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世宽发完言后，对坐在长条会议桌中央的苗凯说：“请苗主任给我们做指示！”
苗凯同志用手摸了摸自己的头发，笑眯眯地环顾了一下四周，说：“还是先让常委同志们发言吧！总之，高老是我党德高望重的老首长，在‘四人帮’时期又遭受了不白之冤和残酷折磨，我们一定要让高老此次故乡之行，高兴而来，满意而去！”
苗凯的话说完以后，会议室好长时间一片沉默。这沉默甚至叫人感到难堪。不知什么时候飞进来一只苍蝇，在常委们的头上嗡嗡地盘旋着，在静默中听起来象轰炸机一般刺耳。苗凯仰靠在椅背上，望着天花板。冯世宽仍然拿红蓝铅笔在白纸上划道道。李登云低头专心致志地抠指甲。张有智不知为什么脸涨得通红，扭过头，面对着墙上的原西地图。马国雄把一根纸烟往另一截正在燃烧的烟屁股上衔接。田福军胳膊肘放在桌子上，两只手使劲地交叉握在一起，眉头子中间挽结着一颗疙瘩。在后排列席会议的“接高办”成员中，不知谁响亮地打了一声喷嚏，把人吓一大跳。
“我说点看法，”田福军打破沉默，眼睛扫视了一下苗凯和冯世宽，“高老这次回故乡来，我们当然要在各方面做好接待工作。至于高老要召集的这个老战士座谈会，我理解他是搞调查研究，是搞工作；他要知道的正是实际情况，而我们这样公然地弄虚作假，欺下瞒上，就不仅是犯错误，而且是犯罪！”
田福军的话如同给会议室扔了一颗炸弹。坐在后排“接高办”的成员们，深表同意地抬起头，敬佩地盯着他们的田主任，张有智立刻扭过仍然涨红着的脸，说：“我完全同意田福军同志的看法。”
冯世宽的脸也涨红了。但他尽量镇静地询问李登云和马国雄：“你两个的意见呢？”
李、马二人相互看了一眼，不知如何说是好。
这时，苗凯同志发言了：“福军同志的意见很好嘛！我们还是要实事求是。世宽同志的意见也对。我们以后的确要多关心农村的这些老红军、老赤卫队员，他们是我们革命的功臣！
关于高老要开的这个座谈会，你们下去再好好研究一下。总之，一定要让高老满意。我下午要回地区去，一切就都拜托在坐的诸位了……”
苗凯讲完话后，马国雄向大家汇报了接待工作其它方面的准备情况，然后就散会了。
会后，冯世宽陪着苗凯到县革委会的客房去休息。路上，情绪不佳的苗凯只说了一句话：“我今天才领教了这田福军！”冯世宽只是微笑着，一句话也没说。还再用他说话吗？田福军自己跳出来在苗主任面前表演了一番，这比他给老苗反映他的问题更好。他在心里说：你苗凯领教了就好！你这下可认识了田福军是个什么人了吧？狂妄、自大，把谁也不放在眼里！田福军任职时，我跑到地区做工作，让把他排在李登云之后，组织部门不同意，你苗凯也不说话，结果这几年把我冯世宽折腾得好苦哇！好，你苗主任今天也“领教”了这位被地区呼主任吹捧为“有能力、有魄力”的人物——这就是他的能力和魄力！
冯世宽今天太高兴了。从另一方面说，田福军否定他的意见也否定得好，这实际上是否定了苗主任的意见，只不过这意见由他嘴里说出来罢了。这种弄虚作假的事他冯世宽也不愿意做——将来万一被揭露了，吃亏的还不是他吗？到时苗主任还是苗主任，他会板下面孔义正词严地训斥他冯世宽丧失了党性原则！
吃过午饭以后，苗主任就坐车返回黄原地区了。冯世宽又把马国雄找来，让他很快把其它方面的工作抓紧进行——后天高老就要回原西县来了……第二天一大早，原西城就变成了一个乱纷纷的世界。所有的机关和学校，所有的干部、学生、工人、市民，都根据S*锓第六十九号文件精神，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到处都在大扫除，擦门窗，拔杂草，油漆牌匾、城市上空黄尘大罩，就象进行一场战争。县革委会副主任马国雄穿一身旧军装，戴一副墨镜，如同一位战时的城防司令，到处奔跑着检查和指挥。身材魁梧的马主任爱领导这些热闹工作，他红光满面，风尘仆仆，指手划脚，不时发出一些庄严的指示和命令。全城人忙了大半天，原西县城倒也顿时换了另一个面貌。
