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2007年合订本 作者: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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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2007年合订本 作者:多人- 第20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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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个倔强而又好强的孩子,任性的我这么多年来,又惹过父母多少次伤心呢?而父母自始至终,宽容地包纳一切。曾经有同学说,我们对父母来说,我们只是一种责任。对这种观念我至今仍深深抵触着,我想,责任是可以剔除的,但爱是永恒的。当爱成为一种习惯时,责任就升华得无影无踪了。我爱我的父母,所以我能体会父母是非常爱我的。
  不用海誓山盟,不用承诺,我愿意永远陪着他们慢慢地走……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13期P03
  消逝的钟声●史铁生
  站在台阶上张望那条小街的时候,我大约两岁多。
  我记事早。我记事早的一个标记,是斯大林的死。有一天父亲把一个黑色镜框挂在墙上,奶奶抱着我走近看,说:斯大林死了。镜框中是一个陌生的老头儿,突出的特点是胡子都集中在上唇。在奶奶的琢州口音中,“斯”读三声。我心想,既如此还有什么好说,这个“大林”当然是死的呀?我不断重复奶奶的话,把“斯”读成三声,觉得有趣,觉得别人竟然都没有发现这一点可真是奇怪。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是1953年,那年我两岁。
  终于有一天奶奶领我走下台阶,走向小街的东端。我一直猜想那儿就是地的尽头,世界将在那儿陷落、消失——因为太阳从那儿爬上来的时候,它的背后好象什么也没有。谁料,那儿更像是一个喧闹的世界的开端。那儿交叉着另一条小街,那街上有酒馆,有杂货铺,有油坊、粮店和小吃摊;因为有小吃摊,那儿成为我多年之中最向往的去处。那儿还有从城外走来的骆驼队。“什么呀,奶奶?”“啊,骆驼。”“干嘛呢,它们?”“驮煤。”“驮到哪儿去呀?”“驮进城里。”驼铃一路叮玲铛琅叮玲铛琅地响,骆驼的大脚趟起尘土,昂首挺胸目空一切,七八头骆驼不紧不慢招摇过市,行人和车马都给它让路。我望着骆驼来的方向问:“那儿是哪儿?”奶奶说:“再往北就出城啦。”“出城了是哪儿呀?”“是城外。”“城外什么样儿?”“行了,别问啦!”我很想去看看城外,可奶奶领我朝另一个方向走。我说“不,我想去城外”,我说“奶奶我想去城外看看”,我不走了,蹲在地上不起来。奶奶拉起我往前走,我就哭。“带你去个更好玩儿的地方不好吗?那儿有好些小朋友……”我不听,一路哭。
  越走越有些荒疏了,房屋零乱,住户也渐渐稀少。沿一道灰色的砖墙走了好一会儿,进了一个大门。啊,大门里豁然开朗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大片大片寂静的树林,碎石小路蜿蜒其间。满地的败叶在风中滚动,踩上去吱吱作响。麻雀和灰喜鹊在林中草地上蹦蹦跳跳,坦然觅食。我止住哭声。我平生第一次看见了教堂,细密如烟的树枝后面,夕阳正染红了它的尖顶。
  我跟着奶奶进了一座拱门,穿过长廊,走进一间宽大的房子。那儿有很多孩子,他们坐在高大的桌子后面只能露出脸。他们在唱歌。一个穿长袍的大胡子老头儿弹响风琴,琴声飘荡,满屋子里的阳光好象也随之飞扬起来。奶奶拉着我退出去,退到门口。唱歌的孩子里面有我的堂兄,他看见了我们但不走过来,惟努力地唱歌。那样的琴声和歌声我从未听过,宁静又欢欣,一排排古旧的桌椅、沉暗的墙壁、高阔的屋顶也似都活泼起来,与窗外的晴空和树林连成一气。那一刻的感受我终生难忘,仿佛有一股温柔又强劲的风吹透了我的身体,一下子钻进我的心中。后来奶奶常对别人说:“琴声一响,这孩子就傻了似地不哭也不闹了。”我多么羡慕我的堂兄,羡慕所有那些孩子,羡慕那一刻的光线与声音,有形与无形。我呆呆地站着,徒然地睁大眼睛,其实不能听也不能看了,有个懵懂的东西第一次被惊动了──那也许就是灵魂吧。后来的事都记不大清了,好象那个大胡子的老头儿走过来摸了摸我的头,然后光线就暗下去,屋子里的孩子都没有了,再后来我和奶奶又走在那片树林里了,还有我的堂兄。堂兄把一个纸袋撕开,掏出一个彩蛋和几颗糖果,说是幼儿园给的圣诞礼物。
  这时候,晚祈的钟声敲响了──唔,就是这声音,就是他!这就是我曾听到过的那种缥缥缈缈响在天空里的声音啊!
