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2007年合订本 作者: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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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2007年合订本 作者:多人- 第10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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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眼睛,你就知道自己该怎么做。
  我的祖父教过私塾,我的父母是中专语文教师,而我和我的妻子现在都在北大中文系教书,这种“一脉相承”,使得我对教师这个职业有很深的感情。教书光荣,但教好书不容易。除了个人的天赋、才学以及后天的努力,学术环境无疑是至关重要的。我从不敢说“是金子就会发光”之类的大话。古今中外,“怀才不遇”的,那才是常态;像我这样,就那么一点点才华,能得到较好的发挥,得益于北大相对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更得益于我所在的小集体——北大中文系。留校教书二十几年,经历诸多风雨,全靠诸位前辈遮挡,我才得以从容读书。只是随着时光流逝,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已退出讲堂。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林庚先生上最后一课时,学生们如痴如醉,久久不愿散去;钱理群教授最后一次在北大讲鲁迅,多少听众热泪盈眶。现在,他们或者退而不休,回到安宁的书斋,从事自己喜欢的专业著述;或者已经谢世,隐入历史的深处。作为仍然活跃在讲台上的教师,我衷心感谢他们曾经给予的提携与鼓励。
  说到这,不禁悲喜交集。喜的是此次获奖,说明我没有太辜负他们的期望;悲的是老成凋谢,天丧斯文,2006年,北大中文系竟然有6位教授不幸仙逝。除了刚才提及的97岁的诗人、文学史家林庚先生,还有语言学家林焘先生、徐通锵先生,文学史家褚斌杰先生,民间文学专家汪景寿先生;更让人悲伤的是,年仅49岁的孟二冬教授也离我们而去。孟教授教书育人的事迹广为传颂,其他几位先生,同样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7期P14
  “来生”选择里的今生期待毕书之
  “假如有来生,你想做哪国人?” 按当下时髦的说法,这显然是一个“伪命题”。但对于这个“伪命题”的选择,却多少可以折现人们对于当下的态度和对于未来的期待,因此倒也不能说全然没有意义。〃
  在刚刚过去的九、十月里,中国和印度的媒体不谋而合地用一次调查问卷,分别回答了上述这个“伪命题”。《印度时报》最近公布了一项民意调查报告,在新德里、孟买、加尔各达等五大城市对18…35岁的群体所作的调查中,将近90%的受访者坚持“假如有来生,还做印度人”。原因主要包括“丰富的精神遗产令人骄傲”、“快速的经济增长令人期待”等。(10月30日《环球时报》)在中国这边,9月里某著名网站所做的一项“如果有来生,你愿不愿意再做中国人”的调查,截至9月10日晚,10234参与者当中,64%的选票表示“不愿”。对于“不愿”的因,认为自己“缺乏尊严感”的占了37。5%;另有17。6%的选票投给了“幸福离我很遥远”。
  笔者无意于通过简单对比,去讨论“国内月亮与外国月亮谁更圆”之类没有意义的问题。毕竟,各国有各国的情况,不同的数字背后,是各自不同的生存土壤。接受调查者的身份、对生活的态度、宗教的信仰(佛教讲前世今生)、民主观念的张扬程度等等,都决定着对于“来生”命题的选择。
  但让人难理解的是,作为一个“数百年来最好”的时代,作为一个跺跺脚就能令全世界感受到震动的政治大国,为什么会有那么高比例的人“缺乏尊严感”?作为一个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了二十多年的经济强国,为什么会有那么高比例的人“看不到幸福”?显然,这样一个调查结果,与中国目前的现状实在相去甚远。撇掉一部分网民“遇物必反”的“愤青”逻辑,从这个不是很搭边的“参照”中,能反思出什么有价值的因素呢?
  根据印度媒体的调查,印度人有强烈的归属感,很多人认为,“印度有不足,表面看也有点脏、乱、差,但印度有自己的特点,没有随着全球化的脚步迷失自己。不论你喜欢与否,这是印度,而不是别的国家”。这样的感觉在中国人身上似乎很缺乏。亚洲开发银行项目官员翟华日前在《环球时报》撰文感叹:中国人失掉自豪感了吗?当他说出这样一个话题的时候,外国人完全不能理解:10%的经济增长率、1万亿美元外汇储备、2008年奥运会,还有遨游太空的“神舟”飞船,羡煞了多少“老外”,你们还要怎么着?