现在，从入城开始到十字街的一段路面，都修补得平平整整；两边还象黄原城一样筑起了人行道——不过刚刚能走一个人。所有道路两边的青草都被铲除的一干二净；本来这青草倒不失为一种风景。在县招待所的院子里，用白灰划出了一些方格子，准备到时按秩序停放汽车。最为瞩目的是，在那个小小的十字街中央，用石头块垒超了一个交通指挥台。那上面已经站了本城唯一的一名交通警察。因为没什么汽车，这位警察就指挥进城的手扶拖拉机和驴拉车。他手里也没有指挥棒，见有驴拉车过来，两条胳膊便象路标一般指示方向；慌得农民手忙脚乱地喝住牲畜，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他们以为自己犯了法规，竟然惶恐地站在原地不动了。这位警察就气急败坏跳下指挥台，亲自扯着驴缰绳，把架子车拉过十字街。这恐怕又是个“新生事物”吧？原西城的一些闲人都好奇地聚在十字街周围，兴致勃勃地观看这热闹……这天上午十一点左右，一摆溜卧车和吉普车进了原西县招待所的院子。高老在苗凯和地区其它两位领导的陪同下，终于回到原西县来了。早已等候在县招待所的冯世宽等人，热情地把这位老首长迎进了招待所的会客室。
高老已快七十岁，身体看来也不太好，但一双眼睛炯炯有神。他回到久别的故土，情绪显然很激动。他马上就开始询问原西县的各种情况。高老的记忆力看来很好，地名、人名说出一大串，有些地方冯世宽都不知道，本县人田福军和李登云就在旁边作补充。
稍事休息以后，地县领导们就陪高老到餐厅去吃午饭。
餐厅已被几排屏风在一角围出单独一个场所，里面摆了两张饭桌。
首长们进来以后，饭桌上各种酒菜已经摆置齐备了。
马国雄象十字街上的那位警察一样，用两条胳膊做出路标状，弯下腰在前面引导大家入席。
高老来到席前，却不坐下来。他脸色冷峻地发问：“谁让搞这么铺张的酒席？”他扭过头看着旁边的苗凯，“我在黄原就给你们说，不要搞这一套！饭菜简简便便就行了，怎么你们还这样搞？”
苗凯尴尬地搓着双手，不知如何是好。所有其他的地县领导都肃立桌前，面面相觑，谁也不敢说话。冯世宽赶忙出来给苗凯解围，说：“这都是我们的责任，苗主任和地区领导都不知情……”
“把这些东西都撒掉，换一点便饭就行了！”高老生气地说。
冯世宽立刻对马国雄使了个眼色。马主任就慌忙把服务员叫来，把桌子上的酒菜都端下去了。一霎时，琳琅满目的两张饭桌空荡荡地只留下些调料瓶子。
好在厨房里准备的主食都是本地的风味小吃，不值什么钱：原来准备酒席完了以后才品尝，现在马主任随机应变，干脆指挥着让把这些东西端上了桌子。
高老这下高兴了，说：“这就对了嘛！我在家里就爱吃咱本地的饭食，花钱少，吃着还可口……你们以后可再不能动不动搞那些大吃二喝的酒席。我跑了几个县，农民的生活还很苦呀！你们怎么能心安理得吃下去这些山珍海味呢？”苗凯现在才松了一口气，连忙说：“我们今后一定纠正这些不正之风！感谢高老对我们的批评……不，这实际上是高老对我们的最大爱护……”
吃完午饭后，高老竟然不休息，兴致勃勃地坐车回他的出生地高店则去了……两天以后，高老已经走访了当年他打过仗的许多地方；又到年轻时的老朋友顾健翎家里吃了一顿饭——当年他在本县打仗挂过两次花，都是顾先生给他治愈的。
离县的前一天，全县三四十名仍然健在的当年的老战友，都在县招待所聚齐了。几十年没见面，高老和这些年轻时一块出生入死的弟兄们都百感交集。大家一个个都老泪纵横，又由不得喜笑颜开。
中午，高老坚持自己出钱，让招待所备办了几桌饭，请这些老战友一块聚餐。他破例端着杯子，挨桌子一个一个给老战友们敬酒。
饭后，有地县领导参加的座谈会在县招待所的会议室举行。高老不断地向这些老同志询问他们的生活和农村的其它情况。这些老汉说着说着就哭开了，纷纷张开没牙的嘴，向老首长描述农村的贫困状况和他们缺吃少穿的不幸处境。
高老戴着老花镜，一边往笔记本上记，一边不时摘下眼镜揩眼泪。所有的地县领导都低倾着头，好像被告一般接受这些老汉的审判。
临近会议结束，苗凯和冯世宽先后做了检讨式的发言。他们表示一定要狠批“四人帮”，抓纲治国，继续坚持农业学大寨运动，争取早日实现三年变面貌，五年粮食翻一番……在苗凯和冯世宽发完言后，高老脸抽搐着，说：“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生前非常关心黄原老区人民。他老人家逝世的前一年，听说黄原有的地方农民还饿肚子，都难过得流了泪……”他转过脸看着苗凯和冯世宽，“你们在几年前就给总理做过保证，要三年变面貌，五年粮食翻一番。现在仍然这样说！是不是过五年以后，还这样说？同志们，再不要光在嘴上喊口号了，要真正解决问题！照我看，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四人帮’的那一套做法还在作怪……”