  “它在哪儿呀,奶奶?”
  “什么,你说什么?”
  “这声音啊,奶奶,这声音我听见过。”
  “钟声吗?啊,就在那钟楼的尖顶下面。”
  这时我才知道,我一来到世上就听到的那种声音就是这教堂的钟声,就是从那尖顶下发出的。暮色浓重了,钟楼的尖顶上已经没有了阳光。风过树林,带走了麻雀和灰喜鹊的欢叫。钟声沉稳、悠扬、飘飘荡荡,连接起晚霞与初月,扩展到天的深处或地的尽头……
  不知奶奶那天为什么要带我到那儿去,以及后来为什么再也没去过。
  不知何时,天空中的钟声已经停止,并且在这块土地上长久地消逝了。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教堂和幼儿园在我们去过之后不久便都拆除。我想,奶奶当年带我到那儿去,必是想在那幼儿园也给我报个名,但未如愿。
  再次听见那样的钟声是在40年以后了。那年,我和妻子坐了八九个小时飞机,到了地球另一面,到了一座美丽的城市,一走进那座城市我就听见了他。在清洁的空气里,在透澈的阳光中和涌动的海浪上面,在安静的小街,在那座城市的所有地方,随时都听见他在自由地飘荡。我和妻子在那钟声中慢慢地走,认真地听他,我好象一下子回到了童年,整个世界都好象回到了童年。对于故乡,我忽然有了新的理解:人的故乡,并不止于一块特定的土地,而是一种辽阔无比的心情,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这心情一经唤起,就是你已经回到了故乡。
  本文摘自《读者》2007第13期P06
  我们离“诚信中国”有多远●且 东
  诚信,是炎黄子孙的祖训。到了今天,子孙们对这个词还能挺起胸膛,问心无愧吗?
  在1992年到1998年6年间,全国发生的重大劣质酒中毒案,一共是8起,死亡人数是751人。2001年全年,关于虚假广告、假冒商品、计量不足、欺诈骗销等和厂商失信有关的行为投诉就有二十多万件,而经济合同竟然有50%都带有欺诈性。每年,中国因为诚信问题而造成的经济损失是5855亿人民币。轰动一时的四川綦江彩虹桥在刚刚投入使用时就塌陷,并造成了重大的伤亡事件,这其中至关重要的一个原医就是因为使用了劣质钢材。
  如今,每逢中秋佳节,当人们想买月饼的时候,条件反射的就会想起南京的“冠生园陈馅月饼事件”。
  1918年,广东人冼冠生白手起家开创了冠生园这个品牌,到了20世纪30年代该品牌已经名噪一时。当时,公司请了著名的影星胡蝶女士,担任品牌形象代言人,还打出了“唯中国有此明星,唯冠生园有此月饼”的广告。到了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全国上下有几百家企业希望能和冠生园联营,就算被冠生园吞并也在所不惜。冠生园很快成为了拥有百余家企业的大集团公司,公司的品牌资产甚至要以亿来计算。
  然而,在南京的“冠生园”事件发生后,冠生园就成了假冒伪劣、坑蒙百姓的代名词了。不仅如此。国内整个月饼市场也因为这件事情受到了巨大的影响,人们质疑的不仅仅是冠生园集团所属所有公司,全国从事经营月饼的商家,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河南,也有自己引以为傲的品牌,像“莲花味精”、“双汇火腿肠”、“新飞电器”等一大批全国知名的品牌,都是由河南人创出的。但是,当河南尉氏县的“棉花掺假”案和“有毒大米”这两起震惊全国的造假案件出现后,它曾经的功绩似乎也抵不过这些让人触目惊心的过错。之后,河南方面“—假再假”的报道开始陆续传出。从此,在大家的潜意识里,提起河南首先想到的就是“河南假货多”。
  而更令人伤心的是。在2000年“郑百文”发布年度假报表,欺骗千万股民的事件还未平息,就紧接着传出了“基金黑幕”背后的缘由。这让河南的商品甚至河南人的形象,更加无以复加地坠入了无底的深渊。
  接二连三的关于“假”危机的披露,使人们纷纷感到,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商品的质量却越来越没有保障了。例如:山西的假酒事件使得山西的百年企业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创,
  甚至殃及了整个山西的酒业市场。如今,跟股民提起琼民源、红光实业、郑百文、银广厦、猴王股份等一些造假的公司,相信出现在股民脸上的表情只有忧愁和愤恨。还有,牟其中从中国首富到中国首骗,其结果不仅使得南德关门倒闭,牟本人也身陷囹圊,成为阶下囚。厦门远华案、广东增值税案,给中国经济蒙羞。安达信和中天勤事件让世界会计事务所遭到信任危机。
  这些造候事件,就是在“3.15”维权日益深入民心,“天天3.15”的口号频频出现的环境下,愈演愈烈的。那些假冒伪劣产品层出不穷,而制假售假的商家也开始变本加厉,他们的行为给消费者带来了深深的伤害。
  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市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会长纪世瀛曾经说过,目前的中国市场经济,存在着十分严重的信用危机。其范围之广,程度之深都是令人震惊的,而且已经严重地影响到了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同时也成为了招商引资,国际合作的重大隐患。纪世瀛还把当前中国企业的信用危机归分为五类:商业信用危机、金融信用危机、产品信用危机、科学技术信用危机、官员信用危机。
  目前,中国人对他人的信任意识正在受到严峻的考验。在现实的生活中,制假售假、坑蒙拐骗、欺诈等等,一些有损诚信原则的事件正在不断上演。正是由于这种互相不信任的环境,严重地影响了公民的消费和公司的投资。最直接的体现,百姓在日常生活中,需要事事小心谨慎。买东西的时侯得时时警惕,是不是自己的现金被别人换成了假币,还得担心假冒伪劣或是缺斤少两,“小心驶得万年船”已经是人们心底的不二法则。可悲呀!