  但中国人却好像就是对这些成就充目不见,倒是看自己怎么也不顺眼。在很多中国人的潜意识里,现代化就是国际化,国际化就是西方化,西方化就是美国化。于是,到处都是“中国的xx”(xx几乎都来自美国),却全然没有平衡的心态,给自己一个准确的定位。总是要从人家的嘴巴里找到自己的坐标,人家说咱一句“OK”我们乐半天,人家皱皱眉头我们就有人愁得掉眼泪,外企的一句广告词,也会令我们动辄愤怒不堪。丧失了自豪感,如何不“缺乏尊严感”?
  印度人自我认同的第二大原因是他们多认为“印度经济的发展迅速,自己可以从中得到好处”。虽说人对于物质的追求是永不会满足止步的,但中国的现代化起步比印度要早,经历了20多年的快速发展,国人的整体生活质量大大提高,大家“吃得营养了、穿得洋气了、住得相对宽敞了”,按理说,大家幸福感应该更强,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说“看不到幸福”?学者孙立平先生的一个说法或许可以作为参考。他认为,我们老说“改革开放以来”,好像这20多年的发展就是一个概念,实际不然。在80年代,经济增长一般会带来社会状况的改善,但到了90年代以来,经济的增长很大程度上已经不能导致社会状况的改善——即使经济有快速发展,社会中很大一部分人并不能从中直接受益,一部分人被甩到了同步增长的社会结构之外,而要通过后期的利益调整来实现其利益的保障。在保障体制不够健全的情况下,一些人就会产生与社会断裂开的“非认同感”。
  面对这样一个很多人未必乐见的网调结果,我们不能讳疾忌医,而应该从积极的角度来反思。不管是人对于自身物质性的关注,还是对于社会坐标的迷茫,提高对国家、社同的认同感,按照约瑟夫*奈的说法,都算是国家的“软实力”,都是“决胜未来”的力量,不能等闲视之。借鉴社会学家帕森斯的“社会整合理论”,在当前利益阶层多元化、社会群体复杂化的背景下,需要通过研究、考量各种社会群体的具体情况,从利益、荣誉感、文化力等多个方面,实现国民认同感的“整合”——这显然不是单个机构就可以实现的,需要从国家的高度通过统一有力的举措来实现。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7期P44
  “飞特族”——我打工,故我在浩富
  “爱做就做,爱玩就玩,自由自在,不用老是要看老板脸色”,如果有这样一种工作那该多惬意。 甭说,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近年来在北京、 广州、南京等地就出现了这样一批边玩边干活的年轻人,他们有个很洋的名字——“飞特族”
  过自己想过的生活
  “飞特族”的英文名字叫Freeter,Freeter是一个混合词,来自英语的free(自由)和德语的arbeiter(工人),指的是那些连续从事兼职工作不满5年的年轻人。日本官方对“飞特族”的定义是:年龄在l5岁34岁之间,没有固定职业,从事非全日临时性工作的年轻人。
  在日本和台湾地区,它是当前非常风行的工作方式,根据统计,日本15岁34岁的“飞特族”,从1990 年的l83万人,至200l年已增至417万人,可见,在这个年龄层,每9位就有一位是“飞特族” 。台湾地区的年轻人哈日成风,约有5l%的大学毕业生成为“飞特族” 。
  Freeter代表的是一种自由的工作方式。“飞特族”往往只在需要钱的时候去挣钱,从事的是一些弹性很大的短期工作。钱挣够了,就休息 ,或关门旅游,或在家赋闲。
  在中关村某IT企业做项目主管的Landy 就是典型的“飞特族”,今年刚刚31岁的他至今已经换过5次工作。不久前他刚刚离开了那家公司。 “我在这个公司做得算长了,两年,也攒了近20万,现在我打算休息半年,拿出一半的钱去旅游,先去跑日本,然后再去欧洲几个国家转一转。
  享受“飞特”生活的徐岚自己开了一家小店。花800块钱租下了十字街上的二室一厅,装修布置没有花太多的钱,灯罩请学国画的朋友手绘,饰品由她自己编织,再托朋友从尼泊尔和韩国以低价代理些首饰,一问颇有格调的精品店就开张了。小店是自己的,便没有关门的压力,徐岚坚持每天睡到自然醒,慢条斯理地绕江散步,然后懒懒地打开门做生意。每隔两个月,徐岚总会“关门大吉” 坐上列车硬座,到宁静的小城隐居,比如西塘,比如长岛。只要食可果腹,徐岚就绝不为生计奔波,或游山玩水,或无为度日。
  从不担心“丢工作”
  长期以来,人们找工作追求的是职位稳定,环境相对轻松,就是所谓的“铁饭碗”。君不见,公务员待遇不错,职位稳定,工作环境轻松,所以近年来公务员报考人数激增,出现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现象。找工作是目前社会令人关注的问题,一且有了工作,人们常常不敢得罪领导,千方百计要保住,唯恐失去。可对于“飞特族”来说,这样的情况却不存在。