苗凯和冯世宽连连地给高老点头，表示完全同意老首长的意见。
第48章
立秋前后，报纸和广播就开始号召今冬明春要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八月七日，《人民日报》专门为此发表了社论。
田福堂的心里立刻火烧火燎起来。春天的时候，他就想到要在今冬和明春在农田基建方面大显一下身手；不仅要震动原西县，还要震动整个黄原地区。想不到中央和他想到一块去了！田福堂感到惊讶的是，他的想法竟然和中央的想法不谋而合。
这位农村的土政治家又一次自大地想：如果早年间他就能好好施展自己的抱负，说不定如今也象永贵一样成为全国性人物了。
不过，话虽这么说，福堂自己也清楚，他不敢和陈永贵同志相比。他田福堂能名扬黄原就不错了。实际上，这个目标也不容易达到。眼下能人辈出，一个比一个想得大，一个比一个干得大。他要引人注目，就要想更大的，干更大的。
可是怎样干呢？他一时也想不出个眉目。修梯田已经不算一回事了；沟沟岔岔打几个小土坝也弄不出个啥名堂。他站在自己的院子里，望着周围的山山峁峁，象孩子一样突发奇想：如果能造出一种比山都高的推土机，一铲子就能削掉一座山就好了；那用不了几天双水村就变成了小平原，恐怕他大寨的人都要跑到这里来参观呢！
这不着边际的荒唐想法把田福堂自己都逗笑了。他随即严肃地转回到窑里，一边闻纸烟，一边继续盘算。就象诗人常有的那种情况一样，田福堂突然来了灵感：能不能用炸药把神仙山和庙坪山分别炸下来半个，拦成一个大坝，把足有五华里长的哭咽河改造成一条米粮川呢？
这想法使他异常兴奋！一阵猛烈的咳嗽过后，他灰白的瘦长脸涨得通红。他竭力让自己平静下来，以便对这个大胆的设想进行详细的考虑。
这的确是一件非凡之举！神仙、庙坪二山合拢，筑起一座大坝——恐怕起码是石圪节公社最大的一座坝；一两年后，哭咽河道就会淤成一道平川，双水村就能增加几倍的良田呢。到时产量别说过“纲要”，恐怕“黄河”和“长江”都挡不住！
田福堂越想越激动。尽管这还只是一个带有浪漫色彩的设想，但他好象已经看见了几年以后的壮丽美景。但是，深入一想，一连串问题紧接着就来了。不用说、炸山栏坝应该选择最佳的地方；而最佳的地方也是最叫人头疼的地方。庙坪山这面没有住人家，炸哪儿倒不成问题。可神仙山这面，只能在姓金的几家人那里动土——这地方是个窑的山嘴，与庙坪山的距离最接近。这样一来，这几家人就必须搬家。就是避开这山嘴，这几家人恐怕也无法在这里住下去了——十几吨炸药不把窑洞震垮才怪哩！
好在不论怎样选择坝址，看来还不会伤到金家祖坟；如果让那一片死人“搬家”，整个姓金的人家都会出来反对的。但让那几家活人搬家又谈何容易！
这山嘴上的两大家中，金光亮弟兄三家还好说。他们是地主成份，恐怕不敢胡龊。难说的是金俊武弟兄三家——实际上最难对付的是金俊武一个人！要撬动这个人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这样一想，田福堂的情绪有点低落下来；他的宏图大计一开始就遇到了严重的障碍。可他又不甘心放弃这个可以一鸣惊人的壮举……
在焦虑之中，田福堂想到了他的高参孙玉亭。
他马上打发放学回家的润生去叫孙玉亭到他家里来。
玉亭刚到，田福堂就很快把他引到隔壁窑洞去共同谋划这件事。
孙玉亭听了田福堂的宏伟设想，马上击节叫好，对书记的雄才大略佩服得五体投地；同时意识到在这样一场大战中，他自己也能大显一番身手了。
紧接着，当书记把此举的困难之处一一给玉亭摆出之后，这位高参倒没把这些问题当个问题。
他先对自己的统帅说：“革命事业从来不会一帆风顺。我们要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才能把农业学大寨搞好。大寨还不是斗出来的吗？”
田福堂说：“这些道理我也懂。毛主席大概说过，具体问题要具体解决。首先这搬家问题就很具体。”
“这问题不难解决。”孙玉亭说，“咱们在金家湾北头给他们几家箍新窑洞不就行了？一孔旧窑洞换一孔新窑洞，他们又不吃亏！”
“人在老地方住惯了，恐怕不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