  面对社会的诚信危机,那些通过放贷手段经营的银行,也不得不“惜贷”。一些企业更是不敢轻易的投资,引进外资也是疑虑重重。为了尽量不被骗,一些企业和商家在市场的交往中,只好步步为营,如履薄冰,甚至有些交易开始采取原始的办法“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市场秩序被破坏,公民利益得不到保障,这些成为了中国企业制度改革的悲剧,这也是中国人的道德悲剧,同时还是中国整个社会的一大公害。失去信用带来的危害足以证明,诚信正在进一步考验着中国市场的经济秩序,而诚信的缺失,也将会给人们的生活和经济秩序带来恶劣的影响。
  南方的一家新闻媒体,曾经做过一份问卷调查,在问卷中有这样两个问题:
  “如今我们这个社会最需要树立的风气是什么?”
  “如今人们最缺乏的品德是什么?”
  最后调查的结果显示,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居然是一样的,那就是:“诚信!”
  信用已经成为了个^和企业的“第二个身份证明”,如果一个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失去了诚信,那么就不会再有人愿意与其合作。而如果商家失去了诚信,它也不能再在市场上立足。国家如果失去信用,那么社会的稳定与政治局面将会受到影响。经济不能持续发展,国民也不可能富强。而一个缺乏诚信意识的民族,也绝不可能在世界民族之林占有一席之地。
  当今社会,信用才是道德的核心。诚信意识就是信用意识,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从某种意义上说,信用经济,就是以诚为本,诚以信为基,信以德为源。
  现在,一说起中国人的诚信问题,就会有很多人拿西方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之相比。他们会说在国外人们是怎样遵守公德,如何的文明,而反过来看中国人的素质,实在是无法相比。
  中国人产生这样的想法,并不能说是崇洋媚外,主要就是现实生活中的环境逼迫而成的。身为礼仪之邦的国民,中国人自己都不讲诚信实在是件令人心痛的事情。其实,并不是因为中国人不具备遵守诚信的素质,而是因为缺乏一个诚信的大环境,缺乏建立和维系诚信的保障和力量。
  诚信在社会伦理体系中,是基于最底层的,它的建立、维系和普及,必须通过四种力量来实现:良好的职业道德,广泛的舆论监督,健全的法制及严厉的监督。
  “民法通则”第四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平等、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在市场经济下,各种事实都说明市场经济是靠竞争来配置资源的。但在自觉重信誉、守信用的制约环境里,人们就不会感受到法律的强制力。于是,重塑诚信,亟须重典,加大对失信者的法律制裁力度。但是直到现在,在中国依然还没有完整的—套行之有效的对失信者的惩戒制度。
  宣传诚信,不仅要靠道德规范的约束,同时也要靠法律来进行约束。
  第一,要减少诚实守信行为的代价和成本,不能使讲信用重信誉的人成为事实上的吃亏者。
  第二,坚决不能让背信弃义、欺诈制假的行为,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行为。例如,不能让假话、假数字成为提高政绩的帮凶;不能让假合同、假冒伪劣产品成为可以牟取暴利的工具……这样下去必然会形成一种负面的映射。
  每当这种事情发生,国家的惩治机制一定要及时启动,使那些假冒伪劣的产品不能代替真的产品,使不恪守诚信者不但不能从中受益,而且还要加大成本,并受到严厉的惩处、罚款,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沉重的代价。只有这样,重塑诚信才可以得到保证。
  在中国,诚信自古以来就是人们所推崇的品质。古人曾经说过:“真实无妄,始终不息,表里不杂,谓之诚;徇物无违,四端百行,必以其实,谓之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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