  “飞特族”多数也是大公司或比较有规模的企业或单位的一员,正常工作的时候,和普通的全职上班族状态相间,甚至工作时更加卖力。所不同的是,他们从不担心“丢工作”。往往在某个岗位上工作一段时间后,就主动提出离开,甚至为了享受一个“悠长的假期”,不惜得罪老板,当然,最主要的是他们每次找工作都不费劲支撑这种“自由”的本钱是实力,也就是说有真才实学作为保障。
  管小姐毕业于沪上名牌大学,刚毕业,没费周折就被一家大型的外资企业看中,成为正式员工。虽然工作的环境和待遇都不错,但管小姐总觉得自己的生活中少了些什么。难道这样11月九晚五的职场生活就是她为之奋斗的目标?她的自身价值究竟在哪里?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她,这样的生活让她厌倦。于是,在工作满5年后,凭着自己丰富的工作经验和各方而的积累,她选择了辞职做起了自由自在的“飞特族”。接下来的这段日子,管小姐对自己的职业有了一番全新的体验:通过一些朋友介绍,她成为某些报刊的专栏写手,为了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和含金量,她不断地找机会充电,每周保持在三次以上。她希望自己能不断地补充养分,尽量快地吸收最新的信息,及时跟上社会发展的节奏。
  自由,没有什么可以阻止
  “飞特族”的出现,主要是因为年轻人开始有不同的工作价值观,越来越追求自由自在的生活。现在的年轻人崇尚自由,他们喜欢随意,喜欢轻松,喜欢新鲜,更喜欢个性。这些喜欢,不仅仅体现在日常的生活中,同样还体现在职场这个时尚的舞台上。他们可以是外表鲜亮、本质清纯的“邻家女孩”,也可以是衣着简单、内心思虑缤密的职场老手,还可以是看近不看远、每个月把钱花光的“月光族”,更可以是精打细算的小女人。如今,他们又不求长久性的正当职业,只想自由打工,追求自主空间,不希望受“朝九晚五”的工作拘束,他们为生活而挣钱,却从不为挣钱生活着。这一切,都在他们的随性中变换自如,自由的理念在他们身上得到充分发挥和利用。
  “飞特族”——想说爱你不容易
  与全职上班族相比,半休闲式的“飞特族”看起来似乎很吸引人,但也有人对这一现象感到担忧。
  据了解,在日本,政府部门就曾对外宣布,“飞特族”如果放任不管,数十年后,15岁以上的人口中,两个人中就有一个会不工作,国家的竞争力也将有所下降。而且,同年代的人,在“飞特族”与正式员工之间,将出现收入上的鸿沟。
  北京社科院人力资源专家林教授分析,“飞特族”做事是为了休息,而不是想要另一份更好的工作,表现为“两个极端”:一是没有明确的职业发展目标,从事简单职业,随时准备离开:二是为追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在工作和休息之间做一个合理的平衡,利用“飞特”带来的时间上的弹性,为自己重新出发做出更好的心理上和实际上的准备。
  社会上对“飞特族”类似的忧虑和异议并不少见。人们普遍认为,“飞特族”无法累积工作资历与专长,尤其在年过30岁之后,要找到好的工作不容易。 “飞特族”如果靠着时薪工作,要养活自己还算容易,但是靠打工的时薪,要养下一代就很困难。“飞特族”现象,将使晚婚、不婚情况更为严重,养老的社会成本,也将会成为国家沉重的负担,并侵蚀国力。更有人断言,看似自由无拘束的“飞特族”,多半没有足够应付社会变迁的能力,最后将会因年轻时追求一时的快乐,老年时就必须付出孤寂与贫苦的代价。
  “飞特族”造就职场新人类
  对于社会上的异议,“飞特族”自己却不这么看。朱小姐原在国企工作。国企工作最大的特点就是稳定,但这却不是她想要的。所以,在工作了4个年头后,她最终还是选择了自由的工作方式。休息了半年后,她把自己的精神状态调节到最佳点,其间,还为一些企业做过几个项目策划。之后,她在一个私人广告公司待了半年。 2001年,她到了一家有一定规模的室内装潢公司担任项目经理。工作一年后又离开了,休息了3个月。后来,应聘在某家杂志社做广告总监。这个工作很自由,虽然压力也很大,但符合她的性格,相对来说,这是她做得比较长的一个工作,大概有一年半左右。现在,朱小姐又回到休息状态。父母对她的现状和工作方式有很大的看法和异议。但她很清楚,如何把你每一份的短暂变成你的资本和积累,并让这种资本变成你将来永恒的基础,这是很关键的。在做每一份工作的时候,她都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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