所以艾默特反对极端环境主义者的悲观论调，更反对这种封闭性的思维方式。尽管未来并不确定，《经济学人》却试图通过更广泛、更深入的分析来探索可能的方向—“我们不是报道什么，而是告诉人们怎么去做”。这是比尔·艾默特从少年时代就梦寐以求的工作，他渴望分析、研究、探索，他只想在学者与记者这两种职业间作出选择。在1998年的一次公开演讲中，他充满自嘲地回忆起1980年进入《经济学人》的经历。22岁的年轻人申请了所有可能的记者职位，但几乎全部被驳回。“《经济学人》是对我态度最好的一家，（在经过一轮的写作测验与面试后）他们会说：‘真的很抱歉，我们现在没有空缺的职位。先去做些别的事吧。’”44岁的艾默特如今回忆说。但在牛津大学作过18个月的博士后研究，并准备前往巴黎完成论文时，他突然接到《经济学人》的电话，因为“他们需要一个价格低廉的实习记者前往布鲁塞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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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人》的立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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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年后，比尔·艾默特成为驻东京记者，他不忘提及他的前任看到他时有多么失望：总部竟派了个二十七八岁的“实习生”来接替这个“重要职位”。“前往东京，是因为我想发现日本的与众不同之处。”这段经历几近完美地体现了一个年轻人发现世界的过程。他从未去过东方，没有日本朋友，不懂日文，甚至从未读过关于日本的著作。而对于20世纪80年代的世界来讲，日本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它的经济表现使整个世界黯然失色。“但我却发现日本并没什么与众不同之处。”艾默特在1989年12月出版的《太阳照常落下》（TheSunAlsoSet）是第一本冷静、清醒地指出日本经济潜藏的种种问题的著作。一个月后，日本的泡沫经济破产了。这一时机，一下子将比尔·艾默特推向了准预言家、日本权威的地位。艾默特说对于一家集体署名的媒体，这种外来的声誉有助于其自身的身份确认。很显然，“它也对于我在1993年获得这一职位有重要的作用”。同样关键的是，这一经验使艾默特更加坚信这一点，在这个世界上，普遍原则的适应性远比特殊性要广泛得多。这也使他在伊拉克的战争问题上，坚定不移地站到了美国一方。他相信萨达姆不过是一名独裁者，推翻他不会引发阿拉伯世界的仇美情绪。相反，它可能促成一场阿拉伯地区的真正现代化。他也不相信文化传统与价值观是不可改变的，因为“1945年后的日本用5年时间将自己建成了一个不一样的国家”。
　　这是一个编辑规模比它的影响小得多的杂志。《经济学人》在全球的分社根本无法与《纽约时报》或《时代》相比，它全部的编辑人员不过100人。它多少有些不屑于追求地区化的编辑方针。《经济学人》几乎向全球出售统一的编辑产品。它喜欢称自己是“全球性的声音”，而非地区性的。它87万册的发行量中，只有六分之一是出售给英国本土的。就像艾默特所说，“英国不再是帝国这一现实，解放了《经济学人》”，它更可能从观察者的角度来看待世界正在发生的转变。让我们再来重温一下这份报纸的特性吧，除去绝对杰出的写作风格，集体主义的声音，大学教授一样的编辑人员，它的立场到底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称《经济学人》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的确，就像160年前一样，《经济学人》仍坚定不移地支持自由贸易、自由市场，它是个保守派吗？似乎又不是。比尔·艾默特领导下的《经济学人》支持同性恋运动、文化的多元性，反对王室家族。就像这份报纸自己所说：“它支持了罗纳德·里根与玛格丽特·撒切尔。它支持了美国的越南战争，但它同样对哈罗德·威尔逊与比尔·克林顿的自由派主张持肯定态度。”
　　但这种矛盾并未掩饰《经济学人》的真正立场，即它对于特权阶层的反对，对于历史的确定性的藐视。它不相信有什么结论是不言自明的，它坚信历史发展的开放性，它相信人们通过争辩与探索可以更好地理解眼前的问题。它也不沉迷于意识形态，它认为很多灾难是可以通过技术性手段来解决的。它坚信一种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普遍性原则……而面对眼前的复杂问题时，它还希望我们都有一种不可遗忘的幽默感。这些信仰绝非说明《经济学人》是一贯正确的，恰恰相反，它常常犯错误，只是它从来不避讳承认这种错误。尽管它常常以一种先知性的口吻在说话，但它最反对就是排它性、封闭性的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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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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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多年前你加入《经济学人》，1993年你成为总编辑，你认为在过去20年间发生的最大变化是什么？
　　23年前我加入《经济学人》时，它的规模仍很小，发行量只有今天的四分之一，在当时关注的主要是英国事务，读者的大多数也来自于本土。
　　过去20年中最显著的变化是，以上情况完全改变了。我们大部分篇幅关注的是非英国问题，只有不到20％的读者是英国人。尽管我们很早就被视作具有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